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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新出金文拓片精华全收录
金文是指铸造在殷周青铜器上的铭文,也叫钟鼎文。商周是青铜器的时代,青铜器的礼器以鼎为代表,乐器以钟为代表,“钟鼎”是青铜器的代名词。
中国在夏代就已进入青铜时代,铜的冶炼和铜器的制造技术十分发达。因为周朝把铜也叫金,所以铜器上的铭文就叫作“金文”或“吉金文字”;又因为这类铜器以钟鼎上的字数最多,所以过去又叫作“钟鼎文”。 金文应用的年代,上自西周早期,下至秦灭六国,约800多年。金文的字数,据容庚《金文编》记载,共计3722个, 其中可以识别的字有2420个。
中文名金文
外文名Bronze Inscriptions
起源青铜时代
类型篆书
金文是中国古汉字一种书体的名称。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铜器上铭文字体的总称。金文可略分为四种,即商朝金文(前1300年左右~前1046年左右)、西周金文(前1046年左右至前771年)、东周金文(前770年~前222年)和秦汉金文 (前221年~前219年)。
商朝金文
纵然商朝以前已有青铜器,金文之始,实在盘庚迁殷(今河南安阳西北)后。初时只有寥寥数字,及至周初,已达千二百余字。商末铸有金文之青铜器日多,然所述仍十分简略,多为铸者或其先祖之名讳。至商亡时,方有文章出现,然其时最长之文,仍仅有四十余字。
西周金文
及至周代商起,金文渐兴,天子之事,如昭王南巡,穆王西狩等,多有记述。
东周金文
自平王东迁以降,铁器渐见,钟等青铜乐亦渐多,且亦能铸文于青铜器外侧,故金文所录,已非如当初般,只为王公大臣之事,战功、音阶等,皆有铸录。此时金文被广泛使用,堪称全盛时期。
秦汉金文
秦始皇一统天下后,诏令书同文,并于四方立碑,所用之文字皆为小篆,且不再刻铭文于钟鼎之上,由是金文渐衰。及至汉代,民间多铸铭文于铁器之上,青铜之器,不复使用,金文自是不见于史。
金文早在汉代就已不断出土,被学者所研究。金文是研究殷商、西周、春秋、战国文字的主要资料,也是研究先秦历史的最珍贵的资料。与甲骨文相比,甲骨文笔道细、直笔多、转折处多,为方形有所不同,金文笔道肥粗,弯笔多,团块多。铜器上的铭文,字数多少不等。所记内容也很不相同。其主要内容大多是颂扬祖先及王侯们的功绩,同时也记录重大历史事件。如著名的毛公鼎有497个字,记事涉及面很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
金文的内容是关于当时祀典、赐命、诏书、征战、围猎、盟约等活动或事件的记录,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金文字体整齐遒丽,古朴厚重,和甲骨文相比, 脱去板滞,变化多样,更加丰富了。金文基本上属于籀篆体。这些文字,在汉武帝时就已被发现,当时有人将在汾阳发掘出的一尊鼎送进宫中,汉武帝因此将年号定为元鼎。以后金文又陆续有所发现。
宋代文人欧阳修、赵明诚都善书,对金文作过研究和记载。周宣王时铸成的《毛公鼎》上的金文很具有代表性,其铭文共32行,497字,是出土的青铜器铭文最长者。《毛公鼎》铭文的字体结构严整,瘦劲流畅,布局不驰不急,行止得当,是金文作品中的佼佼者。此外,《大盂鼎》铭、《散氏盘》铭也是金文中的上乘之作。
金文书法
金文书法,是以金文笔意创作的书法。
金文的发展促进了书法艺术的发展。西周时期的金文是一种很成熟的书法艺术,向为书法史家所重视。它改写了长期以来认为的,谈书法只能从隶、楷书始和魏晋南北朝以后才有真正书法艺术的传统认识,并把中国书法艺术的历史推溯至 3000 多年前。
金文的书体,一般称为大篆或籀书,也有称为古籀的。籀是周宣王时的史官,籀书即为他所写的字书。青铜器铭文是按照墨书的原本先刻出铭文模型的陶范,再翻范铸造出来的。由于商周时期已有很精湛的青铜铸造技术,所以翻铸的金文一般都能够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出墨书的笔意。因此,商周的金文实际上是一种墨书的书法艺术。
商代的金文书法是在甲骨文的基础上产生的。它的字数不多,字体瘦长,笔道遒劲雄美,行气疏密有致,结构严谨,情势凝重,各有风韵。有人曾归纳为两种风格,一种是笔势雄健,形体丰腴,笔划起止多露锋芒,间有肥笔,另一种则是运笔有力,形体瘦筋,笔划多挺直,不露或少露锋芒。[3]
周灭商以后,商王朝铸造青铜器的工匠相继归周。周人继承了商人的金文书法,使之发展成具有独特风格的金文书法艺术。
西周早期的金文从书体和书法风格来看,总的情势是清秀优美,笔道首尾出锋,有明显的波磔,结构严谨,行款章法自如。其前期的作品风格质朴平实,多挺拔的悬针笔法,仍带有甲骨文的影响。如武王时的利簋和天亡簋(或称大丰簋),字体平易古朴,笔划方圆兼备,具有凝练平直之气。利簋仅用短短 32 字就记述了武王代商的重大历史事件,因而被称为武王克商簋,是迄今所见西周最早一件铸铭铜器,开创了西周金文书法的先例。
后期的风格凝重雄放,已显出金文的独特艺术。如成王时的令、保卣,康王时的大盂鼎、大方鼎等,书法凝练奇古,雄伟挺拔,遒劲华丽,从人形或以人为偏旁的字及王字等,多用肥笔,用笔轻重明显,被书法家称之为“波磔体”。尤其是大盂鼎的金文,共 19 行,291 字,记载了康王追述文武受命,克殷建邦的伟绩,其文字端庄典雅,大小得体,形态生动,为成康之世金文书法造诣最高一品,其拓本摹本至今尚被书法大家所珍视。
一,霸伯簋 (一)
唯十又一月,丼 (井) 弔 (叔) 来拜,迺蔑霸白 (伯) 历,史 (使) 伐,用寿 (帱) 二百、丹二糧,虎皮一。霸伯拜稽首,对扬弔 (叔) 休。用作宝簋,其万年子子孙孙其永宝用。
二,霸伯簋 (二) (释文同上)
三,霸伯簋(三) (释文同上)
四,霸伯簋 (四) (释文同上)
五,霸伯方簋
唯正月王祭于氐,大奏,王易 (赐) 霸白 (伯) 贝十朋,霸白 (伯) 用乍 (作) 宝 (?),其万年孙子其永宝。
六,霸伯山簋 (一)
唯十又一月,丼 (井) 弔 (叔) 来拜,迺蔑霸白 (伯) 历,史 (使) 伐,用寿 (帱) 二百、丹二糧,虎皮二。霸伯拜稽首,对扬井弔 (叔) 休。用作宝簋,其万年子孙其永宝用。
七,霸伯山簋 (二) (释文同上)
八,霸伯山簋(三) (释文同上)
九,邾季簠 (一)
邾季口口用作仲娸用铸宝簠,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
十,邾季簠 (二) (释文同上)
十一,芮伯作王姊盘
芮伯拜稽首,敢作王姊盘,其眔倗伯万年,用飨王逆洀。
十二,三足盘
年白 (伯) 蔑休于王。沪 (赐) 我市,(?)(匹光)(龠隹)(方人?)。我蔑休于王,赐赤市、玄 (衣)、金车、旂 (市)?。乍 (作) 盤,乌 (呜) 虍 (呼),大吏 (彳匕) 邦君,用享朕尊。年白 (伯) 受休于王,其永宝,用厥。唯曰:我 (厂矢殳) 王休,姑丕于宗彝大鼎。馶氒 (厥) 名姑于般。我 (宀某人) 无金里,我万年保?。我乃其于宗彝大宝,对?氒 (厥) 名。
十三,鸟盉
乞誓曰:“余某弗称公命,余自无,则鞭”。身笰传出,报厥誓,曰,“余既曰余称公命,襄余亦改朕辞,出弃,丵公命”。用作宝般盉,孙孙子子其万年用。
十四,霸伯盂
惟三月,王吏,伯考蔑,尚历归,弓矢 劳 旁鬯臧尚,拜,稽首,既稽首,徙宾,献,宾用虎皮,‘称’,毁。用章卉献日,命宾曰:“拜,稽首。天子蔑其臼,历践,敏。用章,遣,宾献,贮鱼皮两侧,毁,用章,禾马,又毁,用玉,宾出,以俎,或共伯,或汇舁贮玉,禾车,宾出,伯贵宾于蒿,或舍宾马。霸伯拜稽首,对扬王休,用作宝盂,孙孙子子其万年永宝。
十五,即盘 (图片不宜公开)
唯王三月初吉,庚申。王在康宫,各大室。定伯入,右即。王乎:‘令汝赤市、朱黄、玄衣、黹屯、銮旂。’曰:‘辭琱宫,夷虤[㫃稻]用事。即敢对扬天子丕显休,用作朕文考幽叔宝 (盘),即其萬年子子孙孙永宝用。
十六,气盘
唯八月戊申,霸姬以气讼于穆公,曰:以公命用簋朕臣妾自气,不余气。公曰:余不女命曰:霸姬。气誓曰:余某弗 称公命,用 霸姬。余唯自舞,鞭五百,罚五百寽。报厥誓曰:余称公命,用霸姬。余唯自舞,则鞭身,传出。报厥誓曰:余既曰称公命,襄余改朕辞,则出弃。气则誓。对公命,用乍 (作) 宝盘盉,孙孙子子其万年宝用。
十七,仲筍人盘
仲筍人肇,作 (宜刂) 姬宝盘,其用夙夜,享于厥宗用,享孝于朕文祖考用,匄百福,其万年永宝,子子孙孙其万年用,夙夜享考于厥宗用。
十八,晋公盘
隹 (唯) 王正月初吉丁亥,(晉) 公曰:我皇且 (祖)(唐) 公 (膺) 受大命,左右武王,(殽—敎)(畏—威)百 (蠻),廣 (闢) 亖 (四) 方,至于不 (丕) 廷,莫[不]秉 (?)。王命 (唐) 公,建 (宅) 京 (師),君百乍 (作) 邦。我 (烈) 考憲公,克亢配,彊武魯宿,名不,虩 (赫赫) 才[上],啓 (寶) 虔今 (?),台 (以)(乂)(朕) 身,孔嘉 (晉) 邦。公曰:余 (唯) 今小子,(敢) 帥井 (型) 先王,秉德 (秩)[秩],(協) 燮萬邦,(哀)[哀]莫不日 (卑)(恭),余咸畜胤 (俊) 士,乍馮 (朋) 左右,保 (乂) 王國,刜,台 (以)(嚴) 虩若否。乍 (作) 元女孟姬宗彝般 (盤),甾廣啓邦,虔 (恭)(盟) 祀,卲 (昭)(答) 皇 (卿),(協)(順)百黹 (職)。(唯) 今小子,(敕)(乂) 爾家,宗婦楚邦,烏 (於)(昭) 萬年,(晉) 邦隹 (唯) 雗 (翰),永 (康) 寶。
隹(唯)十又一月,丼 (井) 弔 (叔) 來[來又]鹵,蔑霸白 (伯) 歷,吏 (使) 伐,用壽 (疇) 二百、丹二糧,虎皮一。霸伯拜稽首,對楊(揚)丼 (井)弔 (叔) 休。用乍(作)寶簋,其萬年子子孫孫其永寶用。
▲ 霸伯簋 (一)
▲ 霸伯簋 (二)
▲ 霸伯簋(三)
▲ 霸伯簋 (四)
唯正月,王祭剅於氐,大奏,王易 (賜) 霸白 (伯) 貝十朋,霸白 (伯) 用乍 (作) 寶(鑒),其萬年孫子其永寶。
▲ 霸伯山簋 (二)
▲ 霸伯山簋(三)
霸伯山簋少见字
卤(盐),金文有如下写法
拜,金文有如下写法
稽,金文有如下写法
对,金文有如下写法
四、邾季簠。邾季是小邾国早期某位国君的幼弟,名叫夗,夗是蜿蜒委曲,本义为捕鱼用的竹网,用蜿蜒曲折的竹网捕鱼,收获比其他方式更多,故以夗为名,实则是收获、丰收之意,是长辈对邾季的美好愿景。释文:
邾季夗[芔辠](萃)用乍(作)中(仲)娸用鑄寶簠,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內(芮)白(伯)拜稽首,敢乍(作)王姊盤{盉、甗},其眔倗白(伯)邁(萬)年,用饗王逆洀。
(桋)白(伯)
(蔑)休于王,易(賜)
(
)巿(韍)、
(檾)
(衡)、
(翟)
。或
(蔑)休于王,易(賜)赤巿(韍)、
金束<革>(勒)、旂、
。乍(作)般(盤)。??大事(吏),
(延)邦君,用
朕。
(對)昜(揚)
(桋)白(伯)受休于王,其永寶用。氒(厥)唯曰:我
(殹,繄)王休姑(祜)不,于宗彝大鼎,馶(馭)氒(厥)名(銘)姑(祜)于般(盤)。我
無金,畀(卑)我
(萬)年,襄我廼其于宗彝大寶,馶(馭)氒(厥)名(銘)。
气(乞)誓曰:余某(谋)弗爯(稱)公命,余自無(謨(萬)年用。
隹(唯)三月,王吏(使),白(伯)考蔑,尚歷歸,(柔)
(鬱)旁(芳)鬯臧尚,拜,稽首,既稽首,
賓,
賓,用虎皮,爯(稱)毀。用章卉,翌日,命賓曰:拜,稽首。天子蔑其歷,敢敏用章,遣賓
,用魚皮兩,側毀,用章,先馬,
(原)毀,用玉,賓出,以俎,或
白(伯),或
(原)毀,用玉,先車,賓出,白(伯)遗賓于蒿,或舍賓馬。霸白(伯)拜稽首,對
(揚)王休,用乍(作)寶盂,孫孫子子其邁(萬)年永寶。
②独特写法的字:如皮、稽、霸(雨東月)、历(曆、歷)、敢字等,是那个时代的多样性写法。
霸伯盂出现的少见金文字
霸,金文有如下写法
翌,金文有如下写法
鬰,金文有如下写法
皮、彼,金文有如下写法
蔑历的“歷(曆)”,金文有如下写法
邍(原),金文有如下写法
隹(唯)王三月初吉,庚申。王在康宮,各大室。定白(伯)入,右即。王乎:令女(汝)赤市、朱黃、玄衣、黹屯、鑾旂。曰:辭琱宮,夷虤[㫃稻]用事。即敢對揚天子不(丕)顯休,用乍(作)朕文考幽叔寶盤{簋},即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 即盘
唯八月戊申,霸姬以气訟于穆公,曰:以公命用(簋),朕
(仆)
(馭)臣妾自气,不余气。公曰:余不女(汝)命曰:
霸姬。气誓曰:余某弗
爯(稱)公命,用
霸姬。余唯自無,鞭五百,罰五百寽。報氒(厥)誓曰:余爯(稱)公命,用
霸姬。襄余亦改朕辭,則鞭五百,罰五百寽。气則誓,曾氒(厥)誓曰:女(汝)某弗爯(稱)公命,用
霸姬。余唯自無,則鞭身,傅出。報氒(厥)誓曰:余既曰爯(稱)公命,襄余改朕辭,則出棄。气則誓。對公命,用乍 (作) 寶盤盉,孫孫子子其萬年寶用。
气盘出现的少见字和写法特别的字
气,金文有如下写法
报,金文有如下写法
爯(称),金文有如下写法
弃,金文有如下写法
晋公盘、晋公盆少见字
晋公盘、晋公盆写法特殊的字
晋公盘和晋公盆,两铭文内容大同,但书写的字迹却不一样,看着是两人所书。这也说明那个时代的人,书写同一个字,有时很不一样。
晋公盘铭文,书写自由随性,线条化。类似风格的还有鄂君启舟节、栾书缶、九里墩鼓座、宜阳在仓簋等。这个时代,铜器上多有自由随性的篆书。
青铜器金文拓片十二种
殷周金文被铸在青铜器的内侧,但是怎样在铸模上刻印上金文仍然未能确定。根据在工场遗址所发现的大量模具所推断,青铜器的制造方法如下:
1、利用粘土做一个与制成品大小相若的土胚(模型)。另外再用粘土包裹着模型,待干透后切开外层的粘土,作为外模。
2、将模型削去外层,作为内模,在内模刻上图案文字。组合起外模和内模,并在之间放入铜片作为间隔空隙以待注入铜液。
3、将已溶化的铜注入,将模冷却打破,取出青铜器。
在内模上加上文字图案等,至今仍然是一个谜。由于在青铜器内侧的金文是凹入去的,因此在内模上的文字应该是凸出来的。加上这些凸出来文字的技法,有各种不同的假设:
1、将溶成泥状的粘土,逐渐贴上。此为清朝金石学权威阮元提出的假设,但没有实证实验。
2、在内模贴上薄粘土,再削去多余部分。这是民国以前被提出的假设。工序中必然会在内模上造成痕迹,而青铜器上亦必然有之,然实际上并没有。
3、先在木片或龟甲上刻上文字,用粘土填满后,再将粘土移印至内模上。经实验证明这个方法可行,但是没有发现相关的物证,因此仍只可当作假设。金文与甲骨文十分相似。
最早的甲骨文随着殷亡而消逝,金文起而代之,在周代成为书体的主流,因铸刻于钟鼎之上,有时也称为钟鼎文。据考察,商代铜器上便刻有近似图画之金文,其后继续演进,至商末之金文亦与甲骨文一致。此种金文至周代而鼎盛,绪延至秦汉。但商代器物和铭文皆少,秦汉以已至末流,所以应算周代为主流。
据统计,金文约有三千零五字,其中可知有一千八百零四字,较甲骨文略多。金文上承甲骨文,下启秦代小篆,流传书迹多刻于钟鼎之上,所以大体较甲骨文更能保存书写原迹,具有古朴之风格。
金文之全盛时期为周,周以平王东迁分为西周及东周──西周趋于端整雄浑,造成金文之黄金时代;东周因列国割据而形成地域特色──所以分别介绍之。
西周:
西周承殷末书风,直到成王时方产生独特的风格,书体雄浑典丽而壮观;在昭穆之后,则变为严谨端正。
学术文化之发展多少会受到社会及政治等因素的影响。西周前期,自武王克殷,至康王之世,由于天下统一,社会安定,加上周公制礼作乐,堪称太平盛世,故书法家得以表现雄浑典丽之风格,内容亦有逐渐加长之势,如大盂鼎即为此期最典型之杰作也。
而至昭穆之后,书风渐变,笔画由粗细相参而趋于均匀划一;收笔与起笔亦由方圆不一,而变成圆笔;行款甚至演成方格之形式,书风极为严谨端正。端整典雅之颂鼎、典雅整赡之大克鼎及稍具早期之风之毛公鼎等,皆为此期之代表。
东周:
周平王东迁之后,秦迁都於雍,承袭了西周的故地,同时也承袭了西周的文化。正因为如此,春秋战国时期秦的文字和西周文字是一脉相承的;也正因为如此,当东方各国的文字因地区特点和文化上的原因发生横向变异时,文化落后的秦国文字反而却成为汉字的正统(即使不考虑最终由秦统一中国并统一文字的事实,也可以认为,在汉字发展史上,秦系文字代表了汉字发展的主流,而六国文字代表了支流。)因此,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字可以大别为两系:即秦系文字和六国文字,(秦系由春秋至战国,六国系乃指战国时的东方各国)一般文字学家也叫做「西土文字」和「东土文字」。
秦统一六国之后开始了文字规范的措施,即所谓的「书同文」。秦规范文字是以秦文字为基础的,秦以后的汉字的演变也是在经秦规范过的秦小篆以及秦篆的日常书写形式的古隶的基础上发展的。秦「书同文」之後,六国文字被淘汰了,秦文字成了真正的主流。因此,秦系文字是上承西周古文、下启汉魏隶书,乃至楷书的一个重要环节。它的变化可以看作是汉字按自己内部结构规律演化的一部分。也因此,就文字学而言,秦系的西土文字的研究较之六国文字更为重要,因为它是汉字的直系血亲,而六国文字则是旁系分支,虽然它们之间也相互影响、相互吸收。
秦代金文渐至末流,所存石刻书迹亦不多存。秦始皇一统天下后,一法度、衡石、丈石之业,皆刻或铸于铜铁之上,以颁行天下。其以曲线为主,间架平稳,整齐中寓变化,气势奔放,堪称小篆之杰作,也为后代习小篆者提供了最可信之完整资料.
相较于甲骨文研究而言,我国金文研究的历史更长。据《说文解字·序》、《汉书·武帝纪》和《汉书·郊祀志》、《后汉书·明帝纪》等传世文献记载,早在秦汉之世,已有青铜器陆续出土。自那时起,人们对青铜器及其上铭文的关注也拉开了序幕。但研究者大多认为汉至唐这一时期所出青铜器多被视为祥瑞之物,且缺乏专门著作,并因此忽略了这一时期人们的认识中所包含的合理因素。[2]
自清代学者阮元提出“自汉至唐,罕见古器,偶得古鼎,或至改元,称神瑞,书之史册”以来,学者多从其说,言金文研究必从宋始。然而,考之典籍所载,此说恐非全部事实。[2]
自汉到唐末的1000多年时间内,陆续被发现的青铜器见于史书记载者,确实数量有限。据晚清学者方濬益所举,汉至唐间史书记载古器之事者有20多次。其中,所涉青铜器的具体数目已不可考。不过,笔者据史书记载的大致情形推测,其绝对数量或应在50件以上。这些青铜器有被视为祥瑞之物而荐宗庙,甚或因之改元、因之立祀者,如《汉书·武帝纪》记载,武帝时曾“得鼎汾水上”,由此更年号为元鼎。《汉书·郊祀志》亦载,“美阳得鼎,献之。下有司议,多以为宜荐见宗庙,如元鼎时故事。”但是,最后因“此鼎细小,又有款识”而“不宜荐见于宗庙”。可见,并非所有青铜器都被视为神瑞而获荐宗庙,汉时已然。事实上,自汉至唐青铜器已被视为玩好,进入了私人收藏领域,此风并非自宋才有。据《史记·孝武本纪》记载,汉武帝就藏有古铜器。如今,在发掘的汉墓中也曾经不止一次地发现过商代的青铜器物,也证明了早在当时,青铜器已经成为私人收藏的重要器物。汉之后亦然。如《南史·宋武帝纪》载,元熙二年“竟陵郡江滨自开,出古铜礼器十余枚……于是归诸瑞物,藏于相府”。[2]
汉至唐1000多年间虽未留下青铜器的器物图和铭文,整体上看以金文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氛围亦极其淡薄。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此期间对金文做过大致正确释读者不乏其人。比较突出的如前文所述《汉书·郊祀志》记汉时“美阳得鼎”之事,当时好古文字者张敞对此鼎(即尸臣鼎)进行了大致准确的释读。他据该鼎所出之地而断定其为周器,并据铭文指出此鼎是周王为褒赐大臣,大臣的子孙铭刻其祖先之功而作,并将其藏于宫庙。他的断代方法和铭文释读基本是正确的,并对后世学者的研究产生影响,事实上已进入了金文的研究范畴。另外,在金文研究方面作出了贡献且有典籍可考者,除汉代张敞外,还有北魏时期的郦道元、南北朝时期的刘显、刘杳和刘之遴、江淹,以及唐代的封演和陆广微等。尽管对他们具体释读方法未有详载,但其释读结果的正确,也反映了其研究方法应包含不少合理的因素。在五代梁朝时期,曾盛行收藏和考证古器之风。《梁书·刘杳传》曾记刘杳考证郑玄所谓象尊之事,结果虽不准确,但证明了当时考证之风已然兴起。梁时已经有对古器物的辑录,如江淹的《铜剑赞》等,其中所论与史实相合者亦较多。可见这时金石之学至少已处于萌芽状态。[2]
汉唐间的金文研究尽管是零星进行的,带有一定偶然性,尤其无专著问世,但这些零星研究及其贡献在学术史上不应该被忽略。宋代金石之学大兴,绝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可以说正是汉唐间青铜器的陆续发现和被收藏,以及部分研究者释读、考证金文的尝试和努力,在很大程度上为北宋初期金文研究最终正式形成专门学问作了学术上的积累和铺垫,是长期积淀而致的必然创获。[2]
清代吴式芬把商周铜器铭文编成《捃古录金文》一书,收集的资料多,考释严谨,影响颇大 ,金文一词遂有了界说 。 这时所谓金文皆指整篇的铭文,不称单字。1925年容庚编《金文编》把商周铜器铭文中的字按照《说文解字》的顺序编为字典,从此金文成为一种书体名称。金文出现在商代中期,资料虽不多,年代都比殷墟甲骨文早。金文下限断在秦灭六国,也就是秦用小篆统一中国文字时。宋代人收藏铜器极重视铭文,如吕大临《考古图》等;也有专门摹刻铭文的,如王俅《啸堂集古录》等;把铭文中的字编为字典则有王楚和薛尚功《钟鼎篆韵》。清代由于《说文》之学兴盛、声韵训诂研讨日深,在这种学风的影响下,铭文研究进步较快 , 不断出现专家 ,如吴大䏝《 字说》、《说文古籀补》,孙诒让《 古籀拾遗 》、《 古籀馀论》、《名原》等,皆有创见, 突过前人 。
金文的年代长,使用区域广,材料如果不整理清理,则研究工作会收效不大。过去学者已理解这一点。王国维《两周金石文韵读·序》对时间地点观念很清楚。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序文》说:“当以年代与国别为之条贯,……余于西周文字得其年代可征或近是者凡一百六十又二器。……其依据国别者,于国别之中亦贯以年代,得列国之文凡一百六十又一器。”这在金文研究中是划时代的创举。1985年容庚《金文编》修订第四版采用铭文3902件,收正文(可识的字)2420字,附录( 还不能确定的字 )1352字,共计3772字。这是今日可见金文的总数。先秦文字资料不限于金文,而金文终究是主要的,它反映秦用小篆统一文字前1000多年间中国文字发展变化的基本情况。
商周金文上承甲骨,下启春秋战国,在古文字学上占有重要地位,以其多元的风格、高古质朴的气息和独特的线条造型凸显了它独特的艺术魅力,是研究文字孳乳演变的关键环节,也是释读考证甲骨文的重要依据。
然而,当代金文书法创作面临诸多挑战。书法创作中商周金文的用字问题是一个既局限又宽广的领域,它涉及到古文字学、历史学、汉语言文学等。由于金文时代久远、字形复杂,常见通假、借用、讹误现象,加之作者缺乏对古文字的研究,在使用字形方面难免出现混淆错谬。正确使用金文,不只是了解一个字的形体,而是要了解那个时期文化背景下的用字观,不能用今文字的字义套用金文字,很多字形古今文字音义发生了很大变化,更要了解为什么用这个字形,金文字既有一个字形代表若干个字用,又有若干个字被释为一个字。当代诸多古文字字书或多或少都存在些许讹误,这就需要作者深入查询古典文献资料。而且,有些文字即便对于老一辈古文字学者而言,对字形、字义的解释也并非完全一致,因此在取用时要审慎对待。古文字具有多样性且繁杂无序,很多字的取用往往令人茫然。本文通过列举一些代表性字例,针对金文字形的多样性、一简多繁以及多字同源现象,运用文献溯本清源,深入探讨文字的源流演变。
毛公鼎
一、商周金文字形多样性
金文起源目前可见于商,盛行于周。金文的历史或许更早,尚有待于考古的新发现去揭示。到西周时期,金文的书风嬗变已呈现出多样化的面目,兼具实用与书法艺术审美的双重功能,为我们揭示了那个时代独特的文化、审美和社会风貌。商周时期金文变化较大,铭文从少到多,从图画形态渐至成熟,字形呈现出多元化状态。商金文字数较少,多为单字或少数两字族徽文字,文字的形体风格也不尽相同,有的是图画,有的是符号,有的则是书写性极强的成熟文字,字形有方正、有圆形、有细长、有雄浑,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线条多趋直笔,细腻、温润、粗狂等。到了西周时期,金文的演变有了很大变化,符号与图画性逐渐消退,文字在这一时期总体上趋于成熟,线条从直笔向曲笔过渡。西周中后期,文字无论从线条还是结字,从单字到篇章,每一个铜器的铭文风格整体呈现出统一性,虽各铜器风格不尽相同,但文字也在这一时期奠定了基本形态。
毛公鼎拓片 (局部)
以“文”字为例。在商周文字中字形多样,意思也不尽相同,说法颇多。古文文章之“文”作“彣”,“文”中加“心”等符号纹饰为文身之“文”。亦有说加“心”之为文章之“文”。甲金文中繁简字形并存,至于是增繁还是减省,各有所说。但湖北柳林溪遗址出土的陶顶盘,距今至少7000年,上面的
形刻画符号,与商周时期的“文”字形完全一样。陶寺遗址出土的陶罐上的两个朱书“文”字,其中“文”字的形体和前面的“文”形符号以及商周“文”字形完全一致。“文”字形数千年的一脉性,为探源中华文明的历史提供了依据。也说明“文”是比较古老的文字。解释“文”为“文身”之意,未免过于简单。许慎“物象之本”的解释,可能更接近“文”字的本义。从“文”字的历史来看,不加佩饰的“文”或许更古老,佩饰“文”则为后起字。文字分化后,文章用“文”,而文身用“文”或“纹”皆同。《古文字诂林》载陈梦家释“文”:“古文字的文像一个正面直立的人。说文有两个文,文字训错画,而以文章之文作彣。这个彣字是战国时所谓‘古文’体,因为说文吝的古文从口从彣,可证。文的原义,可有三种推测:一是古代有断发文身的习俗,文即文身。二是古金文文字常与胸中画一心字形,疑象佩饰形,文即文饰。三是文字像人文雅而立的姿态,文即文雅。无论如何,文字最初的意义是从人身发展出来,然后才发展为由人心所构成的文字。《左传》上以文为‘文字’,直到秦始皇才‘文字’联称,秦以后渐渐以字代文。”
毛公鼎拓片 (局部)
商承祚解释“文”曰:“《说文》文,‘错画也,象交文’。以其交画为训,非初谊。以此文正之,当是‘祝发文身’(谷梁哀十三年传)‘被发纹身’(礼王制)之文。乃人形,与大同意。
、
、
、
,即胸前所绘画之文也。金文录簋作
,文父丁匜作
,友簋作
,旂作父戊鼎作
,旂鼎作
,君夫簋作
,夌尊作
,师趛鼎作
,其形不胜枚举。所从之
、
、
、
、
、
、
无定形,亦以象绘文之不同也。作
者乃省变,非初体。许君据以为训,误矣。”
林义光:“《说文》忞字古作(师酉敦),作
(旂尊彝乙),用为文武字,从心文,本义当为文章,文亦声。(文源卷十)”
正如高鸿缙云:“以错画表纹,纹不拘何物也,兹以错画表其通象而已,故文(纹)为指事字意。”
毛公鼎 俯瞰图
加佩饰之“文”与无佩饰之“文”在商周金文的字义区别,各家说法不一。陈梦家认为“文”分两种,胸前绘文之“文”即纹身,加佩饰心形之“文”为“纹饰”,而文章、文雅之“文”则为“彣”。商承祚认为不加符号之“文”与“大”同意,加符号之“文”应为“绘文”之文。林义光认为文章之“文”应为“忞”。孙海波认为、
、
、
、
当为“文身”之字。
加饰之“文”被释意为“文身”与“文章”混用,而则为人形,与“大”同意。这也是对商周那个时期字义的解读,但那个时期没有“文章”与“文字”的称法。而“文字”一词最早始于秦始皇《琅琊台刻石》“同书文字”。一个字足以让我们了解了金文字的复杂性。
宗周钟
又如“子”字。在商周文字中有多种写法,所代表之字亦不同。商周甲金文字“子(、
、
、
)”与“巳(
、
、
、
、
)”字形相近或相同,其实就是一个字不同的形体,都像婴儿之形。“巳”又是“祀”的初文。“巳”小篆字形
与“虫(
)”相近,许慎误释为“蛇”。郭沫若:“殷商古文凡十二辰辰巳皆作子,而子丑之子皆作
。”张秉权:“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干支字子丑的子字,只用于干支中的第一位,而不作他用。但辰巳的‘巳’字,除了作为干支中的第六位以外,又与子孙的子字通用。例如‘小子’‘多子’‘有子’‘子某’等的子字,都和辰巳的巳形体系相同。”“孳”与
同。高田忠周:“抑字先有巳,而后有子,又有孳字。”子孙之
与地支之
并非一字,意义皆不相同,要分而用之。罗振玉:“卜辞中子丑之子皆作
,或变作
一下诸形,从无作子者。”王襄《古文流变臆说》:“地支之子,契文作
、
诸形,简文作
,省变之形极多,要皆由
衍化而来。无作
者。是
为地支之子专用字,见甲子表;
为子孙之子专用字,卜辞之‘贞子渔出于祖丁’‘贞御子央于父乙’‘丁酉子效母其(阙)’‘子朁告曰’皆是,召伯虎敦甲子作
,传卣作
,犹存契文专用之例。自许书以子假为地支之
,篆文作
,籀文作
,
即
之异文。合
、
为一字,后
行而
废。契文中更有
字,与许书古文
同。”
宗周钟铭文 (局部)
今“子”字在商周文字中两个字形、
不是一字。子孙用
,地支用
,如甲
,又“巳”作“子(
、
)”,如辰巳,“巳”写为
,是一个字的两种不同写法;“孳”萌于“子(
)”,谓“子”为“孳”字义。书法创作用商周文字,此四字要辨明其义使用。
二、一简多繁现象在商周金文中的呈现
20世纪60年代文字改革,通过使用初文、草书楷化、减省偏旁、同形替代、同音替代、同义替代等把本来不同字义的多个字合并到一个字上,使当代作者在使用繁体字时不知取用哪个字,也是错别字频出的一个重要原因。商周金文也存在繁简共存,繁简不同义等多方面因素。
宗周钟铭文
“并(並、竝、併)”:“并”“竝”在商周文字中也是字形各异,“并(併)”字形在商代甲骨文作、金文并尊作
,西周金文并伯甗作
。许慎释:“并,相从也。併,竝也。”刘心源释:“并,是并字也即併。”
“並(竝)”:甲骨文作、金文亚爵作
、匕乙爵作
,西周金文乃子克鼎作
。许慎释:“竝,併也。从二立。”许慎释“并”“竝”二字互训为证。商承祚释:“
、
此与从幵同字同谊。许君分为二部,非也。”丁山释:“我认为竝、并本是一字,竝象二人併立,并象二人侧立形。”(
、
、
、
)王永波释:“並字的释文,学界尚有不同见解,罗振玉先生将甲骨文、金文中双大並比、下有释作並。金祥恒和唐兰先生进而认为
也是並字,社科院考古所编著的《甲骨文编》则隶定为
字,按两人比肩端立,无论有无象征大地的横画均应理解为并立于地,参以並簋(金文编1063)和寿光己並器双人並立、下无横画的並字(
、
、
),知唐、金之说不误。甲骨文尚有幷字,丁山先生认为:‘竝、并本是一字,竝象二人併立,并象二人侧立形。’今从其说。”
散氏盘
王力《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並(竝、并、併)。这三个字在古代并不完全通用。并和併是同义词,并和並不是同义词(古音也不相同)。‘兼并’的意义写作并和併,不写作並(竝)。‘一起’的意义一般写作並(竝),很少写作并和併。‘依傍’的意义只写作並(竝),‘抛弃’的意义只写作并和併。”
“並”“并”二字,是否为一字,说法颇多。以罗振玉、郭沫若、唐兰、商承祚等先生从商周甲金文字形上均释为一字,王力先生从古汉语词义上讲,认为三个字并不完全通用。金文书法创作中,会遇到很多这类字,如果站在商周金文字的角度,当从为一字。随着文字的分化和分化字字义的细化,在隶变后的今文字书法创作中,还是要遵循分化后的字意为妥。
散氏盘全形拓
“匝(帀、迊)”:“帀”字形:甲骨文作、
、
,西周金文作
、
。“迊”字形:西周金文作
。“帀”本义出而返,与行走有关,故俗书加“辶(辵)”旁作“迊”形。又因“匚”旁的“
”与“辶”在书写时相近。唐代张守节在《史记正义·论字例》中讲到“匮、匠从走”因此“迊”也被误以为从“匚”。“帀”字古文字中均用为“師”,隶定后二字同形。
《古文字诂林》:“孙海波:‘……说文“帀,周也,从反之而帀也”,往而反之,意为回帀,四帀,众意也,故师从帀从。金文师㝨作
,蔡大师鼎作
,钟伯鼎作
,孳乳以为师字。卜辞文义殘泐过甚,未知其谊与金文同不。’(《卜辞文字小记》考古学社社刊第四期)”
秦公簋
戴家祥:“‘金文作或
,上加一橫,乃列国器之繁文。说文六篇:‘帀,周也,从反㞢而帀也。’金文作
或读作师,师,2500人为师。从帀从
,
,四帀,众意也。按帀训周,周即四边,古四帀与
同义,
和帀皆含众意,为近义字,故表示众人之义的师既可省帀作
,也可省
作帀。’(金文大字典中)”
“迊”同“帀”。《干禄字书》:“迊,帀。上通下正。”《广韵·合韵》:“帀,遍也,周也。迊,同帀。”《集韵·合韵》:“帀,《说文》:‘周也。从反之而帀也。’或作迊。”《古文字诂林》:“郭沫若:即帀字,师之省文。(楚王鼎,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
秦公簋补刻铭辞
“匝”“帀”“迊”三字在指环绕、周、遍及时三字同。“帀”还有“師”的意义。“帀”为正字。《六书正讹》:“帀,俗作匝、迊並非。”《经典文字辨证书》:“帀正,迊、匝并俗。”“帀”字与行走有关,俗写加“辶”作“迊”。后俗写又加“”,《字汇》《正字通》《康熙字典》均收入“匸”部。作“匝”。
“灾(烖、災)”:“灾(烖)”“災”二字商周文字字义亦有区别。《说文》小篆作“烖”,或体作“灾”,籀文作“災”。古代不同情況的灾祸用字也不同,水灾的“災”本字甲骨文作泛滥的水形甲骨文、
,商金文父癸烖鼎中作
。兵灾的灾作
,从戈才声。为兵灾之本字甲骨文作
,西周金文叔䟒父卣作
。火灾的“灾”甲骨文从“宀”、从“火”作
,会房屋着火之意,又或作从火才声的形声字
。后世各种灾祸均以火灾为主体,故均从“火”。现代均作“灾”。
㝬簋
三、多字同源现象在商周金文的体现
“韦”“围”“卫”三字:在商周金文实为一字。其字形为、
、
、
、
等。许慎《说文》释三字分别为:“韦,相背也,从舛口声,兽皮之韦,可束枉戾相违背,故借以为皮韦。”围:“守也,从口韦声。”卫:“宿卫也,从韦帀行,行,列卫也。”李孝定:“韦字金文作
、
,
、
则甲骨文从
之讹变,甲骨文作
,是当为
之省文,象众人围城之形,乃围之本字,高氏之说是也,高田氏以皮韦为韦之本义,说殊可商,韦象围城,相背为其引申义,兽皮之韦,纯属假借,无义可求,许君以可束枉戾为言,以就‘相背’之义,此许君说假借之通病,如‘日在西方而鸟栖’故以为东西字。‘凤飞群鸟从,以万数,故以为朋党字’‘天所来也,故以为行来字’皆此类也。窃疑围、卫古本同字。自城守者言之则为卫,自攻战者言之则为围,后始演为二字耳”。
“韦”“围”“卫”三字从商晚期金文最初字形看同义,其形从方或从圆,此字为“围”“卫”二字之初文,“韦”作
则为省文。“卫”和“围”有拱卫与攻占之义。自城中者谓之“卫”,自其外者言谓之“围”,后来孳乳演变为两个字。“违”字也是从其孳乳而来的。
㝬簋铭文
“丰(豐、豊)”:“丰”和“豐”本为两字,意义各不相同。作姓、地名时用“豐”。“豐”与“豊”商周时期字形相近,虽别为二字,实则为一字。“丰”字形:甲骨文作,西周金文作
。“豐”字形:甲骨文作
,西周金文作
。“豊”字形:甲骨文作
,西周金文作
。
“豐()”与“豊(
)”,罗振玉在《增订殷墟书契考释》释“豐”为“豊”。容庚《金文编》释“豐”:“
,金文醴之偏旁形与此同,与豊为一字,豆之丰满者所以为豊也。汉隶豊、豐二字皆作豊。”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豊,从、在
中从
、豆,象盛玉以奉神祇之器,引申之奉神祇之酒醴谓之醴,奉神祇之事谓之礼。初皆用豊,后世渐分化。《说文》:‘豊,行礼之器也。从豆,象形。’甲骨文又有
字,字形与
近,或释
为豐,或难释豐,又谓
、
为一字,今按卜辞中
、
用法有別,故仍別为二字。”
六舟手拓西汉定陶鼎全形图卷 (局部)
二字皆像豆器所盛丰满,战国时期出现区别,隶变后“豐”、“豊”并存,因“豊”作了偏旁,其本义皆由“禮”字表示。因此隶变后的“豊”大多表示“豐”意,如:《孔宙碑》:“豊年多黍。”
“风”与“凤”:、
、
在商周文字为一字。“风”,甲骨文借“凤”为“风”,见“凤”字条。甲骨文、金文或加声符“凡”,战国文字尾饰下部,
、
其形如古文“虫”字,《说文》
小篆讹从虫。隶变后至楷书,写为“風”。简化字“风”以符号“ㄨ”作记号,没有表音和表义的功能。繁简二字意义无别。
“奸”与“姦”:二字在历史上本不是一字。戴家详《金文大字典》:“鼎,
即奸字,金文偏旁可作左右位移,说文十二篇‘奸,犯淫也。从女从干,干亦声。’按奸初义为‘犯淫不妥’。钟鼎用字多褒扬义,有待再考。”
天亡簋铭文
马叙伦《说文解字六书疏证》:“左成十七年传,乱,在外为姦,在内曰宄。与伪孔同。玄应《一切经音义引三仓》:在内为姦,在外为宄。与郑玄同,是各有所本也。寻书言寇贼姦宄,左文七年传,兵作于内为乱,于外为寇,然则寇贼姦宄者,犹寇贼姦宄耳。是姦属外。……论谓姦从三女,女为奴之初文,实从三奴也,奴本俘获之敌人,聚而谋乱,故为姦也。不可以语人,故训为厶也。”
“奸”“姦”二字义各异,金文“奸”作褒扬义,后作奸淫义。“姦”古文作姦贼义。后二字在古籍中混用。《玉篇·女部》:“姦,姦邪也。姧,同上,俗。”以“姧”为“姦”字俗体,后演变作“奸”,遂与干犯的“奸”变为同字。作姓用“奸”。
“游(斿、遊)”:“斿”字见于甲骨文作,商金文父已爵作
,从㫃,从子,是在“㫃”(旌旗之游,即旌旗飞扬貌)的基础上加意符“子”形成的字,像一子立于旗下执旗之形。
天亡簋拓片
商承祚《说文中之古文考》:“甲骨文无从水之游,有斿,作、
、
。金文鱼匕作
,象子执旗,此从辵,故玉篇收入辵部,谓为‘遊之古文,与游同。’而说文无遊,据之当补入。窃谓斿游遊当分训,旌旗之游应作斿,俗作旒。遊为遨游之专字,游则水流皃。今以游为旗流者,借字也。”
“遊”字出现在春秋早期,见伯遊父盘,字作。“游”字见春秋时期的
叔之仲子平钟铭文,字作
。
“遊”“游”二字在商周时期均写为本字“斿”,春秋以后“斿”字分化为从“辵”遨遊,与从“氵”水游二字。汉以后古书中二字既有混用又有区分。
大盂鼎
“钟(鐘、鍾、銿、螤)”:“鐘()”、“鍾(
)”二字古通用,高田志周:“钟鼎古文,皆以锺为鐘,未见用本义者。而却以同以铜为锺义。”容庚《金文编》释“锺”“鐘”字条:“锺,鍾与鐘为一字。邾公牼鐘,鐘字重见;鐘,鐘与锺为一字,王孙鐘
。”在作乐器时二字不别。战国后二字区别使用,“鐘”指乐器,“鍾”指酒器。作地名时用“鍾”,如:鍾山。作姓时“鐘”“鍾”二字可同。今二字均简化作“钟”。“銿”为“鐘”的或体,在读zhōng时与“钟”同。“螤”在指容量单位时与“鍾”同。
清代邵瑛《说文解字群经正字》:“按,据《说文》,鍾是酒器,鐘为乐器,今经典多通用鍾为乐器,其误亦始汉碑,《韩敕碑》云:‘鍾磬瑟鼓。’《校官碑》云:‘鍾磬縣矣。’”
大盂鼎全形拓 (局部)
四、结语
今文字和商周金文是一脉相承的,但又障碍重重。文字的变化离本来面目很远了,如:“禽”作,在金文里是逋鸟意,而说文释为“走兽总名”了。甲金文里的一、二、三、亖、
都写为积画,六、八、九(
、
、
)则为假借,“七”都写作“十”,而“十”则写为竖中加点作
。“乃”与“廼”,金文“乃”“廼”分用,绝少混用。“宁”“寧”“宁”为“貯”之古文,与“寧”为不同的两个字。简化字以“宁”代“寜”。又如“尊”和“奠”是一个字,金文里所说尊彝就是说奠器,“尊”在金文均写为
、
。又“冬”与“终”、“酉”与“酒”、在金文为一字。“彊”作“疆”,甲金文没有“疆”字。商周文字的神秘色彩孳乳了汉字的成熟发展并奠定了中华文明的灿烂辉煌。类似字例很多,不一一举例。商周青铜器出土数量庞大,单字近4000,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字的原始形态,对文字研究与书法创作者,研究文字起源与选取字形,提供了丰富的文字资源。所以说金文在历史上举足轻重,成为古文字学家和书法家不可逾越的一座重镇。
大盂鼎全形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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