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据方广锠《敦煌遗书编目所用数据库及数据资料》一文之统计: “汉文遗书大约有 58000 号，分布如下:1.英国图书馆，约 14000 号; 2.法国图书馆，约 4000 号;3.中国国家图书馆，约 16000 号;4. 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约 19000 号;5.日本散藏，约 2000 号;6.中国散藏，约 3000 号;7.西欧、北美及其他地方散藏，数百号。” 《敦煌学知识库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
第 95 页。
[2]Chen Tsu-lung(陈祚龙):Liste Alphabétique des Impressions de Sceaux sur Certains Manuscrits Retrouvés à Touen-Houang et dans les Régions Avoisinantes，ctp.5—14;Liste Supplémentaire des Impressions de Sceaux Officiels sous les Tang et les Cing Dinasties， ctp.257—263。Л.И.Чугуевский:Китайские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Дуньхуана，268—274。
[3]罗福颐:《古玺印考略》卷上，日本中华书店 1987 年版，第 91—92 页。持同样观点还有:史树青《历代书画伪章留痕·序》， 《收藏家》1994 年第 7 期;刘江《中国印章艺术史》，西泠印社出版 社 2005 年版，第 189、196 页;叶其峰《古玺印与古玺印鉴定》，文 物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0 页。
[4]刘江:《中国印章艺术史》，西泠印社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12 页。
[5]沙孟海:《印学史》，西泠印社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3 页。
[6]文书钤盖“安西都护府之印”“蒲昌县之印”“西州都督府之印”“天山县之印”等朱文印记，见《新疆吐鲁番阿塔那古墓发掘简报》，《文物》1975 年第 7 期。
[7]在阿斯塔那等地的考古发掘中亦有不少文书里发现此印的使用，
如 TAM91、TAM206、TAM209、TAM230 以及 04TBM113 等。
[8]贺昌群:《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 社 1964 年版，第 352 页。 [9](日)小田义久主编:《大谷文书集成》第一册，日本法藏馆 1984 年版，第 110 页。
[10]《吐鲁番出土文书》第 7 册，第 229 页;陈国灿:《敦煌学史 事新证》，甘肃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85—189 页;《西域研究》 2002年第3期，第3页。
[11]李鸿滨:《唐朝朔方军研究——兼论唐廷与西北诸族的关系及 其演变》，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12]见《宋史·于阗传》。
[13]罗福颐:《古玺印考略》卷下，日本中华书店 1987 年版，第 98 页。
[14]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 第 62 页。
[15]容庚:《金文编》，“经”字条，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857 页; 徐文镜:《古籀汇编》，“经”字条，武汉古籍书店 1990 年版，第 1466 页。
[16]方广锠:《敦煌遗书与奈良平安写经》，《敦煌研究》2006 年第 6 期，第 141 页。“根据不完全统计，有三界寺藏经印 24 处， 净土寺藏经印 17 处、显德寺藏经印 1 处、报恩寺藏经印 21 处、莲台 寺藏经印 19 处、永安寺藏经印 1 处、瓜沙州大王印 23 处。以上总计 有藏经印 106 处。”
[17]史岩:《敦煌石室画像题识序》，《浙江与敦煌学》，浙江古 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49 页。 [18]陈大为:《敦煌净土寺研究综述》，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 (ILCDS)2005 年版，第 118—122 页。 [19]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三界寺藏经研究》，《西北第二民族 学院学报》2002 年第 4 期;荣新江:《再论藏经洞发宝藏——三界 寺与藏经洞》，甘肃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
[20]刘进宝:《敦煌学通论》，甘肃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28 页。 “正因为敦煌教团僧官的任命权在归义军节度使，故僧官在大政方针 上必须与归义军政权保持一致，甚至听命于归义军节度使。”
[21](清)桂馥:《续三十五举》，《历代印学论文选》，西泠印 社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18 页。
[22]关于五代归义军曹氏政权的具体情况，见罗振玉《瓜沙曹氏年 表》、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等。 [23]孙继民:《敦煌吐鲁番所出唐代军事文书初探》，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王炳华:《吐鲁番县出土唐代庸调布研究》，《文物》1981 年第 1 期。
[24]1相同印章在不同文书上实测之边长的尺寸稍有差异，例如见 于 P.3556、P.3347、P.3903 的“归义军之印”，此类边长略有出入者， 多半是由于纸张原料和制作的缘故，加之年代久远，而引起变形所致。 2此表“钤用文书”一栏之例，如未标编号者则列该文本收藏机构和 文卷题目的首字以示说明。3高昌地区出土的敦煌文书因多有相同印 鉴，故择重要者列入以备参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