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书法，除了在简牍绢帛、石碑、摩崖上的书法作品之外，不少石刻小品也很精彩。石刻小品文字多少不一，风格更接近于日常手写体。其中不乏佳品。 《五凤二年刻石》，尺寸：71×36cm，西汉宣帝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此石书法古拙奇瑰，气势开张，丰筋力满，趣味横生，熔篆籀之意写隶，清方朔《枕经堂金石书画题跋》：“以篆为隶，结构简劲，意味古雅。”
《莱子侯刻石》亦称《莱子侯封田刻石》《莱子侯封冢记》，镌刻于新莽天凤三年（公元16年）现存最早的汉代刻石之一。兼具篆隶特征，部分字保留篆书圆转体势，也有一些字已现隶书波磔之势，是文字形态的过渡性特征。这种用笔苍劲古朴，布局自由舒展，颇具奇趣。《莱子侯刻石》
《何君阁道碑》尺寸：78×85cm，东汉光武帝中元二年（即公元57年）。此石书法结体宽博、横平竖直，波磔不显，古朴率直，中锋用笔，以篆作隶，变圆为方，削繁就 简。其章法错落参差，洒脱大度。宋代洪适《隶释》:"蜀郡太守何君阁道碑，字法方劲，古意有 余，如瞻冠章，甫而衣缝掖者，使人起敬不暇。虽败笔成冢，未易窥其藩篱也。"
《苍山元嘉元年画像石墓题记》，1973年在山东省苍山县前村出土。题记分刻在墓室侧室的两个门柱上。门柱的石面磨平，上有界格。二石刻字十五行，共计三百二十六字。题记对墓室中的画像石进行了描述。其字书刻自然，无造作之弊。章法亦活泼。 大吉山买地券，尺寸：177×145cm，东汉建初元年（公元76年）。此刻石书体为隶书。笔划丰腴，气势恢宏。极受金石、书法界重视，为“浙中最古之石”。
祀雨铭摩崖，全称《汉张汜请雨摩崖》尺寸：63×71cm，东汉永初七年（公元113年）。此碑书法处于东汉隶书早、中期过渡状态，用笔挺健，笔致遒劲而凝重，具波磔而不张扬，字形修峻，寓圆于方，饱满淳朗。
《苍颉庙碑》又称《苍颉冢碑》等，刻于东汉延熹五年（162），无撰书人姓名，属隶书作品。原立于陕西省渭南市白水县史官乡的苍颉庙内，现藏于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 《苍颉庙碑》是为苍颉立的纪念碑，碑文内容颂扬苍颉的聪敏天资、德行与创造文字的功绩。书法上吸取了汉简的灵动韵致，笔法上刀不掩笔，注重笔墨书写意味的传达，字体规矩整齐，纵逸飞动，笔势开张，左右分驰，风姿横溢。 《子游残碑·上（贤良方正刻石）》与《子游残碑·下》为安阳汉代四残石之一，刻于公元115年，虽为残碑，确为存世汉隶刻石之精品，其书法古穆敦厚，结字方扁茂密，气息圆劲浑厚，结体拙中寓巧，章法布局疏朗有致。开《张黑女墓志》和六朝石刻的先河。
《扶风丞楗为李禹表摩崖》，是东汉摩崖石刻的精品，为“石门十三品”之第四品。然其为摩崖石刻，因年代久远，字迹多漫漶，拓本稀见。其书风类似于“石门十三品”中第五品的《石门颂》，而更加率意萧散，笔法恣肆之中又凝练朴茂，浑厚华滋。 《石门潘宗伯造桥阁记》，是褒斜道石门摩崖书法珍品，共有两段因修治褒斜道镌刻的文字，其一为刻于公元263年的《荡寇将军李苞通阁道题记》，其二为刻于公元270年的《潘宗伯造桥阁记》。该石刻虽仅几十个字，但书法雄峻奇逸，沿崖壁的起伏书写镌刻，字形笔画反差较大，章法大小跌宕，率意而自在。书风近似《杨淮表记》，而生拙奇逸似更过之。
《马姜墓志》，全称《贾武仲妻马姜墓记》尺寸：60×55 cm，东汉延平元年（公元106年）。此碑书法高古，结体变化多端。章法层次错落有致，富有艺术美感。
《阳三老石堂画像题记》，是现存单字尺寸最小的汉代题记刻石，因其字小，加上刀刻，表现了毛笔书写之外的刻工凿刻的意趣，活泼随意、自然生动。这类小品被晚清以来的金石书家所珍视，扩大了传统书法的取法对象。 《汉延熹封墓记》记字颇小，是汉刻中少见的小字石刻，且存字较多。用笔结体颇守法度，又不同于常规汉碑的矩度森严，字形既规整又一任变化，气韵流动自然。其刻文中明确提出“立碑”概念，对研究汉代刻石形制有重要意义。 《杨叔恭残碑》又称《汉沇州刺史杨叔恭残碑》，立于东汉中后期，书体为汉隶，结字工整，体势开张，书风古雅秀逸。清方朔《枕经金石跋》云：“书法古雅秀挺，有合《韩勑》《史晨》二家意思。碑侧题则跌宕疏秀，不拘故常，亦不异《韩勑碑》阴、《史晨碑》末，可宝也。”
《杨量买山地刻石》于清代出土自四川巴县，该拓本稀有，属“汉刻名品”。此本为沈均初旧藏，上有赵之谦题跋，又有秦文锦、赵叔孺等人的递藏鉴赏印，其字体取势扁方，形态苍劲奔放，备受众书家重视。 《居巢刘君墓镇石题记》，原石为不规则的圆形，随其形刻字四行（圈），中有圆孔。刻石年月不详。马子云云：“1926年出土于安徽寿县，曾归周季木，现藏故宫博物院。”拓本直径约五十厘米。 《延熹石刻》，书法介于草隶之间，颇有逸趣，为后世书法的发展和演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