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狂人康有为何要写《广艺舟双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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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
编者按：《广艺舟双楫》系晚清碑学理论之集大成，向被视为康有为碑学理论代表。清末至今，学界多将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标签为“尊碑抑帖”。近有研究指出，康有为碑学理论发生“晚年转变”，有“碑帖相融”倾向。那么，康有为碑学思想真是“尊碑抑贴”，在晚年真发生所谓“转变”了吗？观既往研究，虽有关注康有为早期政治交游、晚清官场文艺交往以及官场与书画市场者，却较少将康有为碑学理论与政治活动展开深度联想，不欲做探赜索隐之论。视《广艺舟双楫》为康有为逃避政治之学术作品，或为其政治理想“不得志”转而抒发 “求变”之书学。原因或许有二。一则，在清朝钳制思想，广兴文字狱背景下，金石书法乃是读书人逃避政治之避风港。二则，按康氏《我史》载，该书是其上书不达、乡试不售，广被嘲讽之际，受沈曾植等人劝其“勿言国事，宜以金石陶遣”影响，转入碑学研究的，似是远离政治，愤而著春秋之举。纵观康有为一生，曾深度参与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变迁，其主要角色是大政治家和大思想家，无论其思想抑或言行，均有“家国天下”情怀，安可以一纯粹书斋学人视之？实应由《广艺舟双楫》之政治动因出发，进以窥究康有为碑学思想成因，及变与不变间之真意。
一
维新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日本，在海外接受采访，痛述变法失败，斥责慈禧软禁光绪，引起舆论哗然。在张之洞授意下，戊戌年九月十三日（1898 年10 月27日），梁鼎芬在《申报》上，刊发《驳逆犯康有为书》，同“康党”割席。又于戊戌年十月撰《康有为事实》（共三十二条），送至日本驻沪领事馆，揭发康有为“罪行”，劝说日本驱逐康梁。梁鼎芬认为《广艺舟双楫》是康有为有意攀附翁同龢的文章。
《康有为事实》第十八条称：“康有为初不识常熟翁叔平协揆，因见协揆势位日隆，遂著续《艺舟双楫》一书，内极称协揆书法冠绝一时。又上疏极称协揆尊翁已故大学士翁文端公之为人，谄谀卑贱，稍有耻者不为也，至是协揆始力荐之”。
考虑当时特殊政治环境，梁鼎芬及其背后的张之洞，自然要表明态度，划清界限，有“欲加之罪”的可能。那么，梁鼎芬所言，是否符合史实？梁鼎芬是否能获知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的撰写动机呢？康有为编写《广艺舟双楫》是否有政治动机？《广艺舟双楫》阐发的碑学观点，多大程度上受到政治因素影响？
梁鼎芬与康有为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梁鼎芬少年得志，二十多岁考中进士，成为翰林院编修。其人敢言，深得张之洞赏识，曾因弹劾李鸿章，被降五级，绝非趋炎附势、庸碌无胆之人。从梁鼎芬性情和动机看，也无须编造谎言。
梁鼎芬和康有为既是挚友，又有相近的政治理想，曾为张之洞和康有为牵线，谋求维新变法。康氏《我史》中虽未曾描述他同梁鼎芬早期关系，但是，从双方书札交往可以确认，梁鼎芬与康有为，不仅有乡谊，且为至交。康有为在粤时与梁鼎芬有交往，将梁之舅父翰林院编修张延秋视为知己。张延秋去世之后，梁鼎芬成为康有为在京政治圈的重要襄助者。沈曾植等人均为梁鼎芬之密友，从社会地位上看，当时康有为连举人都不是，自然不如沈、张之间关系密切。梁鼎芬深知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创作过程及其意图。
梁鼎芬是该书最早的读者和传播者，自然能够揣度康有为撰写动机，并有襄助之举。1895年10月初，黄绍箕侍父归里至金陵，梁鼎芬把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转赠黄绍箕，黄绍箕日评注以遣怀，累计达七十余则于页端。
从康有为早期政治境遇看，该书撰写时间正值晚清政局发生变动之际。据康自述，其于光绪十五年（1890年）除夕前，将滞京期间旧稿，整理为《广艺舟双楫》。该书“作始于戊子（1888年）之腊，实购碑于宣武城南南海馆之汗漫舫，归欤于己丑（1889年）之腊，乃理旧稿于西樵山北银塘之澹如楼”。
戊子年（1888年）为晚清政治关键年份，光绪“归政大婚”，进入慈禧、光绪“表面共主”格局。是年五月（农历），康有为为参加顺天府乡试，加之受张延秋“频招”，离粤北上。不意到京后，张延秋病故，“营其丧”后，康有为再游京师。
康凭借张延秋关系，在京获得相当之人脉，与黄绍箕、沈曾植等官场清流帝党相交。康有为早期积极参与政治，却不懂朝堂政治运作规则，贸然向朝中大臣进书，乃至上万言书，引起哗然。其投书对象有潘祖荫、徐桐、翁同龢、许应骙、曾纪泽、志锐、盛昱等，这些人多为享有时誉的清流，且为掌衡之人。
康氏《我史》，将此段时间政治活动，描述为“变法呼吁”。“时公卿中潘文勤公（祖荫）、常熟翁师傅（同龢）、徐桐有时名，以书陈大计而责之，京师哗然。值祖陵山崩千余丈，乃发愤上书万言，极言时危，请及时变法，黄仲弢编修（绍箕）、沈子培刑部（曾植）、屠梅君侍御（仁守），实左右其事。自黎纯斋后，无以诸生上书者，当时大恶洋务，更未有请变法之人，吾以至微贱，首倡此论，朝士大攻之。”
康有为曾两次上书时任工部尚书的潘祖荫。他向吏部尚书徐桐“陈大计而责之”。他还向都察院左都御史祁世长上书，望能“扶士气而维国家”，从康有为的上书内容看，可以想见，确实有谄媚之辞，不过，广泛投书的结果并不理想。
康有为此阶段之作为，梁鼎芬定有观察，甚至参与其中，《康有为事实》中，明言：“康有为赴试京师, 因不中举人,遂夤缘在朝大官, 求得富贵”，“诸公以康有为一年少监生, 初到京师,遍谒朝贵, 实属躁进无品, 皆甚鄙之”，“潘公送银八两, 并作函与康云, 以后请勿再来, 来亦不再送银。此函人多见之。曾公尝告人曰:康有为托名西学,希图利禄, 不知西无此学, 中国亦无此学也。徐公、志公见其言嚣张卑蹈, 皆将原书掷还, 都下士大夫无不鄙笑。”
不过，翁同龢态度和其他诸公，并不相同，据《翁文恭公日记》（光绪十四年戊子十月二十六日）记：“ 盛伯羲以康祖治封事一件来， 欲成均代递，然语太评直无益，只生衅耳，决计覆谢之”，翁同龢虽未上递，却摘录一千五百余字，可见还是引起翁的注意。史学界虽然推翻康有为进用之“翁荐说”，转持“张荐说”。但是客观上，日后翁同龢在事实上并未阻拦康有为进用。
马忠文曾探究1888年康有为在京期间活动，认为从康有为的个性、处境及思想动机看, 他频频上书权贵系受到清议风尚的影响，主要目的是为了寻求出仕机会。在京期间, 像许多落第士人一样, 康氏亟亟奔走于权门, 表现出急功近利的心态，当时官场看法与康氏自述之昌言变法，大相径庭。总之，在其撰写该书时，正值其科举失败，第一次上书丧败之际，初露峥嵘的康有为不合官场规则的大胆举动，非但没有获得清誉，反而广受诟病。
二
鉴于明亡教训，清廷甚为警惕结党营社。然而，政治派别并不因之消弭，如晚清政局既有曾、李等依托军功和师生之谊形成的洋务派，又有以钳制洋务派之松散清流派。
从康有为投书对象看，多为晚清清流派。清流派官僚多为以科举进身的言官，雅好金石书画者多，基于共同观念、艺趣形成非正式的政治文化共同体，书法亦成为清流文官之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之媒介，如潘祖荫、李翰藻、翁同龢之间常以书法交流。
李鸿藻（1820-1897）是同光年间“清流领袖”，善书画，碑帖兼用，其手札多以“魏碑体”书写。潘祖荫（1830-1890）系晚清著名政治家、收藏家，大学士潘世恩之孙。数掌文衡殿试，在南书房近四十年，曾力保左宗棠，通经史，精楷法，藏金石甚富，著《攀古楼彝器图释》等，潘在收藏鉴定上颇有成就，后因其弟与吴大澂之姻亲关系，其藏归集于吴湖帆。翁同龢（1830—1904），字叔平，常熟人，体仁阁大学士翁心存第三子，咸丰六年（1856）状元，两代帝师，历任工部、户部尚书，帝党代表人物，翁同龢之收藏，递传至翁万戈先生，系近代著名私人家藏。李鸿藻、翁同龢等均是晚清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研究表明，李、翁之间的信函交流多系私交，包括品鉴赏书画。
此种非政治行为久之，乃产生某种政治意味。清朝前期书风之演变，实由政治塑造，为帝王左右，康熙、乾隆、道光之个人爱好，使得董其昌、赵孟頫和欧阳询书风大行其道。翁同龢等人为同、光两朝帝师，自然无形间影响帝王审美取向，进而影响读书人进仕之途。在科举制下，书法成为科举考试“射利之物”，追求主考官对其书法的认可，无疑为增加科举成功之关键。
以书法为雅媒，进而无形中形成政治关系网，此系晚清清流派最为重要的勾连渠道。身为久立朝堂之人，张延秋、梁鼎芬、沈曾植乃至黄绍箕等人，自然明白其中潜规则，且深谙此道，故多研究金石碑版，雅好书画。再从康有为交往的文化圈看，康有为远处岭南，所奉不过帖学干禄之道，书法并无成就，理论更是茫然，诚如康有为自道，“惟吾性好穷理，不能为无用之学，最懒作字，取大意而已”。故而，当张延秋与之论述朝堂书法风尚转变，康有为竟颇不以为然。待到京师，在张延秋的文化圈浸润下，遍览藏家收藏（如潘祖荫、盛昱等人收藏），广购碑版，眼界大开，又兼其为非常之人，性情才华使然，迥异从前，故而产生极端之书论。
康有为也曾在书中表达过撰写碑学书论的主观动机，其认识到书法并非纯粹艺术，而有特殊政治功用。在《广艺舟双楫》中，康有为非常明白，“内廷笔翰，南斋供之，而诸翰林时分其事，故词馆尤以书为专业。马医之子，苟能工书，虽目不通古今，可起徒步积资取尚、侍，耆老可大学士。昔之以书取司空公而诧为异闻者，今皆是也。苟不工书，虽有孔、墨之才，曾、史之德，不能阶清显，况敢问卿相！是故得者若升天，失者若坠地，失坠之由，皆以楷法。荣辱之所关，岂不重哉！此真学者所宜绝学捐书，自竭以致精也”，显然书论不是逃避政治，而是遵循政治潜规则。
沈曾植劝说康有为以金石陶冶性情，实是指点以“金石”谋取仕途之妙用，按康氏《我史》载，沈曾劝导“且无用者，又有用也。不龟手之药，既以治国矣，杀一物而甚安者，物物皆安焉。苏援一技而入微者，无所往而不进于道也。”于是，康有为“翻然捐弃其故，洗心藏密，冥神却扫；摊碑摛书，弄翰飞素。千碑百记，钩午是富。发先识之覆疑，窍后生之宧奥。是无用于时者之假物以游岁莫也”。《广艺舟双楫》绝非纯粹之学术产物，而带有强烈的政治功利性。
再则，从沈曾植等人对康有为的政治辅助行为看，绝非让康有为远离政治，而是极力襄助。汤志钧曾结合翁同龢摘抄手抄，分析康有为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第一次上万言书情况，指出《上清帝第一书》的“ 康本”实为“沈批本”。沈曾植旅京日久，任职刑部， 熟悉掌故，对官场习俗自较康有为了解。沈曾植为翁同龢政治文化圈成员，自然能够察觉翁之喜好。再如，康有为著作被责令毁板之事，由梁启超北上活动，经沈曾植等人广为活动，方为转圜。1895年，沈曾植又曾劝说康有为遵循“奉座主为师”的科举潜规则。日后，康有为无论是组建强学会，抑或言维新变法，沈均“左右其事”。以晚清政治之诡谲，岂是康有为能熟知，沈曾植是在规劝康有为远离政治，还是指点康有为有效参与政治？不言自明。
三
细察之，康有为碑学理论，实是其与京城文化圈，交往所得之产物，绝非一人独创。据康氏《我史》载, 光绪五年（1879），“编修张延秋先生，与朝士四五人来游樵山”，相与议论, 由是订交。后多次深度交流，“尽知京朝风气”，其中自然也包括了解到京城文化圈的金石碑版之风尚。不过康有为没有转变其自身的帖学观念，“时张延秋编修相谓帖皆翻本，不如学碑。吾引白石毡裘之说难之，盖溺旧说如此。少读《说文》，尝作篆、隶，苦《峄山》及阳冰之无味。问九江先生，称近人邓完白作篆第一。因搜求之粤城，苦难得”。
壬午年（1882年），康有为在恩师朱九江去世后，参加顺天府乡试，“购碑刻讲金石之学”，进而转变帖学思想，“及久居京师，多游厂肆，日购碑版，于是尽见秦、汉以来及南北朝诸碑，泛滥唐、宋，乃知隶、楷变化之由，派别分合之故，世代迁流之异。”碑学观念是张延秋传递给康的，但是，直到二十五岁，康有为从岭南来京后，视野大开，才翻然知帖学之非，“壬午入京师乃大购焉。因并得汉、魏、六朝、唐、宋碑版数百本，从容玩索，下笔颇远于俗，于是翻然知帖学之非矣。”
但是，当时康有为并未撰写书论，而视其为小技。六年之后，在遭受政治挫败后，康有为开始听从沈、黄等人劝说，关注金石学。康有为的碑学思想其实是京城文化圈的某种共识。例如，康有为曾同沈、黄等人共鉴《苏慈碑》，有相通之论，康认为“气势薄弱，行间亦无雄强茂密之象”；沈增植鉴定为赝作，“笔法不易赝古，刀法赝古最易，厂肆优为之”；黄仲弢则以其中“叙葬处乐邑里”数字，行气不接，字体不类，为后来填上，若赝作必手笔一律。无论是阮元、包世臣的书学思想，还是翁同龢、沈曾植、黄仲弢等人书学观念，都有碑帖相融的总体趋势，未有偏执一端之论。
但是，康有为若要引起注意京城文化圈之关注，一则需要改变自身陈旧的岭南时期书学观念，另一方面必做“惊人之语”，否则，混同众人，又有何异？于是，康有为借鉴包世臣，从金石考证之小学，转向碑版书法之美学，进而矫枉过正，首创“尊碑”之论，对阮元、包世臣等人书法理论展开讨论，对当朝书法名家进行评判，对其所见历代金石碑版予以品评，其核心概念乃是借帖学不振而转尚碑版。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康有为不过是预流晚清碑学思潮，学者多关注其惊人之语，而遮蔽其碑帖相融的真实看法。
除“尊碑”之外，在《广艺舟双楫》中，康有为早就谈到“帖学为尚”，指出，“近世北碑盛行，帖学渐废，草法则既灭绝。行书简易，便于人事，未能遽废。然见京朝名士，以书负盛名者，披其简牍，与正书无异，不解使转顿挫，令人可笑。岂天分有限，兼长难擅邪?抑何钝拙乃尔！夫所为轩碑者，为其古人笔法犹可考见，胜帖之屡翻失真耳。然简札以妍丽为主，奇情妙理，瑰姿媚态，则帖学为尚也。”
又如，在推崇书家中，其甚为推崇的尊师朱九江，乃帖学名家。“先师朱九江先生于书道用工至深，其书导源于平原，蹀躞于欧、虞，而别出新意。相斯所谓鹰隼攫搏，握拳透爪，超越陷阱，有虎变而百兽跧气象。鲁公以后，无其伦比，非独刘、姚也。元常曰：多力丰筋者圣。识者见之，当知非阿好焉。但九江先生不为人书，世罕见之。吾观海内能书者惟翁尚书叔平似之，惟笔力气魄去之远矣！”通观《广艺舟双楫》，只有此处点名翁氏，将其和九江先生并列，显然有逢迎讨好之意。
再则，从其治学风格看，康有为在三十岁前后形成基本观念后，就固执己见，不复变更。康有为《与沈刑部子培书》（1889年9月前）有言：“至乙酉之年而学大定，不复有进矣”。与梁启超一生善变不同，康有为曾言：“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另一方面，康有为不遵守学术规范，为立己说而大肆篡改、曲解古人论述。梁启超对乃师之学术作风有恰当之评价，梁启超认为，“有为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此其短也。有为之为人也，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藐视，或必欲强之从我。其在事业上也有然，其在学问上也亦有然；其所以自成家数崛起一时者以此，其所以不能立健实之基础者亦以此”。
1915年，在《致罗掞东论书法书》中，康有为谈到：“抑凡有得于碑，无得于帖，或有得于帖，无得于碑，皆为偏至。” 在《致朱师晦书》中，他提出：“《书镜》以帖所不备为主，至《书镜》尊碑，乃有为而发。仆若再续《书镜》，又当赞帖矣。观其会通，而行其典礼，一切皆然。无偏无过，岂独书耶！”
今之研究者多以其晚年论书为据，认为其转向“碑帖相融”。究其本意，康有为从“壬午之变”再到“戊子之论”后，一直未曾改变，实为碑帖兼容。为示才华，谋求知遇，畅言尊碑，实际是遵从京师文化圈之共识，抑制自己先前帖学观念，以标新立异之言，谋取关注之举。故而，当时其书论多宏大博学之感，发人未见之识，这也是当时八股策论常用方法。康氏此科虽落第，但是为了与翁建立有效的联系，亲近清流一派，竟意外成书法理论大家，也是其政治之余，额外收获。不过，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因处其书学思想初立之时，缘政治之动机，好为大言；又因时间紧迫，无暇考证，故而，有不实矛盾、牵强附会之处，这是其为学、为人之一贯作风，却徒增后世学人揣摩康有为碑学思想真意，及变动之劳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