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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今:出土六朝磚銘文字校訂十五則

先秦秦漢史 兰亭书会 2023年06月25日 16:09

出土六朝磚銘文字校訂十五則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張今

迄今為止,發掘材料獲得刊佈的六朝墓葬多以陶磚砌築,若磚體上施以文字,往往被發掘者視作珍貴材料記錄在發掘報告中。此外,墓葬中常有地券出土,其材質也大多為磚。由於刊佈零散,這類材料的釋文錯誤和缺漏長期得不到複查,故本文擇取磚銘十五例,以資料刊佈時間為序,對其中存在的釋文錯漏進行校訂,以期進一步認識磚銘自身性質與歷史信息。

孫吳黃甫地券


共兩枚,1979年10月-1980年6月分別出土於南京中央門外張王山東北坡的兩座吳墓(M1、M2)。兩枚地券內容相仿,銘文均刻製、填朱,出土於M2者長37.5、寬6.8、厚3.5釐米(圖一:1)。[1]券文原釋作:


五鳳元年十月十八日,大男九江黃甫,年八十。今於莫府山後,南邊起冢宅,從/天買地,從地買宅,僱錢三百。東至甲庚,西至乙辛,北至壬癸。若有爭/地,當詣天帝,若有爭宅,當詣土伯。如天帝律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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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1:M2出土地券拓本;
2:M2出土地券“至”“丁”二字殘畫[3])

其中,第二行“北至壬癸”後應有“南至丙丁”四字,M1出土地券即在本行右側補刻。簡報認為M2出土地券漏刻此四字,白彬、胡海帆、湯燕、魯西奇皆從是說。[4]通過觀察地券實物,可發現“北至壬癸”右側仍殘存“至”“丁”二字殘畫(圖一:2),故知此四字並未漏刻,只因磚體消耗而逐漸漫漶,今據以補釋。

新昌蓮花庵嶺南朝墓出土磚銘[5]


1979年11月出土於浙江新昌縣蓮花庵嶺南朝墓,所用長方形墓磚端面模印銘文(圖二:1),簡報將其釋作“泰豫元年作”和“太□元年作”。按,第二種磚銘第二字應為“預”,據殘畫可識(圖二:2),則“泰豫”簡寫作“太預”僅見此例。泰豫(472)為宋明帝劉彧年號,是年四月明帝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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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1:新昌蓮花庵嶺南朝墓出土磚銘拓本;
2:“太預”磚銘摹本[6])

金華古方吳墓出土磚銘


20世紀80年代出土於浙江金華古方磚瓦廠吳墓(M27、M28),部分墓磚端面模印銘文(圖三:1),簡報將其釋作“工甲大吉”,義涵難解。[7]1985年,廣西鍾山縣西門嶺發掘六朝墓一座,墓室券頂所用楔形磚側模印類似銘文,簡報將其釋作“八田大吉”(圖三:2),並聯繫古方吳墓材料推測“或許‘八田’就為‘工甲’之誤筆”。[8]其實早在西門嶺六朝墓材料刊佈前,何廣鍵便據字形改釋“工甲大吉”為“六甲大吉”,可從,但辭例內涵仍待申發。[9]

筆者認為此類磚銘皆與卜墓行為有關。東漢王充所見《圖宅術》曰:“宅有八術,以六甲之名,數而第之,第定名立,宮商殊別。”[10]所謂“六甲”,即干支配對所成六十甲子日中天干為“甲”的紀日,很早便被陰陽家吸納進擇日術中,如睡虎地秦墓、孔家坡漢墓出土《日書》均有“六甲相逆利以戰伐”句。[11](圖三:3、4)進入中古,道教日益勃興,“六甲”用例也頻繁見諸文獻,如《抱樸子內篇》所述處理仙藥“威喜芝”的方法:“從生門上採之,於六甲陰乾之。”[12]此外,“六甲”概念在中古還與其他方術交叉互動,甚至能夠被具象表達。[13] 由此觀之,西門嶺六朝墓出土“八田大吉”磚銘也當讀作“六甲大吉”,其中“六甲”二字因形近篆書而致誤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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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1:古方吳墓出土“六甲大吉”磚銘拓本;
2:西門嶺六朝墓出土“六甲大吉”磚銘拓本;
3:睡虎地秦墓、孔家坡漢墓出土《日書》中的“六甲相逆利以戰伐”)

無錫赤墩里晉墓出土磚銘


1966年出土於無錫赤墩里東晉墓。磚呈楔形,長31.8、寬8-16、厚5.3釐米,砌築於甬道頂部,窄端面模印“江”字,側面有刻劃銘文,簡報釋作“太和五八月四日作小釜”(圖四:1)。[14]因隨手刻劃,“五”後顯然脫“年”字,而“小釜”當改釋作“小斧”,義為近似斧形的磚體,吳地出土磚銘多見如此自名者(圖四: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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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1:無錫赤墩里晉墓出土楔形磚三面拓本;
2:吳縣東晉張鎮墓出土“墻斧”磚銘拓本[15];
3:餘杭小橫山M42出土“緩斧”磚銘拓本[16])

江寧索墅磚瓦廠晉墓出土磚銘


1985年2月出土於南京江寧淳化鄉索墅磚瓦廠西晉墓(85JSM1),磚銘為一部分墓磚所共有,這些墓磚一側模印重菱紋,其餘一側和兩端面模印文字,連讀則文義可通(圖五)[17]。簡報原釋作“姓朱江乘人居上描大歲庚子晉平吳天下大平”,“上描”不可解。筆者認為當釋作“上捕”,“捕”讀為“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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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索墅磚瓦廠晉墓出土磚銘三面拓本

“江乘”,縣名,秦時屬鄣郡,《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載:“(始皇)還過吳,從江乘渡。”縣內江乘浦為長江早期重要渡口之一。漢武帝元狩二年(前121)易鄣郡為丹陽郡,仍轄江乘。東吳時,曾省江乘為典農都尉,西晉武帝太康元年(280)復立。東晉咸康元年(335),江乘改屬南琅琊僑郡,因其地勢高亢,又靠近大江,利於旱作,故吸引大量北來僑民聚居在此。舊江乘縣轄境大致在今江蘇省句容市北,其治所在今南京市區東北郊棲霞山南麓、九鄉河之東的南京大學仙林校區至仙林湖一帶。此地區北部山崗為漢墓集中分佈區域,而吳、西晉墓葬則集中分佈在江乘以西。[18]南方河流多有被分為上、中、下浦的例子,如《宋書》卷三五《州郡一》“永康令,赤烏八年分烏傷上浦立”,又如舊地名中常見之“上浦橋”“下浦橋”。磚銘所見之“上捕(浦)”即為江乘浦的上游。

東晉馮慶地券


1986年出土於鎮江金家灣晉墓(M3),長28.5、寬14.5、厚3.2釐米,磚質鬆軟(圖六:1)[19]。簡報釋文錯訛較多,白彬、魯西奇有所校補[20],今在諸家基礎上改訂釋文如下:


泰和元年十一月乙丑朔八日壬申,……/治下里司馬馮慶,從天買地,從地買宅,□□西/界下白果村佪龍之坑,雇錢千万。東極甲乙,/南極丙丁,西極庚辛,北極壬癸,中英戊己。若欲/問地,當問天帝;若欲問图片,當問土伯。任知者/東王公、西王母分券,時入明堂為主,如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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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1:馮慶地券拓本;
2:“治下里”券文比勘[21])

第二行“治”下一字,簡報、白彬、魯西奇皆闕釋,今據殘存筆畫和江寧咸墅村南朝墓出土羅健地券“堂邑郡高山縣都鄉治下里蘭陵太守”(圖六:2)句補釋。

第六行“券”下六字,簡報釋作“時入明堂”,魯西奇釋作“時人□堂為主”,以“□堂”為分券人的姓名。按,“明堂”義為墓室,習見於磚銘[22],可據字形和文義補釋。

孫吳宋氏地券


1982年出土於南京郭家山吳墓(82GJSM6)。地券磚質,長26、寬11、厚1.3釐米,刻銘填朱(圖七:1)。[23]今在簡報、白彬、魯西奇三家基礎上改訂釋文如下[24]:


永安四年太歲在辛巳乙卯之朔十一月十二日乙卯,大女宋/□□□,今图片建業東北白石莫府山前□立冢/宅,從天買地,從地買宅,僱錢三百,東至甲乙,/南至丙丁,西至庚辛,北至壬癸,如有爭地當/詣天帝,若有爭宅當詣丘伯,如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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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1:宋氏地券拓本;
2:“建康”局部摹本)

第二行“於建業”三字,簡報釋作“□□蒹”,魯西奇從之,白彬釋作“□□於”,今據殘畫和文義補釋(圖七:2)。
“永安”為吳景帝孫休年號(258-264),四年(261)歲次丁巳,十一月朔日當為甲辰,但當年十月為小月,也許是刻製地券的工匠疏於考慮,遂將十一月朔日天干延後一天至“乙”,但地支“卯”又較朔日甲辰提前了一天,可知這名工匠對天干和地支的計算是分離的。此外,“乙卯之朔十一月”這一紀月方式也僅見此例。

丁墻村吳墓出土地券


1997年5月出土於南京南郊丁墻村吳墓(97NJDM1)。地券磚質,長28.7、寬14.2、厚3.3釐米,出土時位於墓室北壁中部下(墓向105度)。如簡報所說,地券兩面刻字,但由於磚質較差,大部分券文已經風化,故簡報僅釋“天冊元年十二月”數字。[25]今按,首行中段可見“□巳朔”三字,查朔閏表,天冊元年(275)十二月朔癸未,故券首紀年仍待考證。另,首行偏下可補釋“九江阜陵”四字,有助於確認墓主籍貫(圖八)。《晉書·地理志》繫阜陵於“淮南郡”下,淮南郡本為漢九江郡,三國魏、吳分據,魏改曰淮南,治壽春;吳割歷陽、全椒、阜陵屬廬江郡。[26]券文言“九江阜陵”,可知刻製時去孫吳改隸阜陵屬廬江不遠,仍襲漢稱。阜陵縣故城,在今安徽全椒縣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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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丁墻村吳墓出土磚地券拓本與“九江阜陵”局部

仙鶴山吳墓出土磚銘


1998年出土於南京東北郊仙鶴山南麓(今南京師範大學仙林校區內)吳墓(M5)。銘文模印於墓壁順磚層磚側(圖九:1),共兩種,簡報釋作“平原廣敞神靈安居”和“吉月貞□卜塟芒丘”。[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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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1:仙鶴山M5墓壁文字磚與花紋磚;
2:“吉月良辰卜塟芒丘”磚銘摹本)

據照片所示字形,“貞□”可改釋作“良辰”(圖九:2)。同時期類似辭例較多,如孫吳丁奉地券“良月吉日”[28]、浙江東陽李宅鎮南朝墓出土“元加四年□月吉旦”[29]等。

孫吳繆承地券


2007年8月27日-9月2日出土於南京市江寧區濱江開發區天成路西的吳墓(07NBSM3),緊貼墓室西南角。青灰磚質,長34.2、寬8.3.厚4.4釐米,兩側面模印菱形方格紋,券文豎行刻寫,間以淺綫。對照簡報所記墓磚形制及紋飾,地券應係墓磚對半剖開後改製而成(圖十:1)。張學鋒在簡報基礎上對釋文有所補釋,今參考新見太康七年蔡氏磚誌改訂釋文如下:


建衡元年图片图片巳朔五日辛酉,相府吏繆承,今還丹楊業建/图片鄉梅萡里卜安冢宅。從地主古糸買地三頃五十畝,直錢三/百五十萬。鄉吏朱恂證知系賣承買,對共破莂,先立可信,/乃為手書。[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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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1:繆承地券拓本;
2:蔡氏磚銘拓本一;
3:蔡氏磚銘拓本二;
4:“南鄉梅萡”局部及摹本)

2020年4月,南京寧馬高速公路近板橋段道路施工現場出土殘磚十餘塊,清洗後現出文字和圖案。文字磚銘分兩種,其一曰“九江歷陽蔡”“葬丹楊江寧南鄉梅泊里大道東”“太康七年十二月大子記□□□□兄弟三子□”,分別模印於兩端面和一側面;其二曰“太康七年”。殘磚甫一出土便流入古玩市場,後迅速被南京博物院和南京師範大學徵集。[31]筆者有幸得到拓本兩張,對應第一種磚銘的部分內容(圖十:2、3)。[32]其中,“南鄉”和“梅泊里”兩個地名釋讀沒有疑義,據此反觀繆承地券,“鄉”前一字簡報、張學鋒皆闕釋,“梅”後一字二者皆釋作“府”,至此皆可改釋(圖十:4)。

《江蘇省江寧縣地名錄》“江寧鄉”下記“梅府”地名由來:“清時,一梅姓官員家宅在此。”[33]簡報根據所得“梅府”磚銘否認這一說法,但“梅府”磚銘既已被證明是誤釋,簡報的質疑也需進行補充。

券文中的“鄉吏朱恂”應為真實人物,至遲在東漢早期,朱氏家族便參與到江寧地區的地方行政中。1989年,南京市博物館在江寧湖熟搶救發掘六座漢墓,其中一座為磚木混合結構墓(89JHM2),墓內出土木牘一件,墨書文曰:


丹楊郡胡孰都鄉安平里公图片故吏朱建以建武廿九年六月不富,以誦書出補鄉小史。到卅年中,入給廷功曹小史學事。永平三年中府為尉曹□,到其八年,□為書佐後不富,年罷富長部□。到永元五年正月九日得病乾□襄。[34]



據牘文可知朱建所任皆刀筆要職,這類人物在湖熟縣基層社會中扮演重要作用。到西晉時期,湖熟以北不遠的索墅還出土“姓朱江乘人居上浦”的磚銘(本文第五條)。綜合這三則材料,可見漢晉之間朱氏家族在江寧地區擁有廣泛而持久的影響力。

十一

餘杭義橋六朝墓出土磚銘


2007年出土於杭州餘杭區餘杭鎮義橋村西側的六朝墓(M55)。銘文模印於一塊墓磚的側面,報告闕讀,據照片可釋為“升平五年三月”(圖十一)。“升平”為東晉墓地司馬聃年號(357-362),發掘者據出土青瓷鉢形制將M55定為東晉時期墓葬,紀年磚銘的補釋可以為進一步推定墓葬時間提供參考。[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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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 “升平五年三月”磚銘及摹本

十二

荀籍磚誌


出土於南京江寧區東山街道上坊街道石馬沖謝家山晉墓。現僅存左上部分,殘長23、殘寬22.3、厚6.1釐米(圖十二)。[36]墓葬發掘簡報未見刊佈,出土環境未知。照片、拓本藉前引《東山擷芳》一書刊佈,並附釋文曰:


祖□图片/父蕤,□图片/晉散騎侍郎图片/縣西鄉高陽里荀图片图片/年歲在乙酉十二月四图片/以十一年九月□日□图片/图片里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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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 荀籍磚誌及拓本

誌主荀籍,父蕤見《晉書》卷七五《荀崧傳》附傳,相關內容如下:


荀崧字景猷,潁川臨潁人,魏太尉彧之玄孫也。……有二子:蕤、羨。蕤嗣。蕤字令遠,起家祕書郎,稍遷尚書左丞。蕤有儀操風望,雅為簡文帝所重。時桓溫平蜀,朝廷欲以豫章郡封溫。蕤言於帝曰:“若溫復假王威,北平河洛,修復園陵,將何以加此!”於是乃止。轉散騎常侍、少府,不拜,出補東陽太守。除建威將軍、吳國內史。卒官。子籍嗣位,至散騎常侍、大長秋。



據此,可補釋首行“祖”後一字為“崧”,第二行“蕤”後一字為“建”,並據殘畫和文義補釋第六行“日”後一字為“塟”。(圖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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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 荀籍磚誌拓本“崧”“建”及“塟”字局部

誌文所載籍貫當為荀氏原籍。“西鄉高陽里”可上溯至東漢末年,《後漢書》卷六二《荀淑傳》載:“初,荀氏舊里名西豪,潁陰令勃海苑康以為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今荀氏亦有八子,故改其里曰高陽里。”張璠《漢紀》亦同此說。[37]磚誌所載鄉里名稱與史籍相合,但缺失的縣名卻值得思考。據漢晉正史,荀淑為“潁川潁陰人”,後荀彧、荀勗皆循此籍貫,但荀崧本傳卻云其為“潁川臨潁人”,對此,勞格、中華版點校小組早已注意到,但並未給予解釋。[38]若荀籍磚誌完整,或許能為解答這一疑問提供幫助。

十三

甘家巷晉墓出土磚銘


2009年12月出土於南京棲霞區甘家巷楊家邊村旁的晉墓(2009NGM1),作為棺床的鋪地磚存在。文字分別刻在三塊磚上,簡報釋作“晉義熙十一年”“十一月廿六日畢”和“任奴伍之”,據字形、文義可將後兩種改釋為“正月廿六日畢”和“任奴作之”(圖十四),三種磚銘可連讀。[39]此處的“奴”既可能是人名,也可能指奴客或刑徒,小橫山南朝墓(M109)出土“奴朝建紵二百”刻劃磚銘[40],可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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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 甘家巷晉墓出土磚銘拓本

十五

棲霞新堯新城南朝墓出土磚銘


2010年6-7月出土於南京棲霞區新堯新城“中學用地”地塊的南朝墓(2010NQYM1)。磚銘係濕劃而成,簡報釋作“昇明二年七月廿□日作甓□好也”。[41]對照拓本可將闕釋二字補作“五”和“極”(圖十四:1、2)。“極好也”表示燒磚工匠對磚質的自詡或期望,與獅子沖南朝M1出土磚銘“師李中大通弍年五月廿七日□後足寸作此塼大好可用”[42]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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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
(1:新堯新城南朝墓出土磚銘拓本;
2:磚銘局部所見濕刻痕跡[43])

十五

餘姚穴湖吳墓出土磚銘


2017年7-8月出土於餘姚穴湖村吳墓(2017YXM1)。部分長方形磚側面有模印銘文,內容與女性相關(圖十六: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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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六
(1:穴湖吳墓出土磚銘拓本;
2:傳穴湖地區出土董氏磚銘拓本)

簡報將其釋作“夫人鄱陽雷氏全德播宣”和“夫人吳郡陳氏奉禮純淑”,據字形可改釋第一種磚銘中的“全”為“至”。此外,傳穴湖地區出土的“夫人董氏全德播宣”磚銘(圖十六:2)亦可如此改訂。[45]細辨字形,此字中間橫畫兩端向上翹起,與其他墓例出土“至”字磚銘寫法類似(圖十七)。又,中古文獻有“至德廣施”(《後漢書》卷四二《光武十王列傳》)、“至德彌闡”(《南齊書》卷六《明帝紀》)等辭例,與“至德播宣”義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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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
(1:穴湖吳墓出土雷氏磚銘中的“至”;
2:傳穴湖地區出土董氏磚銘中的“至”;
3:馬鞍山吳朱然家族墓出土“至”字磚銘[46];
4.西晉黃仕地券中的“至”[47])

順帶一提,簡報根據墓中陳氏磚銘出土數量極少,推測陳氏在家中地位低於雷氏,是合理的。考慮到雷氏出豫章郡鄱陽縣,為江州望族,既與會稽虞氏聯姻,地位理應高於吳郡陳氏。此外,磚銘所述“至德播宣”明顯較“奉禮純淑”更為強勢,也可作正、側之辨的輔證。[48]

注釋


[1] 南京市博物館《南京郊縣四座吳墓發掘簡報》,載《文物資料叢刊》(第8輯),文物出版社,1983年,第1-15頁。


[2] 文字不可識者以“□”表示,一字一“□”,因磚體殘端下文缺失以“图片”表示,依據殘畫和文義可補者外加方框。標點依筆者理解添加,地券、磚誌錄文以“/”表示銘文換行,下同。


[3] 筆者2020年4月攝於六朝博物館,“至”“丁”二字以圓圈標出,。


[4] 張勳燎、白彬《中國道教考古》,綫裝書局,2006年,第822頁;胡海帆、湯燕《中國古代磚刻銘文集》,文物出版社,2008年,下冊第117頁;魯西奇《中國古代買地券研究》,廈門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87、88頁。


[5] 潘表惠《浙江新昌南朝宋墓》,《文物》1983年第10期,第93-94頁。


[6] 摹本係筆者自製,下同。


[7] 金華地區文管會《浙江金華古方六朝墓》,《考古》1984年第9期,第816-825頁。


[8] 鍾山縣文物管理所《廣西鍾山縣西門嶺發現六朝墓》,《考古》1994年第10期,第952-953頁。


[9] 何廣鍵《對“工甲大吉”的商榷》,《考古》1985年第10期,第884頁。


[10] (漢)王充撰,(清)劉盼遂集解,黃暉校釋《論衡校釋》卷二五《詰術篇》,中華書局,1990年,第1027頁。


[11] 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湖北省博物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簡牘合集》(壹),武漢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780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考古隊《隨州孔家坡漢墓簡牘》,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69頁。


[12] (晉)葛洪撰,王明校釋《抱樸子內篇校釋》卷一一《仙藥》,中華書局,1985年,第199頁。


[13] 參見趙益《〈漢志·數術略〉考釋證補(下)》,載《古典文獻研究》(第8輯),鳳凰出版社,2005年,第127-152頁;高中正《〈梁書〉“兔頭”發微:兼論南北朝時方術與兵學的關係》,《中國史研究》2006年第4期,第61-73頁。


[14] 無錫市博物館《無錫赤墩里東晉墓》,《考古》1985年第11期,第1006頁。


[15] 南京博物院《江蘇吳縣張陵山張氏墓群發掘簡報》,《南方文物》2005年第4期,第14-18頁。


[16] 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餘杭博物館《餘杭小橫山東晉南朝墓》,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122頁。


[17] 南京市博物館《南京獅子山、江寧索墅西晉墓》,《考古》1987年第7期,第611-618頁。


[18] 陳剛《西漢至六朝時期丹陽郡政區變遷與區域發展》,《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8年第2期,第91-101頁;張學鋒、陳剛《吳都建業的都城空間與葬地》,載《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36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27頁。


[19] 林留根《江蘇鎮江東晉紀年墓清理簡報》,《東南文化》1989年第2期,第157頁。


[20] 張勳燎、白彬《中國道教考古》,第840-842頁;魯西奇《中國古代買地券研究》,第107頁。


[21] 左為馮慶地券局部,右為江寧咸墅村南朝墓出土羅健地券(M1:26)局部,採自王志高、許長生《南京淳化新見南朝羅氏地券考釋》,《文物》2019年第10期,第88-96頁。


[22] 參見胡斐:《古磚文中所見古人對墓葬的稱謂彙考》,載呂金成編《印學研究》(第12輯),文物出版社,2018年,第76-88頁。


[23] 南京市博物館《江蘇南京市北郊郭家山東吳紀年墓》,《考古》1998年第8期,第21-26頁。


[24] 張勳燎、白彬《中國道教考古》,第826-828頁;魯西奇《中國古代買地券研究》,第90頁。


[25] 南京市博物館、雨花台區文化局《南京丁墻村“天冊元年”東吳墓》,載《南京文物考古新發現:南京歷史文化新探二》,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4-28頁。


[26] 此據馬與龍《晉書地理志注》的觀點,轉引自孟剛、鄒逸麟《晉書地理志匯釋》,安徽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581頁。


[27] 南京市博物館、南京師範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南京仙鶴山孫吳、西晉墓》,《文物》2007年第1期,第22-34頁。


[28] 辭例來自南京幕府山丁奉墓出土磚地券“建衡三年八月十六日良月吉日”,參見周保華、周夢媛《南京五佰村孫吳丁奉家族墓發掘收穫》,《中國文物報》2021年1月26日。


[29] 趙寧《浙江東陽縣李宅鎮南朝墓》,《考古》1991年第8期,第759-760頁。


[30] 南京市江寧區博物館《南京濱江開發區15號路六朝墓清理簡報》,《東南文化》2009年第3期,第36-40頁;張學鋒《南京濱江開發區吳墓出土“建衡元年”買地券補釋》,《東南文化》2010年第1期,第60-61頁。磚券照片及更清晰的拓本載江寧博物館、東晉歷史文化博物館《東山擷芳:江寧博物館暨東晉歷史文化博物館館藏精粹》,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10頁。


[31] 伊蓮《最早的“江寧”古磚》,“金陵傳拓學社”微信公眾號,2020年11月3日。


[32] 拓本承葉伯瑜先生惠賜,謹表謝忱。


[33] 江寧縣地名委員會《江蘇省江寧縣地名錄》,內部資料,1984年,第126頁。


[34] 南京市博物館、江寧縣文化局《南京湖熟漢代朱氏家族墓地》,載南京市博物館《南京文物考古新發現:南京歷史文化新探二》,第3-15頁、圖版二:3。


[35] 杭州市文物考古所、餘杭區博物館《餘杭義橋漢六朝墓》,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126頁。


[36] 江寧博物館、東晉歷史文化博物館《東山擷芳:江寧博物館暨東晉歷史文化博物館館藏精粹》,第13頁。


[37] 《三國志》卷一〇《魏書·荀彧傳》裴松之注引,中華書局,1959年,第307頁。


[38] 《晉書》卷七五《荀崧傳》校勘記,中華書局,1974年,第1996頁。


[39] 南京市博物館、南京市棲霞區文化廣播電視局《南京棲霞甘家巷東晉紀年墓》,載《南京文物考古新發現》(第三輯),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75頁。


[40] 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餘杭博物館《餘杭小橫山東晉南朝墓》,第220頁。


[41] 南京市博物館、南京市棲霞區文化局《南京棲霞劉宋昇明二年墓發掘簡報》,《南京文物考古新發現》(第三輯),第126、127頁。


[42] 南京市考古研究所《南京棲霞獅子沖南朝大墓發掘簡報》,《東南文化》2015年第4期,第33-48頁。


[43] 筆者2020年4月攝於六朝博物館。


[44] 寧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餘姚市文物保護管理所:《浙江餘姚穴湖孫吳時期虞氏墓發掘簡報》,《文物》2020年第9期,第20-25頁。


[45] 商略、孫勤忠:《有虞故物:會稽餘姚虞氏漢唐出土文獻彙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8頁。


[46] 馬鞍山市文物管理所《安徽省馬鞍山市朱然家族墓發掘簡報》,《東南文化》2006年第6期,第34-40頁。


[47] 張淑娟:《浙江上虞西晉黃仕買地券考釋》,載浙江省博物館《東方博物》(第62輯),2017年,第74-79頁。


[48] 發掘者許超還透露另一種可能性,考虑到墓室較狹窄,不利於三人合葬,故“夫人陳氏”磚銘可能係廢磚利用,陳氏並非此墓喪主之一。

本文原載程章燦主編
《古典文獻研究(第二十四輯 下)》
鳳凰出版社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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