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随着山西晋侯墓地的考古发掘，以及2007年山西霸国墓地的考古发掘，分别出土了三尊国内极其罕见的淮夷族铜人像，对后世研究西周时期淮夷族的族属、服饰、发式及文化风俗等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故笔者做此篇加以考释。
①有铭晋侯铜人，据推断是山西曲沃县北赵晋侯墓地的出土物。2002年在上海博物馆召开的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苏芳淑、李零二位先生介绍了在香港见到一件有铭文的青铜跪坐人像。铜人身上有铭文，记载了西周某年五月，晋侯援救霸国，与南来入侵霸国的淮夷激战，最终击退了淮夷，并擒获了淮夷君主，故做此铜人以颂扬周王。
此铜人正面五官刻画明显，为二十到三十岁的青年男性，头戴平顶帽，菱形方脸，大眼，高鼻梁，颧骨较高，嘴唇紧闭，眼视前方，其形象如下；
此铜人像有学者认为或许是当时被俘的淮夷君主形象，有关晋侯铜人的年代以往的研究多认为是周厉王时期，铜人铭文中的晋侯，先辈李学勤先生认为当为晋厉侯或靖侯，更倾向于前者。而李伯谦、刘绪二位先生则认为铜人铭文字体结构具有西周早、中期的特征，并结合北赵晋侯墓地被盗的情况，认为晋侯铜人最有可能是北赵6号、7号墓组晋成侯父妇墓葬的随葬品。
此铜人赤裸上身，双手反绑，整体形象呈：“肉袒面缚”状。“肉袒”，《史记索隐》：“袒而露肉也。”《礼记•内则》：“不有敬事，不敢袒裼。”《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廉颇闻之，肉袒负荆，因宾客至蔺相如门谢罪。”《史记•宋微子世家》：“周武王伐纣，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军门，肉袒面缚。”，“面缚”则是要求投降者双手捆缚在身后，《史记索隐》：“缚手于背而面向前也。”就是说把双手捆缚于背后，只能见到投降者的正面。此跪坐铜人身体上有21字铭文，如下；
铭文：唯五月，淮夷伐格，晋侯搏戎。获厥君虒师，侯昜王于兹。
上述铭文中的“淮夷伐格”，“格”即“霸”国，位于今山西翼城县大河口村。而“获厥君虒师”，意思是晋侯擒获了此次入侵霸(格)国的淮夷首领叫“虒师”。“虒”，音“si”。此字晋侯铜人铭文原作“
”，之前诸家释读不一，有转隶为“”的，今有转隶为“虒”的，有人认为“虒”也见于西周金文《虒叔多父盘》，如下；
晋侯铜人的“
”与《虒叔多父盘》的“
”，字形构造笔画几乎一致，只是《虒叔多父盘》在字中多了突出兽纹的“＝”而已，故“”与“”确为一字，剩下的问题是此字到底是“从厂、从虎的
(虒)“？还是“从厂、从豕的
”？先看“虎”字，商代甲骨文作“
”，是一象形字，字形像有大口獠牙“
”、长足利爪“
”、瘦长身躯和上翘的尾巴“
”。 西周时期金文的“虎”作“
、
”等样，与商代甲骨文基本一致，字形均突出老虎的头部，突出老虎张开的血盆大口与上翘的尾巴。 再看甲骨文中“猪”的象形文字作“”，即“豕”字，几乎与此同时，还出现了“豕”的分化字“”，即“亥”字，但细看的话会发现，无论“豕”与“亥”，甲骨文这俩字的尾巴均是作下耷状的，明显与“虎”字作尾巴上翘状不一样。西周金文“豕”的字形则作“
、
”，“亥”写作“
、
”等形状，尾巴也均作下耷状。 故笔者认为晋侯铜人铭文中，作为淮夷君主名字的“”，确实当释为“从厂、从虎”，即“(虒)”字。“虒”字《辞海》中解释：“古代一种野兽，似狗而大，能噬人。”《说文》：“委虒，虎之有角者。”段玉裁注：“虎无角，故言‘者’以别之。《广韵》曰：‘虒似虎，有角，能行水中。”总之在古代，“虒”被用来形容凶猛的野兽或者是勇猛的人物。例如《西游记》中，为突出孙悟空的勇猛和凶悍，描述其：“毛发倒竖，眼睛赤红，嘴唇翕动，如同虒兽一般。”除了描述猛兽外，金文中“虒”字还多用为人名或者通假成其他字，可参见：黄国伟先生《同簋铭文中的地名与西周的王朝虞官层级结构》一文。又，今离山西曲沃县不远处有一“虒祁村”，《左传•昭八年》：“晋平公筑虒祁之宫。”，此“虒祁宫”之“虒”名，是否与西周时期晋国为纪念俘虏入侵的淮夷君主“虒师”这一重大战功有关？那就不得而知了。虒祁宫遗址就离出土淮夷君主铜人“虒师”的晋侯墓地不远处M1017号霸国霸伯墓室内，该铜人五官刻画明显，也为二十到三十岁的青年男性，眉清目秀，菱形脸，大眼，浓眉，颧骨较高，眼视前方，圆耳外张，鼻梁高且直，嘴唇微闭。上身则裸露，呈跽坐状，腰部束一敝膝，头戴扁平圆形帽，帽上方顶着四附耳铜盘，推测可能是一件青铜灯。形象如下；
有学者认为该铜人以正坐姿势挺直腰身，应具有一定的社会身份，笔者则根据其出土于西周霸国霸伯的随葬品内，且人物形象装扮与当时华夏周人迥异，却与西周淮夷族形象无异，故认为此铜人应与①有铭晋侯铜人有密切关联，疑即与①有铭晋侯铜人“虒师”一样，均是被晋国与霸国联军俘虏的入侵淮夷族，可参看：毕经纬《人神之间：商周青铜人像探研》，又，赵燕姣女士也认为这件铜人形态与①有铭晋侯铜人颇为相似，很显然其原型至少是与①有铭晋侯铜人同一族属的高级将领，极有可能是被霸伯俘获的“讯”，“讯”之名号出自《格仲簋》与《霸伯盘》铭文，可参看：赵燕姣《由兑盆铭浅谈西周时期的淮夷北侵》，具体铭文如下；
唯正月甲午，戎捷于丧原，格(霸)伯率追，获讯二夫、馘二，对扬祖考福，用作宝簋。
《格仲簋 M2002：8》
唯正月既死霸丙午，戎大捷于霸，伯搏戎，获讯一，霸伯对扬，用作
姬宝盘，孙子子其万年永宝用。
《霸伯盘 M1017：41》
③M1顶盘铜人，2008年山西翼城大河口村霸国霸伯墓地M1号墓室出土，M1与前面②顶盘铜人所属的M1017号墓地分别是两位霸伯，其中M1时代略早于M1017，随葬品也较多。
件跽坐状男相铜人，头顶圈盘造型。此铜人菱形脸，大眼，浓眉，颧骨较高，眼视前方，高鼻梁，蒜头鼻，嘴微张，薄嘴唇，圆耳外张，头发向后梳大背头，脑后有发髻或盘辫，双膝跪地呈坐姿，腰杆挺直，双臂弯曲，双手置于大腿上，赤足，两足趾着地，臀部坐于脚后跟上，3有矩形垫肩，右衽，窄长袖，腰束菱格云雷纹宽带，下垂斧形敝膝。此铜人笔者认为亦是入侵霸国被俘的淮夷族，理由如②M1017顶盘铜人。铜人形象如下； 笔者上面罗列了①有铭晋侯铜人、②M1017顶盘铜人、③M1顶盘铜人这三尊西周时期的淮夷族铜人形象，接下来笔者将此三尊铜人的面部种族特征、帽冠、发式、服饰等与以商代殷墟妇好墓出土为主的各种商族人物造型做从头至脚、逐部逐图的一一对比。下面先列出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各种殷商族人物造型和发式；
从上面对比图来看，①有铭晋侯铜人与②M1017顶盘铜人两个淮夷族所戴之帽冠，与殷商妇好墓和安阳四盘磨村出土的商族帽冠一样，皆为“平顶帽”，或称“扁平圆帽”。其中①有铭晋侯铜人的帽高稍长，②M1017顶盘铜人帽高稍短。 “平顶帽(扁平圆帽)”是商代殷墟人像中最为常见的帽式，戴平顶帽的人，无论男女均把头发盘为辫发束于头顶，然后戴上这种圆圈形的帽子环套在头部。 另外戴这种平顶帽的人物形象也在山西侯马市出土的东周墓葬中有发现。但一般研究者认为其人物形象可能是代表当时山西境内戎狄族的服冠写照。但笔者发现山西侯马市离发现晋侯墓葬的曲沃县以及霸国墓葬所在的翼城县都非常近，且山西在两周时期除了有戎狄族外，也有不少商遗民，如：《山西北白鹅墓地，殷遗民or周人贵族？专家直呼让人捉摸不透》，所以笔者认为侯马市出土的这类戴平顶帽的人物，除了可能是受到商文化影响的戎狄族外，也不排除可能本身就是殷商遗民。如下； 有的“平顶帽”会有封口遮住头顶，有的不封口，会露出头顶的头发，这种不封口，露出头顶的帽子有时也称为“帽箍”。如下复原图；
从出土商代各种人物形象上来看，商代男子的发式整体以头发向脑后梳(即“大背头”)，再在头顶或脑后盘辫为主，形式多样。 有将头发上梳到头顶，编成一条辫子，再垂到脑后的，有左右两侧梳辫，辫梢卷曲，下垂到肩上的，还有先将头发编成辫子，然后盘绕在头顶上的。如下； 接下来比较西周淮夷族与商代商族的发式，先看①有铭晋侯铜人、②M1017顶盘铜人。这两座铜人均戴平顶帽或帽箍，如果头顶盘成如下图周人这般高耸发髻的话，则无法戴平顶帽这类扁平冠帽。 而细看这两铜人头围周边或脑后均呈“髡发”状，再把这两人与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商人发式做个比较，发现前后两者几乎无别，如下； 所以根据①有铭晋侯铜人、②M1017顶盘铜人这两尊铜人头围周边以及脑后均是“髡发”来判断，此两个淮夷族发式可能是先把头围周边至后颈的头发全部剃光，然后再在头顶处盘成一小辫子，以方便戴上扁平形的帽冠，这种发式称为“单发辫”。抑或像上图⑤殷墟妇好墓出土的M534号商族发式那样，就是纯粹剃光头围周边的头发，顶部也不留辫子，这种发式可称为“剪发”。关于商代商族的“单发辫”和“剪发”，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余洁所撰写的《商代头饰与发式研究》一文中已有阐述，这里笔者引文如下； 另外从实际的出土文物来看，类似这种商族“单发辫”的发式在战国时期楚国墓葬出土的楚俑形象上也出现过。只是楚人这种辫发在头围四周并不剃光，而是直接把头发向脑后梳，梳拢后直接编结成一条长辫子拖在身后及腰处。如下； 那为何楚人也有类似这种商夷族发式？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可能有两方面，一方面跟楚人本身就出身“蛮夷”有关。周人灭商占据中原后，自认为是文明中心，故西周统治者强调自己为“有夏、华夏”，称其他地方的民族则是“夷狄或戎狄”。“夷狄”被认为在种族、政治、文化、语言等方面与周人“诸夏”有别，因而“夷夏之辨或华夷之辨”开始在周代盛行。具体也可参看鄢国盛先生的：《周代黄淮地区夷夏政治地理研究》一文，笔者这引文如下； 诚然周人的这种“夷夏之辨”有民族歧视之嫌，但当时西方周人与东方夷人或南方荆蛮也确实存在各种民族、语言、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连楚人自己也直言不讳：《史记•楚世家》：“三十五年，楚伐随。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另一方面，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国势强大，接连吞并了淮河流域的很多淮夷族国家，故当时楚国国土有相当大的面积来自淮夷族领土，所以楚国国内本身就有大量的淮夷族居民，所以无论是楚人本身就出自蛮夷，或是国内本来就有淮夷族，总之楚人在文化习俗方面肯定与当时中原地区的周人有巨大差异，所以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就曾认为“楚本蛮夷，亦即淮夷。”也可参看鄢国盛先生：《周代黄淮地区夷夏政治地理研究》一书中对此的论述； 接下来继续分析③M1顶盘铜人的淮夷族发式，该铜人头发整体向脑后梳，并在脑后处将头发直接拢在一起，后脑处盘成“椎髻”状。如下；
当然③M1顶盘铜人的发式也可能如下图这种案例，先在后脑处结一辫子，然后再盘成“椎髻”状，总之与商代商族直接在脑后留辫子略微有异。 ③M1顶盘铜人所代表的西周淮夷族俘虏，可能受到周人影响(无论是主动或被动)，把商代商族脑后直接留辫子的发式改为把辫子盘成发髻状，显然是迎合了周人的审美观，周人男子多椎髻，绾髻时将头发全部束至头顶盘成髻，然后戴个冠，如下图左； 当然也不排除商代商族本来就有将脑后辫子盘结成发髻状，只是目前还没发现出土实物证实而已。以下是商代商族发式复原图； 接着将①有铭晋侯铜人、②M1017顶盘铜人、③M1顶盘铜人与商代商族做个面部种族特征对比。 通过对三尊淮夷族铜人的面部特征细节分析，我们了解到西周淮夷族面部五官特征大致如下：高鼻梁、粗眉大眼、大圆耳、颧骨高，因为两边的颧骨饱满，导致下颊显得略微狭窄，所以整体看上去面部线条棱角分明，这种一般称为“方形脸”，通常给人一种硬朗感。方形脸如下； 而商代的商族人物面部特征也以：直鼻、粗眉大眼、颧骨突出、大耳朵、大鼻头为主，与淮夷族面部五官特征非常接近，可能暗示商族与东夷、淮夷族在族源上或许有某些共享血缘关系。《淮南子•墬形训》：“东方…隆鼻大口，鸢肩企行。”，《五行大义•论诸人》：“东夷之人，其形细长，修眉长目，衣冠亦尚狭长。” 另外在安阳殷墟西北冈一座商王大墓中出土的青铜人面具，以及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商代贵族复原像上，也都体现了这种“粗眉大眼、颧骨高、大圆耳”等种族特征，如下；
这里笔者再引用发现①有铭晋侯铜人的苏芳淑、李零二位先生撰写的分析报告作为佐证； 苏芳淑、李零二位先生在文中亦认为①有铭晋侯铜人即是“俘获淮夷国君的形象”，还认为与河南南部淮河流域上游南阳桐柏月河1号春秋墓出土一淮夷族武士造型十分相似，而该淮夷族武士的面部特征在长沙博物馆官网上是如下描述的：“昂首平视、浓眉大眼、高鼻、大耳、阔口、胡须浓密”，这些面部特征与笔者分析被晋侯与霸伯俘虏的淮夷族面部特征基本一致。 最后分析下这三尊铜人的服饰，三尊铜人中①有铭晋侯铜人、②M1017顶盘铜人皆上身赤露，而③M1顶盘铜人除上身着窄袖口上衣，脖子上还套有一垫肩式“矩领”(或称“方领”)。三人均于腰前束一蔽膝，其中②M1017顶盘铜人与③M1顶盘铜人均束一斧形“蔽膝”。如下；
“蔽膝”，古代有“韠、韐、绂、韨、芾”等多种称呼，是古代下体之衣，是遮盖大腿至膝部的服饰，狭而长，下成斧形，系在腰间垂于腹前，是先秦时期男女贵族的服饰和身份的标志。
众所周知，“上衣下裳”是商周时期的主要服饰形制。上衣多为交领右任，腰系带，下裳。上衣在商代通常为窄袖短身，商人腰间多系带，身份尊贵者还在腰间系一蔽膝，也就是说最早蔽膝属于礼服、华服之列，商周时期的贵族阶层和上层社会的成员才有资格在腰间系一蔽膝。如下图安阳殷墟博物馆副馆长唐际根先生在讲解束蔽膝的商代贵族服饰； 普通老百姓或奴隶们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平常衣着以简单的短打为主，主要是为了满足日常劳动的实际需要，而不是为了礼仪或特定的文化象征，故平民阶层没资格也没必要系蔽膝，只是到了汉代以后，蔽膝的情况似乎有所改善，才成为普通民众作为日常生活中的服饰。商代平民服饰复原如下； 上述三尊铜人中，李学勤认为①有铭晋侯铜人腰带前方的蔽膝，当即戎服的“韐”，“韐”（gé），又称“韎韐”，是蔽膝的一种，古时天子有戎事(兵事)时所穿。如下；
①有铭晋侯铜人与②M1017顶盘铜人腰间皆系商周贵族才能穿戴的蔽膝，但上身赤裸又是俘虏或奴隶的形象，虽然彼此显得矛盾怪异，但①有铭晋侯铜人与②M1017顶盘铜人如果原本身份是被俘虏的某淮夷君主或淮夷军事首领，然后这些被俘虏的淮夷贵族们被敌人去除上衣以示羞辱，那上身赤裸下系蔽膝的矛盾怪异现象也就得到合情合理的解释了。
另外再看③M1顶盘铜人，上身着长衣，袖至腕，窄袖口，脖子上戴有一“垫肩式领子”，腰间也束一“斧形蔽膝”。沈从文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文中就认为，商代出土的各种贵族人物雕像造型中腰间系的“斧头形大带”，就是最古老的“蔽膝”。而根据目前出土的商周时期各种玉人和青铜人物造型来看，可以判断出“垫肩式矩领(方领)”大多数是商周贵族或贵族近侍穿戴的。殷墟妇好墓出土穿戴垫肩式矩领的玉人被认为即是妇好生前的近侍，而洛阳北窑出土的西周人形车辖铜人，据分析可能即是为西周大贵族驾车的近侍或近臣形象。如下；
洛阳北窑出土的西周人形车辖铜人所穿服饰与霸国霸伯出土的③M1顶盘铜人几乎无别，均是上套垫肩式矩领，下戴蔽膝，唯一区别似乎就是两者的发式。前者把头发在头顶中央处绾发成高髻，再戴一高冠，加以固定或装饰，所展现的是成周洛阳地区西周贵族贴身的周族近侍形象。而后者把头发全部后梳，在颈后盘一小髻或把脑后辫子盘成结状，与前者发式差异较大，种种迹象表明他是霸伯身边的一淮夷族近侍。如下；
通过笔者对上述①有铭晋侯铜人、②M1017顶盘铜人、③M1顶盘铜人三尊铜人的仔细分析，我们大致了解到这三尊铜人的身份。其中双手被反绑，上身赤裸，但面部又露出桀骜不驯表情的①有铭晋侯铜人是某个被俘虏的淮夷族首领。这种发式为“秃发”，双手反绑，又被去除上衣以示羞辱，但本人又表现出极度不屈服的淮夷族战士形象铜人，还不止晋侯墓出土的这尊①有铭晋侯铜人，在山西侯马市其他墓葬里也陆续有发现，可参看苏芳淑、李零二位先生的引文；
而②M1017顶盘铜人、③M1顶盘铜人这两尊铜人身份，从服饰和坐姿形态来看，应是被俘后归顺的淮夷族，这些归顺的淮夷族后来又成为西周贵族的近侍或近臣。商代男性近侍形象如下；
关于西周时期周人与淮夷战俘关系的研究，先辈裘锡圭先生曾通过分析西周青铜金文后认为，西周时期成周洛邑地区安置了大量与周人战争中被俘或投降的淮夷族，这些被俘或投降的淮夷族被划为两种身份：“虎臣”和“庸”，具体可参见：裘錫圭《说“仆庸”》一文。
“虎臣”即被俘后加入周人阵营的淮夷族精锐部队，发生战争时一般用于先锋部队或派去看守奴隶，西周询簋金文有：“先虎臣后庸”，陈世辉先生认为“先”指战争时作先锋。笔者认为隶属于周王朝的淮夷族“虎臣”部队可能类似“殷八师”性质，即投降归顺周人的殷商军队，后被周王派去驻守成周地区，拱卫京畿，可参见：黄国伟《同簋铭文中的地名与西周的王朝虞官层级结构》：“铭文中虎臣作为周王近卫爪牙，捍御王身，其分布在王畿殆无疑义。”王坤鹏《西周王巡与王权运作》：“虎臣、夷仆等多担任周王扈从，驻时为警戒，行时作先导。《周礼正义》云：'谓王出，则此官将虎士分居王之前后以趋。'虎士即虎臣、虎贲。”
这样看来西周的虎臣除了在战争中作为冲锋陷阵的先头部队外，还有点类似中央警卫团，皇帝的御林军，奥斯曼帝国苏丹从被俘基督教异族中选出贴身的禁卫军(耶尼切里)，皆是其勇猛精锐的体现。
关于“虎臣”，笔者这里再大段引用先辈裘锡圭先生在《说“仆庸”》的考释：“在金文里还可以看到一些'以戒戎作'的被奴役者，其中最重要的是虎臣。上文的虎臣，伪孔传解释为'虎贲氏'，当可信。虎贲是虎臣的别名，虎贲百人就是虎臣百人。虎臣通常用于战斗、守卫等工作，这些也正是仆的主要工作。古代臣、仆往往连称……虎士就是虎贲、虎臣的别称。一般职官所属的胥统率徒，虎贲氏的胥则统率虎士。所以郑玄注认为虎士是'徒之选有勇力者'。师询簋王锡师询‘夷臣三百人’即是虎臣。通过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到，在西周春秋时代的确存在着大量主要使用在战斗、守卫等工作上的被奴役者。他们一般称为仆或虎臣，大概多数由俘获或降服的夷、狄等族人充当。”
而俘虏淮夷族另有一部分人被划入“庸”，裘锡圭先生认为就是为周人从事各种杂役和劳动生产的异族人，《说“仆庸”》：“我们认为在西周春秋时代，仆和庸虽然一般都是异族（指跟统治阶级不同族）的被奴役者，但是二者的性质仍有明确的区别。庸主要给统治阶级提供农业和土木工程等方面的劳役以及各种生产品。仆大部分主要被使用在战斗、守卫等工作上。”而②M1017顶盘铜人、③M1顶盘铜人应该就属于“庸”，只是这两尊“庸”的级别稍微高一些，是直接服侍霸国国君的。
本文通过①有铭晋侯铜人、②M1017顶盘铜人、③M1顶盘铜人这三尊西周淮夷族铜人的形象，与商代商族及周代周族做了从头到脚逐部逐图的分析，得出无论从冠帽、发式及面部特征来看，相对于商代商人和西周周人，西周时期的淮夷族反而更加接近商代商族这一结论。西周时期的淮夷不但在社会文化习俗等方面大量受到殷商文化影响，在反映民族属性的种族特征上也表现出与商族可能存在更近的血缘关系。
由此可知西周时期分布在淮河流域的淮夷曾是一个全面“殷商化”的族群。笔者认为东方夷人这种几乎全盘接受“殷商化”主要有两种原因，一是东夷与商族本来就在民族属性上共享某些血缘和文化联系，二是政治上的军事同盟关系，这两点无论是对传世文献的考证或对考古遗址的发现调查，国内外学者已多有研究，且成果颇丰，笔者下面主要以引用各方学者的研究硕果为主来论述这两点。
首先从商、夷文化和民族血缘存在关系上来说，最早认为商族属于东夷族系统的是傅斯年先生，当时受王国维及殷墟发掘的启发，傅斯年提出了“夷夏东西说”，认为夏朝代表晋南和豫西等地的西部文化，它的对手商人是东夷，属于东方文化。而目前考古发现先商文化(下七垣文化)与东夷的岳石文化在豫东地区确实曾共存共生共融，可参见下文；
“商、夷关系…比如在考古学上也有较为明显的反映。在今豫东西部地区杞县鹿台岗遗址发现了下七垣文化遗存，经分析是由下七垣文化漳河型发展而来的。有意思的是，在鹿台岗遗址不仅发现了下七垣文化，还发现了属东夷文化性质的岳石文化遗存。这两种不同文化性质的遗存竟然共存共生，也因此被视为先商—岳石或岳石—先商“混合型文化。”(郑州大学文博学院等；豫东杞县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
另外先辈张光直先生的《商文明》一书中认为：“殷商文化的代表要素是贵族使用的精美重器以及反映仪式或艺术类的遗存，这些元素皆出自东方东夷系统的大汶口—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因此商人源于东方。”后来张光直先生在原有的论点又作了部分修正：“主要使用重器的商人贵族可能来自东方(东夷/岳石文化)，而主要使用日用陶器的商人平民则可能来自漳河流域(先商/下七垣文化)。”
而从传世文献记载来看，商族认为其祖先出自玄鸟，如今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商族的鸟崇拜就是源于东夷族，而东夷族也是一个盛行鸟崇拜的民族。刘洪波《浅谈东夷族的鸟图腾崇拜》（《史前研究2013：纪念半坡遗址发现六十周年暨石兴邦先生九十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一文认为：“在古史传说和历史文献的证明下，东夷族是一个崇拜鸟的民族，东夷族全用鸟为名号，多以鸟为图腾来进行崇拜。而东夷族这种鸟崇拜信仰也深刻影响了商人的鸟崇拜传统。”
张富祥《商先与东夷的关系》（《殷都学刊》1997年第3期）一文就认为：“商族与东夷关系极为密切，其本身就是东夷族的一支，与传说中的东夷的一些部落有近亲关系，而商人的鸟崇拜就与东夷的鸟崇拜一脉相承。”郭沫若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稿》中说得就更详细：“商族的祖先为东夷人，而东夷人的祖先为少昊氏。少昊族以鸟为图腾，是由几个胞族组成的部落。其中，第一胞族中的五个氏族分别以凤鸟、玄鸟、伯赵（劳）、青鸟、丹鸟为图腾，玄鸟为商族人的图腾。既然玄鸟成为商族人的图腾，那么这就与《商颂•玄鸟》篇中：'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说法相契合。”
而传世文献有关商先公先王的若干记述，主要依据有三：其一，《诗经•商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此为商族之源起。其二，《左传•襄公九年》：“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殷本纪》：“契封于商，汤始居亳”，此涉及早期商族的居地以及商先公的名号。其三，《国语•鲁语》：“商人禘舜而祖契”，《左传•昭公十七年》又将少皞与玄鸟氏联系起来，此表明商的远祖先公与东方部族大概有关联。”社科报推荐： 《商族起源东方说的困境与突围》
再看正式进入商代以后，商文化在山东东夷人的地区更加深入的传播，商王朝以鲁西南旧地为中心，向四方经略，不断扩大版图，势力东拓至鲁北和鲁南之地。山东地区也成为商文化的重要区域，商王朝在山东境内曾有多次迁都，如曲阜、滕州等地。
“商代的山东……迄今已发现商代遗址400多处，遍布全省……在山东地区的商代遗址中，发现了受龙山、岳石文化影响的商代陶器，从商人和夷人器物特点及融合足见商夷的文化交融……商人以强劲的势头向东方扩张殖民，王朝政治、文化、经济随之步步深入，在海岱区形成了夷、商交错、交恶和交融的复杂局面。由商文明和东夷土著文明两源结合而形成的商代东土方国文明，成了商代文明的组成部分。”《由商夷争辉形成的东土方国文明》
上面笔者引用了田野考古发现及学界先辈们关于商、夷在血缘与文化关系的各种研究观点，这里再引用一些学者近年来最新发表的著作来论述，下面还是以鄢国盛先生的《周代黄淮地区夷夏政治地理研究》一书为例证；
其次除了上述商、夷关系在血缘与文化上有密切的关系外，两者在政治与军事上的“或盟或战”关系，也影响深远，持续时间很久。其实商、夷早在夏末就结成了政治与军事同盟，一方面夏桀时，夏王朝与东方夷族之间关系逐渐恶化，夏王朝与东夷诸部发生磨擦与冲突，另一方面，夏末商人势力也逐渐壮大，对夏王朝的统治构成一定的威胁，于是夏族与商族之间也积怨颇深，这样东夷与商族为了共同对付夏王朝，从而形成商、夷政治、军事联盟。商、夷两族协力共同推翻夏王朝后，东夷族在新建的商王朝里扮演了重要角色，从商初商汤所重用大臣的族属我们也可推知夏末商初商族与东夷有着良好的关系。如伊尹，名阿衡，又名伊挚，是商初著名大臣，曾辅佐商汤灭夏，商汤死后他又辅佐外丙、仲壬、太甲等商王，史载伊尹就是来自于东夷族有莘氏。 商、夷这种友好的政治军事同盟蜜月期一直持续到商王仲丁时期，此时商王朝与东夷发生了军事冲突。古本《竹书纪年》记载：“仲丁即位，征于蓝夷。”《后汉书•东夷列传》云：“至于仲丁，蓝夷作寇，或畔或服。”此后，夷族与商族之间关系时好时坏一直持续到商末纣王(帝辛)时期，但从研究殷墟甲骨卜辞可知，也并非所有的夷族方国都反叛商王，商王朝在“东土”或“南土”境内有不少臣服于商王的夷族邦国，商王在讨伐那些反叛的东夷族时，也会招呼这些臣服的夷族方国派出军队协同出兵。 随着来自西方的周人攻灭殷商后，殷商的残余势力分别向东南和燕北迁徙，这说明商王朝虽然灭亡了，但商文化在东南地区和北方的影响力依然强大，殷商残余力量在东南地区更能够依托于淮夷族军事力量，共同发动对周人的反扑，如《后汉书•东夷传序》记载：“后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可参见：原丰《苏北地区商周青铜器概说》。所以在周人立国之初的武庚叛乱，恰恰发动者就是淮夷族，如《史记•鲁周公世家》：“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宁淮夷东土。”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东方的夷族在政治上本来就是同情商王朝，在军事上又属于站在殷商族一方的军事势力，所以即便后来殷商族复国无望彻底臣服周人后，殷商遗民最后依然还是向东南和向北迁徙而去。 文化与血缘交融：东夷文化与商人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商人在崛起过程中，不断吸收、融合东夷文化元素，如青铜器制作技艺、祭祀仪式、人殉习俗、信仰神话传说等。比如商人祖先的创世传说：“简狄吞玄鸟卵而生商”，与淮夷徐偃王的出生传说：“徐君宫人娠而生卵…生时正偃，故以为名”，显示了商族与淮夷族均有祖先为“卵生”的信仰和神话，这方面的相似性都是双方文化交流和部族融合的体现。而商文化的强势传播也对东夷各部产生了深远影响，推动了东夷各族的社会进步与文化整合。 政治与军事互动：商人疆土与夷族交界，商文化的传播借此也不断深入东方夷族的腹地，商族又通过战争和结盟手段，使不少东夷方国也臣服于商王朝，商族在东夷族境内又设立据点或封国，加强对东夷的控制，导致大量的夷族在文化上“殷商化”，故商、夷两族文化与血缘本来就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如《尚书•泰誓》曰：“受(纣王)有亿兆夷人。”在政治利益上，两族早期为了对付共同敌人夏王朝结成军事同盟，共同推翻了夏王朝，而商王朝建立后，商王朝的统治阶层内也有大量东夷族背景的大贵族。但到了中晚期，随着东方夷族本身势力的崛起，东夷的军事力量也频繁的入侵商王朝东部边境，导致商王不得不派兵对东夷进行大规模的讨伐战争。商、夷之间发生的大规模战争冲突，其结果就是导致双方两败俱伤，损失惨重，此时西方周人乘机崛起灭亡商王朝。于是西方的周人又成为商、夷两族新的共同敌人，两族此时又默契的联合起来发动大规模叛乱反对周人统治，尤以淮夷族地区反叛时间最持久、最激烈，终其有周一代始终未能完全征服淮夷，而淮夷族群直到秦统一六国后，淮夷族整体才被“编户齐民”，《后汉书•东夷列传》：“秦并六国，其淮、泗夷皆散为民户。”此时淮夷族才最终融入中华民族一体。可参见：吴海涛《试述淮河流域早期的族群融合》及朱继平著：《从淮夷族群到编户齐民：周代淮水流域族群冲突的地理学观察》，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综上所述，东夷族与商族之间的关系是多元且复杂的，涵盖了文化、政治、军事、信仰等多个层面，彼此之间既有冲突也有融合，这种关系大大促进了双方的交流和融合。 最后笔者认为，由于目前传世或出土有淮夷族人物造型的青铜器极其少见，所以本文所考释的西周时期淮夷族发式服饰等也只局限于本文所罗列的这三尊铜人为标准，但并不代表当时淮夷族没有其他发式或服饰，我们可以期待以后能有更多展现淮夷族人物形象的文物出土或发现。 但即便没有新的发现，笔者认为还是可以推导出淮夷族整体发式与服饰的，理由很简单，既然西周时期淮夷族还大部分继续沿袭着殷商文化的传统(笔者注：淮夷族既然长期敌视周人，自然不会留敌人的发式，穿敌人的衣服)，那或许商代殷商族的发式和服饰就能代表西周时期的淮夷族发式和服饰，因为一脉相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