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侯赙随侯、随夫人器看枣树林M190、191的下葬年代
从唐侯赙随侯、随夫人器看枣树林M190、191的下葬年代
——对“龏公早陟”与“穆之元子”的解读
吴伟（武汉市）
摘要：7件唐侯赙随侯器（3鼎、4簋）、5件唐侯赙随夫人器（3鼎、2壶）分别出土于枣树林M191（曾公求夫人墓）和M190（曾公求墓），说明曾公求夫妇是同时死去、同时下葬。曾公求夫妇之死，应与《左传·僖公二十年》记载的“随以汉东诸侯叛楚”有关，也就是“龏公早陟”的真正原因。M190、M191的下葬年代可以确定为前640年（或前639年）。曾公求夫妇绝嗣，由曾侯世系的旁支继任曾侯，称曾侯宝，并追尊其父为“穆侯”。
关键词：随侯、随夫人、龏公、穆侯
一、M191只出土“唐侯赙随侯”器
“唐侯赙随夫人行壶”[1]，最初由《铭图续编》著录，编号30829，来源不详。
[1]赙字原释作制，不确。陈剑先生释作赗，庶几近之。见《简谈清华简<四告>与金文的“祜福”——附释唐侯诸器的“佩（赗）”字》一文，收入《出土文献综合研究集刊》（第十三辑），2021年。王磊先生改释作赙，应是。见《释春秋文字中的“赙”》一文（未刊），曾于2023年10月21日在清华大学主办的首届“古文字与中华文明” 国际学术论坛上宣读。
（《铭续》30829）
2018年7月，黄凤春先生撰文介绍了随州市博物馆收藏的3件浅腹附耳鼎。据称是2012年5月8日随州市公安局在义地岗盗墓现场收缴所获，鼎铭作“唐侯赙随夫人行鼎”，与《铭续》著录的壶铭基本一致。[2]
[2]黄凤春：《谈“唐侯制随夫人”壶的国别、年代及相关问题》。见“简帛网”论文，2018年7月19日。
2019年10月，随州市博物馆、随州市公安局主编《追回的宝藏——随州市打击文物犯罪成果荟萃I》一书，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第8-13页公开了上述3件“唐侯赙随夫人行鼎”的器形照片及铭文拓本。《铭图三编》随后也分别予以了著录，即编号40219、40220、40221这3件。由于先前《中国文物报》等媒体的报道，枣树林M191出土“唐侯赙随侯行簋”已被确知[3]，《铭三》直接将上述3件“唐侯赙随夫人行鼎”的出土地也定为枣树林M191，即曾公求夫人墓。
[3]《考古》2020年第7期《湖北随州市枣树林春秋曾国贵族墓地》一文，已公布了1件M191出土的“唐侯赙随侯行簋”（M191：7）。
（《追回的宝藏》收录的唐侯赙随夫人行鼎）
（《考古》2020年第7期公布的M191：7唐侯赙随侯行簋）
《考古》2023年第10期公布了枣树林M191的详细发掘报告。根据发掘报告可知，M191不仅出土了4件“唐侯赙随侯行簋”，还出土了3件“唐侯赙随侯行鼎”。[4]
[4]《湖北随州市枣树林墓地春秋墓M191的发掘》，原载《考古》2023年第10期。
（《考古》2023年第10期公布的M191：10唐侯赙随侯行簋）
（《考古》2023年第10期公布的M191：4唐侯赙随侯行鼎）
（《追回的宝藏》唐侯赙随夫人行鼎纹饰拓本）
（M191：4唐侯赙随侯行鼎纹饰拓本）
至此，唐侯为随侯、随夫人制作的赗赙器数量达到12件，即：
1、枣树林M191出土的3鼎（唐侯赙随侯）、4簋（唐侯赙随侯）；
2、随州博物馆收缴的3鼎（唐侯赙随夫人）；
3、《铭续》30829著录的1壶（唐侯赙随夫人）；
4、《铭三》41050著录的1壶（唐侯赙随夫人），亦称出土于枣树林M191，收藏于随州博物馆。
其中7件“唐侯赙随侯”器（3鼎、4簋）出自枣树林M191，而5件“唐侯赙随夫人”器（3鼎、2壶）的出土地则存在疑问。根据新公布的M191发掘报告，该墓曾遭到盗掘，有盗洞1个。从椁室平面图来看，盗洞主要破坏了内棺，存放青铜礼器的椁室破坏很小。盗洞所波及的椁室区域，对照墓中青铜器的尺寸比例，绝不可能容得下5件“唐侯赙随夫人”器（3鼎、2壶）。此外，盗洞内残存的器物（编号以0开头者），只有玉器以及两件陶豆，没有任何青铜器的痕迹。如下图所示：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一、M191只出土7件“唐侯赙随侯”器（3鼎、4簋）。二、5件“唐侯赙随夫人”器（3鼎、2壶）不出自M191。
M191发掘报告认为：“盗洞内出土的2件陶豆，其年代当在战国晚期前后，说明此时墓葬已经被盗扰。”笔者对此表示怀疑。[5]倘若此说成立，则近年才发现的5件“唐侯赙随夫人”器（3鼎、2壶）就更不可能出自M191了。
[5]《湖北随州枣树林墓地M190墓发掘报告》：“墓葬被盗的年代应与盗洞所出陶豆的年代相当，约在战国晚期前后。”原载《考古学报》2023年第1期。报告撰写者认为M190、M191皆在战国晚期前后被盗。笔者对此一说法持怀疑态度。
二、“唐侯赙随夫人”器应出自M190
既然5件“唐侯赙随夫人”器（3鼎、2壶）不出自M191，那么最大的可能是出自M190曾公求墓。
根据M190发掘报告，该墓也曾遭到盗掘，有盗洞2个。其中一个只影响了墓道。另一个则对墓室造成了较大程度的破坏，导致原本放置在椁室南部居中位置的大量青铜礼器被盗走。如下图所示：
M190出土鼎5、簠1、盘1、匜1、方壶2、圆壶2，已不是曾侯墓完整的礼器组合。此外，M190盗洞残存的器物中有鼎残片18片、簠残片4片、鬲残片3片，以及兵器、车马器、玉器、陶豆、漆豆，这和M191盗洞只残留玉器和陶豆的情况完全不同。可见M190被盗走的青铜礼器至少包括多件鼎、簠、鬲。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M191盗洞对椁室的破坏程度较轻微，该墓出土鼎5、簋4、簠4、鬲5、盘1、匜1、圆壶2，基本上就是曾侯夫人墓的完整礼器组合。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5件“唐侯赙随夫人”器（3鼎、2壶）不出自M191曾公求夫人墓，而应出自M190曾公求墓。
三、M190、M191应是同时下葬
12件唐侯制作的青铜礼器，明确属于赗赙性质，当与墓主人同时下葬，不存在被他人挪用的可能性。这12件器的埋藏存在一个反常的现象，即7件“唐侯赙随侯”器（3鼎、4簋）埋藏于M191曾公求夫人墓，而5件“唐侯赙随夫人”器（3鼎、2壶）埋藏于M190曾公求墓。
这说明：曾公求与夫人应是同时死去，同时下葬。试辨析如下：
其一，从12件唐侯器的形制、铭文来看，当属于同一批次制作。
其二，假如唐侯先后两次分别为随侯、随夫人制作赙器，下葬时也应该随侯器埋葬于曾公求墓，随夫人器埋藏于夫人墓。无论曾公求和夫人谁先下葬谁后下葬，唐侯都不可能送来与墓主身份完全不符的赙器，且曾国人对此没有任何异议。
因此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曾公求与夫人同时死去，同时下葬。唐侯同一批制作了12件赙器，为曾公求制作的是3鼎、4簋，为曾公求夫人制作的是3鼎、2壶。为了体现M190、191的夫妻关系，将随侯器埋藏于夫人墓，而将随夫人器埋葬于曾公求墓，是合情合理的选择。根据发掘简报，M191出土圆壶（M191：1）上的两处铭文都是曾公求，而M190出土圆壶（M190：104）两处铭文有所不同：器铭是曾公求，盖铭是曾公求夫人。这都是二人夫妻关系的体现。
四、曾公求夫妇之死与“龏公早陟”
曾公求夫妇同时下葬，暗示二人属于非正常死亡。春秋中期前段的曾国公室，很可能遭遇了一次内乱。这一事件在曾国青铜器铭文的记载中其实有迹可循。枣树林M168、M169是较M190、M191晚一代的曾侯夫妇墓。在M169（曾侯宝夫人芈加墓）出土的钮钟铭文[6]中，出现了“呜呼！龏公早陟，余复其疆鄙，行相曾邦”之语[7]。“龏公”是曾侯宝的前任，为什么曾侯宝要语气沉痛的叙述“龏公早陟”，又为什么要说自己“复其疆鄙，行相曾邦”？从前文揭示M190、M191同时下葬的情况来看，答案呼之欲出。
[6]这套编钟的作器者，有加芈、曾侯宝两种说法。笔者同意后者的意见，即认为这套编钟是以曾侯宝的口吻叙述，加芈以曾侯夫人的身份附署。宝鸡太公庙出土的“秦公钟”（《铭图》15565、15567）、“秦公镈”（《铭图》15824-15826）铭文“公及王姬曰”，与此类似。
[7]郭长江、李晓杨、凡国栋、陈虎：《芈加编钟铭文的初步释读》。原载《江汉考古》2019年第3期。
（龏公早陟）
M191出土的盘（M191：43）、簠（M191：37）铭文记载，曾公求夫人是楚王之“元妹”。同时杀害曾国国君与楚王之妹，意味着与楚国彻底决裂，这是楚国所绝不能容忍的。在《左传》中，有这样一条记载：
《僖公二十年》：“随以汉东诸侯叛楚。冬，楚斗谷于菟帅师伐随，取成而还。”
之后再无“随叛楚”或“楚伐随”的记载。楚、随自此和平相处，甚至到春秋晚期，随国还庇护了逃难的楚昭王。
僖公二十年（前640年，楚成王三十二年）的叛楚事件，以随国为首，汉东诸侯为外援。而M190、191曾公求夫妇的遭遇，恰好就在这个时期。因此，本文大胆推测：
1、曾公求夫人是楚成王之妹。[8]楚成王将“元妹”嫁予曾公求。曾、楚交好。
2、楚成王三十二年，曾国反对派杀害亲楚的曾公求夫妇，并联合汉东诸侯叛楚。
3、楚成王派军队平息曾国内乱，扶持亲楚的曾侯宝继任，并将女儿芈加嫁予曾侯宝。[9]曾、楚重修旧好。
[8]M191发掘报告认为嫁“元妹”的楚王是成王。从楚成王的年龄来看，将曾公求夫人定为楚成王之妹，是比较合理的。
[9]曾侯宝夫人的身份有成王之女、穆王之女甚至庄王之女等不同猜测。成王在位长达四十六年，曾侯宝若在成王三十三年继位，其夫人应是成王之女。黄锦前先生曾提出，“王子申作嘉芈盏”（《铭图》6071）的“嘉芈”可能就是曾侯宝夫人随仲芈加。见《随仲芈加鼎补说》一文，原载《江汉考古》2012年第2期。如此则曾侯宝夫人应为楚穆王之女。然而从相关青铜铭文来看，曾侯宝夫人或称“芈加”，或称“加芈”，加字无作嘉者。故笔者怀疑嘉芈、加芈（芈加）并非一人。
倘上述假设不误，则枣树林M190、M191的下葬时间，当可精确的定于前640年或前639年。
其实楚成王在位的大部分时间里，曾（随）、楚两国都相安无事。
《史记·楚世家》：“庄敖五年，欲杀其弟熊恽。恽奔随，与随袭弑庄敖代立，是为成王。”
根据这一记载，楚成王是借助曾（随）国势力夺得楚王之位的。后楚成王将“元妹”嫁予曾公求，又进一步加强了曾、楚关系。若说僖公二十年叛楚的是曾公求，事后楚成王惩罚曾公求即可，不可能将曾公求夫妇同时处死。[10]但如果是曾国的反对派杀害曾公求夫妇而叛楚，一切就顺理成章了。
[10]春秋时期楚国一般不杀害诸侯国的国君，而是以俘虏囚禁为主。
五、曾侯宝不是曾公求之子
根据曾侯宝编钟铭文记载，其前任是龏公，而其自称“文王之孙、穆之元子”。如果龏公就是曾公求，那么曾侯宝之父就另有其人。
（文王之孙、穆之元子）
（楚既为代，吾逑匹之）
1979年4月，当时的随县城郊公社八一大队在义地岗南部的一个小土包（季氏梁）的西侧发现一座春秋中期的墓葬（墓底2.8×2，1鼎墓），墓中出土两件戈，皆有铭文，一曰：“周王孙季怡”（《铭图》17154），一曰：“穆侯之子，西宫之孙，曾大工尹季怡”（《铭图》17302）。[11]可证春秋中期曾国确实存在一位“穆侯”，而曾侯宝、季怡二人都是穆侯之子。
[11]《湖北随县城郊发现春秋墓葬和铜器》。原载《文物》1980年第1期。
（M190：101方壶：皇祖南公，至于桓庄）
[12]该铭文广泛见于枣树林M190、M191出土的多件青铜器。详见两墓发掘简报。
[13]参看拙作《春秋曾侯夫妇墓的认定与曾公求“至于桓庄”考》。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论文，2020年12月26日。署名“李永康”。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是得从枣树林M190、M191的特殊遭遇说起。如前所述，曾公求夫妇同时死去，同时下葬，极有可能遭到了曾国反楚势力的杀害，而且没有留下子嗣。待楚成王平息曾国内乱之后，只能从曾侯家族的旁系子孙中寻找继承人。本文认为，曾侯宝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楚国扶持而继位的。曾侯宝继位之后追尊其父为“穆侯”，故而穆侯无法排入曾侯世系，在枣树林墓地也找不到对应的墓葬。
结语
12件“唐侯赙随侯”、“唐侯赙随夫人”器，是破解枣树林墓地诸多谜团的关键。曾侯宝自称“穆之元子”，又称“龏公早陟”，不是正常的现象。枣树林M190、M191对唐侯送来的赗赙器采用交叉埋藏的方式，同样不是正常的现象。然而再不正常的现象，总归事出有因。春秋时期受楚国势力影响的诸侯国，在亲楚和叛楚之间来回摇摆，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典型者如郑、宋、蔡、唐，甚至鲁国都是如此。蔡昭侯前脚说完“左右楚王”[14]，后脚就跟着吴国攻打楚国。曾国当然也不会是个例外，从早期对楚国节节抵抗，到被迫签订城下之盟，到“楚既为代，吾逑匹之”[15]，再到“左右楚王”[16]，再到“楚命是争，复奠楚王”[17]，曾、楚关系也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曾公求夫妇的离奇遭遇，正是曾、楚关系复杂性的体现。
[14]见“蔡侯申歌钟”铭文（《铭图》15533-15536）。
[15]见曾侯宝编钟铭文。
[16]见随州文峰塔M4曾侯甬钟铭文（《铭图续编》31025）。
[17]见随州文峰塔M1曾侯甬钟铭文（《铭图续编》31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