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墓的争议真的可以尘埃落定了吗？读唐际根的《此处葬曹操》

原创是阿斗啊两汉与三国的文物考古杂谈 2023年12月20日 16:26

“魏武王常所用”圭形石牌无疑是证明这座墓是曹操墓最最关键的证据，如果没有这几块石牌，谁也不敢判定西高穴大墓就是曹操墓。但是，这些石牌真得没问题吗？

还有一个问题也很关键，墓中年长女性是谁？如果说她是卞后，那又怎么解释专家鉴定出的骨年龄为50多岁与历史记载中的70多岁，这近20岁的偏差？如果不是卞后，那墓中这位年长的女性又是谁？卞后又葬在哪？要证明这座墓是曹操墓，这个问题就必须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这两个问题，是我读这本书的一个初衷，我希望能从书中找到更为中肯的答案。这两个问题，书中都有所涉及。但是，对于我而言，西高穴大墓的问题还在。

（一）“魏武王常所用……”圭形石牌及石枕的非同寻常之处

争议点主要有：“魏武王”之称呼；“常所用”语句在那一时期并不常见；“挌虎”的语义及石牌的性质；从字迹、书法的层面提出的质疑。

墓中的“魏武王”，与文献中的“魏武帝”并不冲突

“‘武王’是曹操去世之后、下葬之前获得的谥号。有了这一谥号，殡葬仪式或者其墓葬中出现“武王”或“魏武王”的用语，都是正常的。

公元220年十月，曹操下葬八个月后，曹丕便自己称帝。同年十一月，曹丕追尊曹操为“武皇帝”。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曹操既已追尊，那么公元220年十月之后，人们当不会再称曹操为“魏王”，而会以‘武皇帝’‘魏武帝’称之。”

作者的解释很有说服力。对于我来说，这个争论点基本可以消除了。

建安二十一年（216年），曹操进爵为“魏王”。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春正月二十三，曹操去世，谥曰武王。

同年十月，汉献帝禅位，曹丕称帝为“魏文帝”，追尊曹操为“武皇帝”。

曹魏政权从黄初元年（220年）曹丕称帝到咸熙二年（265年）司马炎篡魏，虽然立国仅46年，但是，其正统地位在历史上已得到确立。“魏武帝”这一称呼是对曹魏政权的承认。后来者是从曹魏手里接过了帝王宝玺，倘若曹魏的正统性得不到承认，后来者也就等同于篡位。但曹操下葬之时，曹丕尚未篡汉，曹操仍是“魏王”，谥号“武”，墓中的“魏武王”并无不妥。

“常所用”语句在那一时期虽非常用语，但“魏武王常所用”石牌并非是孤证。

“（孙权）敕以己常所用御帻青缣盖赐之。”《三国志·吴书·周泰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

至于“挌虎”、“搏虎”，并非说曹操是“打虎英雄”，历史上没有这样的记载，关于曹操的武力有：“才力绝人，手射飞鸟，躬禽猛兽，尝于南皮一日射雉获六十三头”，在当时能打虎、猎虎的确是英勇的体现，倘若，曹操有此类事迹，史书上必定大书特书了。

就所见的圭形石牌来看，大戟、短矛皆成对，其对应的实物也应是成对的（根据以往的经验，石牌应该有对应的实物）。

建安二十二年，汉献帝便下诏曹操冕用十二旒，设天子旌旗，出入警戒清道，“挌虎大戟”、“挌虎短戈”、“挌虎大刀”、“搏虎大椎”很可能是曹操的侍卫警跸用具，“常所用”即表示这些是曹操生前使用的。因为，这些仪卫用具彰显了曹操生前的身份与荣耀，因而，一同埋入地下，并且用特别的圭形石牌作特别标识“魏武王常所用……”。

六边形石牌

西高穴大墓的石牌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近圭形的六边形石牌，刻铭有如“黄豆二升”，“胡粉二斤”之类的，在2015年的洛阳西朱村曹魏墓1号墓（这座墓很可能是曹叡高平陵的袱葬墓）中也有类似发现。

洛阳西朱村曹魏1号墓出土石牌

洛阳朱村曹魏墓1号墓出土“圭”、“璧”

另一类即是圭形石牌。“玉圭”，长条形，上尖下方，是古代众多玉礼器中等级较高的一类，一般仅限于王侯贵族使用，西高穴大墓出土了一件石圭。

西高穴大墓出土的“圭”、“璧”

显然，由于“挌虎大戟”、“挌虎短戈”是非同一般的礼仪用具，因而才特别采用圭形石牌，而不是六边形石牌，来作为这些随葬品的签牌。

结合，此墓的年代是东汉末年，且与已发现的曹魏墓葬有诸多的相似之处；

墓的位置、形制符合文献中对曹操高陵的描述；

西高穴大墓附近发现的鲁潜墓志上有：“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卌三步，北回至墓明堂二百五十步”，记载了曹操墓就在附近，鲁潜距离曹操的时代很近，不过百年，因而这条记录的可信度应该是很高的；

这座墓葬的规模很大，相当于汉魏诸侯王墓的规格；这座墓的出土物很“寒酸”，符合曹操“薄葬”的遗令；

这座墓出土了3具人骨，其中一个个体为男性，去世的年龄在60岁左右，和曹操去世时的年龄相当。

这些证据加起来，考古学家认定这座墓就是曹操高陵。

无疑，“魏武王常所用”圭形石牌是最重要的证据，缺少这一证据，即便有其他诸多的证据，谁敢肯定这就是曹操墓。一座没名没姓的墓葬，可以与之对号入座的历史人物就太多了，而且，不见于史料记载的“历史人物”的墓葬也很多。

但是，对于“魏武王常所用……”圭形石牌的这些推测是建立在“这就是曹操墓”的这个设定上，还有诸如，历史上有曹操用香的记载，而西高穴墓室内发现了“香囊双”，据史书记载，曹操有头风病，“慰项石”恰好是实证等等诸如此类的证据，都是建立在“这就是曹操墓”的这个设定上，可是，作为证明此墓是曹操墓的直接证据，这些圭形石牌本身并非是完美的证据。

盗洞

首先，这座墓已经被严重盗掘了，已经有一波又一波的盗墓贼在考古学家进入之前就进入过这座墓。盗墓贼有古代的，有现代的，他们盗走了什么，又留下了什么谁也不敢说。

摄于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

这些圭形石牌，当考古学家进入墓室时几乎都是残破的，较为完整的“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圭形石牌，连同刻铭比较清楚的“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石枕都是从盗墓贼手里追回来的。

我当然更愿意相信这些是真的，并非是后人伪造。只是，也不要小看他们文物造假的水平。而且，这些圭形石牌及石枕确实有些不同寻常之处。

“魏武王常所用”圭形石牌与墓中其他石牌相比而言，最直观的感受是风格不同，有“很刻意”的感觉。

“魏武王常所用”石牌

一般石牌

仔细比对后才发现，圭形石牌似乎被人刻意的刻划、磨损过，而且，偏偏是“魏武王常所用”石牌被破坏，而其他石牌则相对完好。这是为什么呢？

圭形石牌上的刻铭过于紧凑了，甚至有字距过于局促的感觉。按常理来说，圭形刻铭石牌比六边形刻铭石牌等级更高，怎么反而上面的文字布局更加敷衍。这又是为什么？

另外，有学者从字迹书法的角度出发，与同时期的碑刻《乙瑛碑》、《曹全碑》、《礼器碑》作比对，认为“魏武王常所用”中的“魏”字、“武”、“慰”字有很大的问题，结论就是，“魏武王常所用”圭形石牌与“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是伪造品。

客观来说，从书法的角度来比对很难客观，因为自建安十年起，曹操便下令禁碑，目前发现的这一时期的碑刻很少，而汉末三国恰好处在一个书法发展的阶段，这一时期的书法面貌本来就不统一，而且，即便字迹上与同时期的有所差别，毕竟并非出自同一人之手，就是同一碑刻上的同一个字有时都是不一样的。

“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

不过，“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的字迹似乎太刻意了，风格与圭形石牌上的刻铭又有明显不同，而且，为什么偏偏这一件生活用品有自铭，而非配以六边形石牌？这件石枕也是从盗墓贼手里追回来的，不应排除石枕为真，而刻铭为盗墓贼后刻上去的。

我是比较相信这座墓就是曹操墓的。所以，我绝不会为了黑而黑。可是，平心而论，这座墓仍有几个比较重要、但却存疑的问题，最为关键的当然还是“魏武王常所用”圭形石牌的有关问题。

（二）墓中的年长女性是谁？卞后死后葬在了哪？

墓中的女性个体有两个，一个是年轻的，一个是年长的。前后作了两次年龄鉴定：

女子A（3号头骨）：首次鉴定年龄50岁，再次鉴定年龄不低于50岁。

女子B（2号头骨）：首次鉴定年龄20—25岁，再次鉴定年龄仍然是20—25岁。

但是，卞后生于东汉延熹三年（160年），死于魏太和四年（230年），去世时70岁。墓中的年长女性的年龄与此相差甚多，而根据《三国志》记载，卞后死后合葬曹操高陵。可是，墓中并不见卞后遗骨，而且，根据墓中留存的棺木痕迹判断，墓中仅有3具棺木。显然，卞后并未合葬于此墓之中。这与史书上的记载严重违背。

西高穴二号墓，被认定是曹操高陵，在它的旁边，还有一座西高穴一号大墓，考古发掘后发现是空墓，所以，也排除了同茔异穴合葬的可能性。作为曹操之妻，曹丕生母的卞后，死后却不与曹操合葬一处，怎么解释这不符合常理的现象呢？

或许，历史都有一定的偶然性，很难用一贯的规律去看待，但是在圭形石牌的问题、卞后的问题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之前，即便已经有了九成的把握，也还是尽量以一个更保守的态度来看待这座墓吧，慎重、慎重、再慎重！这也是一个考古学家应该有的态度。

另外，还有几个问题也很值得探讨：

尽管西高穴大墓的出土物“很寒酸”，但这座墓已被盗严重，当考古学家进入考古发掘时，此墓早已面目全非，此墓能算“薄葬”吗？

鲁潜墓志的真伪问题，还有鲁潜墓在哪？既然，曹操高陵的位置已经得到确定，据此找出鲁潜墓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为什么还没找到？

西高穴大墓出土的陶器，修复的状态

据说西高穴大墓发现的画像石残块有上千块，但是，基本都是残破的，参观了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后，我发现墓中的陪葬陶器也多是残破的，很像是被人恶意破坏的。一般而言盗墓贼盗墓只为求财，而且，盗墓行为多是私下里偷偷进行的，像陶器这类“不值钱”的根本看不上，而画像石笨重，不易盗走，不去管就好了，为何吃饱撑地一般花费功夫去打碎？

作为一个十足的三国迷，这些问题更是想听听考古学家怎么说。可是，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都开馆了，却鲜有学界的大佬来仔仔细细的回应一下。这本书的出版很好，也算是考古界给公众一个目前来说，最好、最全面的交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