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如下:
看到这里,就想到了“传统文化”,就想到了亲亲相隐和大义灭亲都是传统文化,上下尊卑、高低贵贱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都是传统文化,三纲五常和不平则鸣都是传统文化,不知道孔夫子会告诉你要和前一种还是后一种的传统文化结合。
在教员为《农民问题丛刊》撰写的序言和为中yang农委起草的《目前农运计划》中既可以看到一个大诗人的浪漫情怀,又可以看到一个政治家、军事家的博大胸怀和高瞻远瞩的预见性之高妙。在和教员同时代的政治家中,他的各项才华和远见都无疑是最为出色的。
这是徐特立先生在回乡后和教员所谈的感触:
教员在韶山对乡亲们所说的
“要彻底消灭封建地主劣绅,打倒军阀,赶走帝国主义,还得20 年”
的话,成为他一生中的又一个非常重要预言。
1949 年新中国的诞生,再一 次证明了他准确的预见性。而他所说的“GM不成功,我毛润之决不回来见父老乡亲!”又是何等的豪迈之气啊!到后来新min主主义GM真的成功了,教员也没有衣锦还乡的沾沾自喜。
当他再次回到故里见到父老乡亲时,已经是在祖国大地上确立了shzy制度之后的 1959年了。
常凯申找借口不参加kmt的2届3中全会其目的就是:要么2届3中全会向他妥协,要么他就要以此为契机时机一到就立刻准备下手。2届3中全会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常凯申,只是撤去了他在kmt内和army内的虚职,而保留了他北伐jun总司令的实权。
其实,在中山舰事件之后,gcd就不应该重犯历史上的错误。站在后来者的角度上来说,2届3中全会罢免常凯申的职务以及敦请汪精卫回国赴任,已成为412事件和714事件的导火索。
开展su反是有历史原因的,而不是像某些不懂装懂和懂装不懂的文人是是什么“为了铲除异己”的屁话。和肃fan的力度过火又是另一回事,二者不可混为一谈。
教员在dang的五大上批评陈独秀,结果却被陈剥夺了表决权,在5届1中全会上又失去了在dang内领导农运的职权。
可见,陈仲甫虽然对外优柔寡断,但他对内也真够家长制和粗暴蛮横的了,并不像他的fans所说的“受尽委屈”。
陈仲甫对412事件的悔恨尽管已经迟了,但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可惜的是, 在马日事变发生后的严峻形势下,另一场更大规模的反GM大tu杀已经悄悄临近,他却尚在迷梦之中,毫无察觉,没有任何防范措施:
在412事件之后,紧接着就发生了夏斗寅叛乱到“马日事变”,再到朱培德公然反水,反GM事件接二连三,GM阵营中的祸乱就像瘟疫一样在蔓延。反GM分子纷纷投入到常凯申的南京阵营里,站在后来人的角度去回望历史,此时的武汉guo民zheng府其实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了,大GM更是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此时gcgj和斯大林发来的“五月紧急电令”, 仍不失为一剂去疾之方。试想,如果此方可以成真,尚可一搏不在话下,也许还能扭转败局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啊。无奈啊,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于是出现了陈仲甫抵制在前、罗易泄密在后的事情, 他们将阶级异己汪精卫当作良友,真是毫无担当又愚蠢到家。有人说“五月急电”是汪精卫发动715事件的借口,其实它应是715事件的一个催化剂。
陈仲甫空有大志,却胸无城府。他在GM阵营里身当大任,却避良近莠、正邪不辨,把GM生活置于渺茫的希望和空空的幻想之中。在紧要关头,他不识利弊、左右无定:面对反GM的蠢蠢欲动,他有想反抗的心,却又慑于gcgj的压力;等他有了gcgj发来的“五月急电”这样的“尚方宝剑”,却又退避三舍,寡谋少断,终无成见。这就是有着浓重书生气的思想家干大事业时的 一般通病。
不论fans如何洗地,也无法改变陈仲甫对大GM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严重责任!
(多说一句,近些年的政治娱乐化、阶级宫斗化、历史解构化、人物饭圈化都是研究政治和历史的大忌,更容易形成错误、扭曲史观去评价身在历史局中的复杂政治人物。)
在最后的紧要关头,轰轰烈烈的大GM并没有起死回生而是以无数的鲜血宣告了它的彻底失败。
毛泽东要求反击蒋介石制造的中山舰事件在前,揭示汪精卫即将发动反革命叛变在后;见微知著,算无遗策。只是他始终被排斥在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之外,且屡遭指斥,难得一伸 鸿鹄之志。组织农民,建立武装。上山下湖,割据一方。确为良策!待到他千呼万唤始为众 人接受之时,为时已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