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如下:
教员是一个善于接受各种新事物的人,他并不不守旧,更不古板。
他的第一次北京之行,尽管生活清贫,但他始终无私无悔地为同学们赴法勤工俭学而四处奔走。他不参加预备班,不是不想,而是经济条件不允许,便也不强求。教员觉得,出国深造、了解世界很重要,但在国内扎根、了解中国同样很重要。教员在北大图书馆期间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也是一种勤工俭学啊。在此期间,他利用周围条件结识了很多人,更接触了各种社会思潮。
他在北大期间虽然多受冷落,但他并没有妄自菲薄,而是依靠旧友、广交新朋,不断地向周围的人们学习,以提高自己的水平。特别是在结识了“南陈北李”之后,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开始了他一生中的大转变,由激进的无zheng府主义和min主主义思想杂糅转向了马列主义。以至于时隔多年,他都依然念念不忘这两位对他帮助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引路人。
得益于教员平时通过报刊等对时政信息、国际局势、国内jun政情况的了解和分析,这就为开展斗争做足了思想准备。他以身作则站在最前列、“率领新min学会会员深入长沙各校,拟写传单,动员青年学生”是他为开展斗争所做的现实准备和群众准备。
斗争方向明确,斗争要求鲜明
宣传口号简明易懂却做到了深入人心
早在创办《湘江评论》时,教员就意识到了“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
打破强权、自由平等是年轻的教员的追求,更是他终生的追求。
《民众的大联合》这篇文章特别重要,就在于它把民众的大联合,跟guan僚、地主资本家的大联合分开。guan僚、地主和资本家统治大多数人是依靠权力、依靠金钱、依靠武力、依靠文化,依靠这些东西做工具来对付大多数人,当然被统治阶级起来反抗也要依靠这些东西,但是不能简单抄袭,在管理方式或者政治整合的方式上,要积聚自己的GM力量,要跟统治阶级发生根本的不一样,这一关就卡住了很多人。
教员在全面接受了mks主义的阶级dou争学说以后,在理论上的发展也非常惊人。他非常明确的在“国家”这个概念上打上了阶级的烙印。
(苏联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产生xzzy的土壤不彻底铲除,就有出现xzzy的危险。它在站稳脚跟后,为了他们的私利,必然以保卫“guo家”为借口,号召人民发扬“爱guo主义” 精神,去保卫他们官僚guo家。晚清和民国不也号召人们“爱guo”么?实际上是想让人们去爱护爱新觉罗、蒋宋孔陈的guo家。
可以说如果没有教员10年寒窗苦读,是绝不可能有这样的文采的,“dang内第一支笔”名副其实;没有第一次北京之行和良师益友,也不可能有这样的真知灼见。教员的文章就算在一个世纪后的今天读来,也依然能感受到振奋人心的力量。
教员一开始也并不是一个mks主义者,就像马k思本人也不是一开始就是mks主义者一样。他们都是通过现实的实践和理论的结合才逐渐成长为一个伟大的mks主义者的。
母亲对教员的影响同样是深远的,教员也是这样一个“损己而利人的人”。
教员那一篇如泣如诉的《祭母文》、两副祭母联和他这一句“世界上共有 3 种人”的话,以及教员自己成为一个“损己而利人的人”,就是对母亲最好的报答和纪念。
教员遇到形状狼狈、言语不通的小伙子许志行,并没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而是以笔谈相交,仗义扶困。他也做到了一诺千金,终生实践。从此之后,只要一有机会,教员都没有忘记过许志行,许志行后能够成长为一个有益于我国教育事业的人才是离不开教员一路对他的照顾、教育、帮助、提携的。刘备说过“勿以善小而不为”,一般人能做到这句话都很不容易了,但教员却是更胜一筹——“能济天下者不以事小而不为”。
说到就要做到,如果做不到便不必说。
都说“自古忠孝难两全”,但教员把驱张运动放在了父亲后事之前,并不是因为他不爱自己的父亲,而是因为他把“大家的事”看得比“个人的事”重要。有些人把个人得失看得很重要,但教员却是一个从不考虑个人得失的gcd人,晚年的他更是如此,他考虑的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不是一家一姓一族的利益。
与其说张敬尧用金钱收买的行径无耻,不如说正是这些人的阶级本性使然。
可以看出,在1920年7月之前,教员讲的还是无zf主义、新村主义。那时的他自己也很迷茫,摇摆不定,不然也不会说出“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这样的话了。一开始的他对无声GM(类似于印度甘地的非暴力合作)是抱有过希望的,但这个美梦被湖南军阀张敬尧给打碎了。之后他领导了“驱张运动”,又尝试过湖南自治,也是被军阀的枪炮打醒了。之后的教员才慢慢清醒过来。
在《gcd宣言》《阶级斗争》和《社hui主义史》等三本书帮助下,教员建立起了最初的马k思主义信仰。在筹建gczy小组时,他就已经做到了“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的mks主义者了。
“我一旦接受了马k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我对马k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对信仰的选择应该慎重,因为一旦选择便不容动摇。“一生忠诚于自己的信仰”不应该是一句空话。
其实对于当时中国的社会,教员本人的迷茫只是一个缩影。因为当时整个中国社会都处于迷茫和徘徊当中,都是在上下求索中寻找救亡图存的道路,探寻救亡图存的真理。
而行得通的道路只有一条,就是马列主义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