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桥之役过后，国共两党间的摩擦与反摩擦趋于白热化。彼时的局势为，皖南地区近万新四军被国民党军重兵监视，而苏北的韩德勤所率数万人马亦处于八路军、新四军的重重包围之下，恰似你攥着我的孩子，我也捏着你的孩儿，双方皆有所忌惮，遂成僵持之态。
然而，1940年11月26日，中原局贸然发动的曹甸战役打破了当时的僵局，进而成为皖南事变的一个近因。
一、拖延，再拖延，不断地拖延。
中央早有指示，针对新四军军部孤悬皖南这一情况。1940年上半年，1月、3月与4月期间，远在延安的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多次发电催促项英，望其尽快把新四军军部北移至苏南、江北之地。时光流转，至5月时，已身处苏南的陈毅、粟裕也向项英致电提议，既然“国民党亦希望我们让出皖南”，那不妨“顺水推舟”，把军部和皖南的主力东移至苏南，从而“应对事变”。
中央下达指示，江北陈粟等人也给出提示，然而项英对此反应消极，竟至有对抗之意。他固执己见，坚持宣称：“于战略层面而言，北方要有南方相配合才行”，“不论何种情形，皖南都必须独立行动，坚守南方。”
4月3日，毛泽东等人担忧“顽军或许会凭借其兵力优势对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区发起进攻”，于是询问项英：“倘若军部和皖南部队遭受某方攻击，是否存在突出重围以免遭受重创的策略？此策略是向南开展游击作战更为有利？还是向东与陈毅会合更为有利？难道渡江向北就完全没有可能了吗？”
接到主席来电之后，项英称：“渡江？绝无可能。敌军在长江的封锁愈加严密，江北的桂军已然在江边密布。”“往东的话，某方已有部署，得冲破两道封锁线，历经数次战斗，才能够与陈部会合。前往苏南的话，地势不利……”
他的意图十分明晰，再三强调诸多理由，压根就不想离开皖南。
10月9日，在黄桥战役渐近尾声之际，刘少奇再次致电项英并指出：“军部于皖南已无可能立足，宜尽快北移。当下交通尚为可行，若稍有迟缓，恐被顽固派截断封锁。”
然而项英并未听取这些意见。11日，他在发给毛、朱、王以及刘少奇的电报里称：“鉴于各方的形势与条件，军部向北转移困难重重，而且转移至三支区域也多有不便（该区域面积狭小，遭受敌友攻击时将无处安身），还是以军部现所在地为基点更为有利。”
在接到项英表示不愿移动的电报之后，毛泽东亲自拟定电文，以毛、朱、王三人的名义再次致电项英：“于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域，我军根本无法开展任何游击战争，曾生部队于东江的失利便是确凿例证。所以，军部务必趁此时机迅速渡江，将皖东当作根据地，绝不可再有丝毫迟延。”
党中央严令下达后，项英回电中央称：“着眼于未来更大的发展，坚守皖南阵地意义非凡，若此刻舍弃，日后恐难再得这一稳固的支撑点。”“要想坚守皖南阵地，非得有颇为强大的兵力不可，所以，原有力量不能因北移而削减。”
这早已不是什么意见与建议了，分明是对中央指示的公然违抗。
曹甸战役过后，皖南我军的境遇刹那间变得岌岌可危，这恐怕连小学生都能料想到，然而项英却好似浑然不觉。不管是延安的毛泽东、重庆的周恩来、中原的刘少奇，还是苏北的陈毅等怎样心急如焚地发电催促，他总是千般找寻各种托词，拖字诀用到底。
我在苏北对韩德勤发起进攻后，皖南的国民党军为实施报复，加快了对新四军军部包围圈的收缩。讲真，国民党军这合围的动作实在是迟缓得很，可项英，就像是要和国民党军比试谁更磨蹭似的，对于北移之事，仍然找诸多借口，一拖再拖。
在重庆，周恩来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双方达成约定：皖南新四军最迟要于12月31日前北移。然而，直至12月下旬，皖南的新四军仍未积极行动。于是，26日时，毛泽东再也无法容忍，以极为严厉的措辞给项英、周恩来、袁国平发电：“早在一年之前，中央就已给你们指明了方向，那就是向北、向敌后发展，可你们却总是找借口不执行。”“全中国没有哪一个地方像你们这般迟疑、犹豫，这般毫无办法又缺乏决心。”“你们到底主张什么？是主张拖延还是前行？像这样毫无主见、没有方向，日后你们必定会遭受重大损失。”
即便在这般紧迫的催促下，项英依旧要拖延至两党商定的最后期限12月底之后，直至1941年1月4日才开始动身转移。
你可别小瞧这四天，1月4日再撤离与12月31日之前撤离那可有着天壤之别。毕竟，这已然超出了两党协定的时间底线，于我而言，在政治方面就陷入了极大的被动境地；而且国民党军队差不多完成了合围之势，这在军事上对我极为不利。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讲，这都算是先失一着。李一氓后来也曾悲叹：“要是能提前个四五天，结局也不至于这般狼狈。”
二、歧途
转移的时机已然错过，转移的路线也是错得令人匪夷所思。数月之前，参谋处就为北撤拟定了两条路线：其一为途经马头镇、杨柳铺、孙家埠、毕家桥、郎溪、梅渚镇、南渡镇，抵达竹箦桥、水西地区，而后经苏南北渡；其二是取道铜陵与繁昌之间北渡。
第一条路线乃是连接皖南军部与苏南我军的交通线，沿线设有兵站。各个兵站皆配备民运工作组，且有地方党组织开展工作，群众基础颇为良好。此路线亦是毛泽东、朱德在延安，周恩来在重庆所建议的路线，还是与第三战区经过反复磋商而定下的路线。
与三战区所商定的路线有着怎样的意义？这表明，一旦顽军进行阻击，在政治方面于其不利，而我获胜的把握便又多了几分。
第二条路线的优势在于行程短，部队从云岭出发，一日便可抵达铜、繁地区，次日就能过江。若急行军的话，当晚就能过江。并且，总兵站站长张元寿率领工作组早在一个多月前就已先行出发，完成了侦察与动员工作，掌控了12个渡口，征集到200多艘渡船，一次航渡就能运送7500人。再者，这条路线全程皆由我方游击队把控，当时日、伪、顽的驻军甚少。虽说近期顽军有所增加，但仍存在可利用的空隙。此路线也是蒋介石最终指定的路线。
诚然，这两条路线皆面临敌情，存在不利因素，尤其临近12月底时，不利状况愈发严峻。不过权衡利弊之后，此两条路线依旧为最优选择。于是叶挺极力主张先取东线，退而求其次为北线，并责令参谋处针对这两个方案拟定出详尽的行动计划，绘制好行军路线图，只待项英作出决定，便可付诸行动了。
然而，当部队终于即将北移之际，项英却坚决否定了叶挺提出的走东线或者北线的建议，转而选定走章家渡、茂林、三溪、旌德、宁国、郎溪、天目山、溧阳这条南线。
这便表明，在叶挺亲自指挥下，参谋处耗时数月所做的全部准备工作，都付诸东流了。
项英如此这般一拍板，众人皆懵了。走这条路线，路途太过遥远迂回，耗费的时间极长暂且不说，保密与隐蔽起来还极为困难；我军孤军深入的话，极易被敌人包围，一旦有敌情出现，身处深远敌后，前无村舍，后无店驿，必然陷入进退维谷之境。由于事先根本未曾料到首长会选择这条路线，所以地形未曾经过细致侦察，沿途也毫无准备，兵站设施一概没有，地方党组织也未曾开展相关工作，群众基础薄弱得很，参谋处甚至连这条路线的地图都未曾准备。
走南线，于军事于我不利，于政治亦是如此。南边乃是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朝着国民党的占领区行进，这事儿在公众面前可不好解释。数月之前，那些被国民党把控的报纸就接连炮制舆论，恶意造谣说新四军打算往南逃窜、攻击国军、抢夺徽州军火库，还要搞什么“三山计划”，也就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的黄山、天目山、四明山建立赤色根据地之类的谣言。走南线朝着天目山方向去，这无疑是把一个绝佳的把柄递到了顽固派的手中，恰好给他们对我方进行“制裁”提供了借口。
在皖南的新四军里，项英向来独断专行。在他固执己见地坚持下，新四军军部九千多人踏上了这条绝路。
甲言，我军获胜之首要缘由：其一，部署妥帖，那匪军恰似自入彀中。
乙、匪军落败之主因：其一，对状况判断失误，远离老巢向南越过章家渡，陷入我军部署中最强的包围圈。
新四军若走此路线，就如同主动将自己送至敌人嘴边，这简直超乎敌人的想象。
力排众议，执意踏上这条最不该涉足的道路，而后精准地将部队引入敌人的包围圈，我着实想不通这位副军长到底在为谁效力了。
三、令人费解的战术操作
北移的路线已然选错，在战术方面，项英始终压制正确的主张，进而一错再错。
怎么会错？
先是于茂林驻留了一整天，静候敌军合围之势形成。
古语云：“兵贵神速。”彼时，他们前行的目的地本就是国民党军的防守区域，此乃险地，理当以最快速度穿越才是。所幸的是，尽管前方有敌情，却尚不十分严重。那打算堵截新四军，从潥阳、宜兴赶来的国民党军第40师，以及从诸暨赶来的第79师，都还在匆忙赶来的途中。新四军完全能够抢在他们完成合围之前，冲破第一道封锁线。怎料，队伍行进到茂林时，项英却下令部队停止前行。
为何停止前进？休息。
在长途行军过程里，适时地小憩片刻，这对于体力的恢复与保持而言，是不可或缺的。而皖南部队此次在茂林的停留，却并非短暂的小憩，而是从5日下午3点一直持续到6日黄昏，整整休息了一天之后部队才重新开拔。
当知晓皖南部队于茂林停驻之后，毛泽东、朱德赶忙给叶挺、项英致电：“你们于茂林不可久留，待宣城、宁国一带情形明晰，便应东进为宜，趁着顽军部署尚未完成，突破其包围圈，此乃有利之举。”
不幸的是，毛、朱所担忧之事终究还是发生了。茂林那二十多小时的休息等待，宛如将最为珍贵的时间拱手奉送给了敌人，致使国民党军的两个师不慌不忙地抵达了阻击之处，占据了阵地，进而完成了对我方的合围。
项英为何要在与敌人争分夺秒之际休息一整天？迄今为止，无人能够对此作出解释，这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
气人不？莫急，更气人的还在后面。
接下来，星潭的突破口已然被打开，却又被拱手送还，致使敌人再度将其堵上。
7日黎明时分，中路的第二纵队以及随军部行动的军部来到了星谭以西六公里处的百户坑，由此开始施行左、中、右三路合攻星谭的作战计划。
星潭乃是沿南线转移的必经之地，攻克星潭方有突围的可能，若无法攻克则难以突出重围，因而，星潭是必争之地。
然而，原计划于7日午前展开的三路合击星潭的方案未能达成。左右两路皆因受到敌军的阻击而未能按时抵达，这就使得三路合击沦为一路独攻，并且在进攻时遭遇了颇为顽强的抵抗。
如何是好？项英主导召开军分委扩大会议，进行研究与讨论。
正在开会商讨之时，负责指挥向星潭进攻的二纵队副司令员冯达飞打来了电话，请求再增派两个营的兵力，以确保能够攻克星潭。
叶挺依据所掌握的情形判断，眼前敌军的防御并非毫无破绽，此时我军部队士气高昂，伤亡也较轻，倘若再增派两个营前往，攻克星潭不在话下。星潭已靠近顽军包围圈的最外层，虽说从此处突围仍需经历几场恶战，也必然会有一定的牺牲，可牺牲小部分以确保大部分成功突围是颇有把握的，于是坚决主张增援。军部的作战科长、侦察科长等人亦认同军长的看法，请求尽快下令增兵，加大对星潭的攻击强度。
这仅仅是一个战术动作罢了。正常来讲，军长完全能够果断决策，根本无需提交会议讨论，政委也不会有丝毫的干预。可在新四军，军长却没有这样的权力。叶挺等人的提议又一次被项英否定了，星潭的增兵行动被禁止继续进行。
二纵队依旧在孤军奋战，军分委的会议也依然在持续召开。
当下战机转瞬即逝、争分夺秒，可这个会从下午三点一直开到天黑，没完没了的，却始终无法形成决议，拿不出决心。
眼瞅着都过了晚上十点，可这会议却还没有要结束的迹象，叶挺再也按捺不住了。他满面怒容地对项英说道：“要知道，时间就如同战场上的战机，转瞬即逝，而把握时间就等于握住胜利。此刻可不能优柔寡断，绝不能缺乏决断力。我，哪怕是错误的决定我也会听从。项副军长，现在就请您做出决定吧，您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新四军军分委属于党的组织，项英书记对非党员叶挺的意见置若罔闻。会议继续推进。
二纵的新三团，那可是响当当的英雄团队。兄弟部队未能按时抵达，援兵也不见踪影，这种情形可谓是万分不利。然而，新三团的战士们就像无畏的勇士，在重重困境之中更番苦战。他们以巨大的牺牲为代价，犹如一把锐利的钢刀，硬是在敌军重兵把守、依仗天险构筑起的坚固防线之上，狠狠地撕开了一道口子，冲破守敌前沿阵地，向着星潭奋勇攻入。
然而，就在这个团进一步拓展突破口且朝着纵深推进进攻之际，撤出战事的号音却传入了他们耳中。
起初，他们无论如何都难以相信，便让司号长再仔细听一次。司号长又听了一遍之后说道，没错，是让咱们撤出战斗。
他们依旧不肯相信，于是派遣通信员去和后面跟进的第二梯队取得联系，然而那第二梯队已经奉命向后撤退了。
新三团血战攻入星潭，可心中纵有万般不情愿，也只能奉命撤了出来。
经过数小时恶战，以鲜血开辟的突破口被舍弃了，突围的通道又一次被封堵。
原来，军分会历经漫长如马拉松的会议研讨之后，最终项英作出决策：不再攻打星潭，也不再选择这条路线，部队向后回撤，退至丕岭以西，途经高岭、太平转往黄山，而后再寻找时机北渡。
命令既出，全军依照出征时的旧路折返回程。
数日翻山涉水的行程都付诸东流，好不容易打开的突破口，又被拱手送还敌人，任其重新封堵。这般违背常理的行径，让干部战士在思想与行动上陷入极大的混乱之中。
有道是“屋漏偏逢连夜雨”，项英率军欲从高岭突围之际，临时雇来的向导竟领错了路，错把廉岭当作高岭。这不但消耗了体力，影响了士气，而且当队伍折返再奔高岭时，原本无敌军的高岭已被敌方重兵把守，难以通过了。
于是又一次折返回去，接着开会。
经过一番马拉松般漫长的研讨之后，最终确定选择北线。这条北线，就是在行动之前，叶挺所坚持，却被项英否定的，从铜陵、繁昌之间渡江前往无为的转移路线，宛如一颗曾被忽视的遗珠，如今又被重新拾起。
项英可是经历了三年游击战争的，真不晓得他当时作何考量，都到这般时候才打算走这条路，人家难道还会本本分分地给留着吗？
当然不会再作停留。历经数日的战斗，原本在防空方面极为薄弱的这条路，如今江面上早已布满日军舰艇，沿途也被顽军层层封堵，就像一只飞鸟被关进了笼子，失去了翱翔天空的机会，时机已逝，不会再复返了。
此路再度被阻，部队又一次折回。
就这样不停地兜转，最终在疲惫且毫无成效的辗转下，部队误入了死胡同，被顽军层层围困起来。
四、铩羽而归于人生的征途之上，失败宛如一片阴霾，悄然而至。它如同暗夜中的刺客，冷不防地给满怀憧憬之人重重一击。失败并不罕见，恰似那大海上必然涌起的波涛，是人生历程中难以规避的存在。它可能在你志得意满之时，像一个调皮捣蛋的小鬼，突然将你的美梦搅碎；也可能在你小心翼翼摸索前行时，如一个隐藏于暗处的陷阱，让你不慎失足。然而，我们不应视失败为洪水猛兽，它更像是一位严师，用挫折的教鞭，促使我们不断成长、成熟。
就在部队深陷重围，万分需要主心骨引领方向的危急时刻，项英，这位党龄颇长且长期担任党的高级领导职务、堪称新四军实际统帅之人，一个将皖南部队视作私产的家长式领导者，居然令人难以置信地犯下极为低级的错误——抛下部队，带着寥寥数人私自离去。
项英在此关键之际的这般行径，恰似一艘军舰的舰长，于海上炮战最为猛烈之时，抛下全体舰上官兵不顾，独自乘坐救生艇逃生。
延安方面获悉项英临阵脱逃，不禁怒火中烧，旋即紧急下令：皖南部队的军事指挥权全权交予叶挺负责，定要突出重围。可叹叶挺，做了三年多的军长，直至此刻，才初次握有军长早该掌握的军事指挥全权。
遗憾，来不及了，一切都太迟了！弹药已然耗尽，士兵们疲惫不堪，敌人的包围圈层层叠叠，仿若密不透风的铁桶一般，在这种情形下，谁还能有扭转乾坤之力？
最终，皖南部队那九千多人，仅有一千多人零零星星地突围出去，其余大部分都遭受损失。
突围最终未能成功。
中央在事变之后作出的《关于项英、袁国平错误的决定》里，有这样的表述：“此次的失败……并非平常偶然的战斗失利所能比拟……是否存在内奸阴谋，还有待调查，不过其中诸多情节着实令人起疑。”
没过多久，项英就被他的警卫副官杀害了。或许中央的怀疑与考查也就此终止。项英在事变中的一系列行为，实在是令人费解。真不知当时他的精神状况是否出现了问题？倘若他头脑正常，又该如何解释才说得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