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前段时间我看到一则消息，提到北京大学2024年硕士生招生复试中，有位名叫“蔡元培”的考生在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中取得了第一名。

这则新闻迅速走红，原因并非考生的成绩特别优异，而是考生蔡元培与百年前的北大校长蔡元培恰好同名。因此，当消息发布后，网友们纷纷开起玩笑——入学后，北大的师生可能不太敢直接称呼他的名字，相见时只能尊称为“蔡公”......

可以说，如今大多数人都知道北大校长蔡元培是一位教育家，但可能不清楚他还有另一重身份——革命家。实际上，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的主要目的并非单纯的教学，而是为了在北大发动革命。

蔡元培于1868年出生在浙江省绍兴府的山阴县，正值19世纪60年代，恰逢旧时代向新时代的交替之际。

蔡元培在16岁时考取了秀才，25岁参加殿试并获得二甲进士的资格，清朝随后授予他翰林院庶吉士和翰林院编修等职务。

根据明清的惯例，考取进士和进入翰林院是读书人升迁的重要途径。如果没有意外，蔡元培很可能会担任巡抚、总督、侍郎或大学士等高官，然后退休归乡，荣誉回到家乡。

然而，蔡元培刚进入翰林院不久，清朝就接连发生了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等重大事件，这些事情深深触动了他，使其开始关注时局，并倾向于维新派，对谭嗣同十分崇拜。

1898年，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清朝处决了谭嗣同，这使蔡元培的维新理想破灭。与当时许多读书人一样，他萌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念头——

“清朝无法进行政治改革，前景黯淡，要拯救中国必须摆脱清朝，从头开始。”

理解这一点后，蔡元培辞去了翰林院的职位，前往江浙地区倡导爱国思想，并创办了新型学校，从而逐步走上了“教育救国”的道路。

这次变化，彻底重新塑造了蔡元培的人生方向。

若他依恋翰林院的前途，日后只会沦为无名的清朝遗老，被历史遗忘。他舍弃旧时代的一切荣耀，转身投向革命，便成为迎接未来的新青年。

事实表明，“教育救国”只是蔡元培的一个幌子，他在晚清时期的革命之路上走得相当远。

1904年，留日在日本的学生杨笃生、苏凤初、周来苏、何海樵、胡晴崖和汤仲祚等人成立了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日以继夜地钻研化学知识，计划回国后制造炸弹，以刺杀清朝的高级官员。

由于他们选择的首个目标是慈禧太后，因此获得了梁启超的认可，梁启超为他们提供了一笔可观的资金，以作为暗杀团的运作经费。

同年，何海樵回国活动，经过上海时遇见蔡元培，随即邀请他加入暗杀团。蔡元培一听，这简直太激动人心了，当即表示愿意参与。

这哪里是一个只是在从事教育的人呢？

蔡元培加入暗杀组织后，将章士钊、刘师培等人也拉了进来。这几个通晓中西的知识分子，开始日以继夜地学习炸弹制造，为了在适当时机进行行动。

蔡元培不断扩展自己的下线，他以清朝进士和翰林院编修的身份为凭证。不满半年，尽管未能成功刺杀清朝的重要官员，但蔡元培却意外地成为了暗杀团的核心人物。

因此，在同年的年底，蔡元培将暗杀团重组为光复会，其中包括章士钊、刘师培、章太炎、徐锡麟、陶成章、黄炎培、秋瑾和柳亚子等近代著名人物，他们皆为光复会的成员。

次年，孙中山的兴中会、黄兴的华兴会、蔡元培的光复会及其他一些革命组织合并成中国同盟会，孙中山任命蔡元培为上海分会负责人。

由于具备这样的资历和地位，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蔡元培迅速被任命为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部长。在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蔡元培又担任了北洋政府唐绍仪内阁的教育总长。

《觉醒年代》中的蔡元培常展现出和蔼可亲的教书先生形象，给人一种无害的感觉，但实际上他是仅次于孙中山和黄兴的重要革命人物。

2、

照理说，蔡元培的起点如此之高，在民国初年应当大有所作为，可是革命成功后，他却反而处于沉寂状态，这是为何呢？

实际上，蔡元培并非想要沉寂，而是由于光复会的分裂，使得他失去了基本支持。

光复会成立后，并未提出具体的政治纲领，因此其成员的思想背景十分复杂。

徐锡麟认为，光复会的政治任务是“排满”，也就是说，要剔除满洲人、满洲政府和满洲贵族，所有与満洲相关的事物都不应留在汉地的十八个省份。

章太炎对“排满”的观点有所不同，他主张可以反对满洲的皇帝和官僚，但不应当排斥所有满族人，应当区别看待高层与底层的满族人。

有人认为光复会可以探索社会主义方向，但也有观点认为中国实施社会主义必然导致混乱，因此光复会的经济任务应是推动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总的来说，大家各自表述，各说各有各的观点。

作为光复会的领导者，蔡元培应当制定一套政治理论，以团结光复会的成员，使其成为一个拥有共同目标的政治组织。然而，问题在于蔡元培并不是一位思想家，因此缺乏系统完整的政治理论。

缺乏理论指导，只能采取行动，因此蔡元培表示：“革命只有两种方式，一是暴力起义，一是暗杀。”

更为严重的是，蔡元培在领导革命方面的能力稍显不足。他非常擅长与知识分子沟通，但对基层人群的接触却较少。与能够向全世界筹款的孙中山相比，他可谓相差甚远。

在这种背景下，光复会始终难以实现团结，核心成员甚至对蔡元培抱有轻视态度，认为他没有资格担任光复会的领导。

1907年5月，蔡元培从上海出发，前往德国进行学术研究。

1908年秋天，章太炎前往新加坡探望孙中山，请求他拨款三千元用于《民报》的印刷费用。然而，章太炎常在《民报》上发表与佛教相关的文章，这令孙中山感到不满，他认为这份革命报纸变成了宣传佛教的刊物，因此拒绝了资金支持。

光复会的成员陶成章支持章太炎，他致力于向孙中山筹集资金，并要求将金额提升至五万元。孙中山无奈之下，最终同意为陶成章写一封推荐信，让他携带这封信前往各地募集资金，所筹得的款项全部由陶成章来管理使用。

陶成章携带孙中山的介绍信前往缅甸、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地，向华侨筹集资金。然而，结果显示华侨的捐款仅有几十或几百元，这远未达到陶成章的预想目标。

陶成章对此结果显然不满意。

他认为孙中山在背后搞鬼，导致筹款未能成功，因此与章太炎等人合写了《孙文罪状》，指控孙中山私自吞噬革命资金，并在香港汇丰银行存入超过二十万。

1910年2月，光复会与同盟会正式决裂，新成立的光复会在日本东京创立，章太炎担任会长，而陶成章则担任副会长。

两年后，孙中山的密友陈其美下令蒋介石刺杀陶成章，同时新的光复会也随之解散。

如果你是蔡元培，你会采取怎样的行动？

武力革命的尝试未能成功，暗杀革命的方法效果也不理想。作为革命领袖的身份经历过，但大多数人对此并不认同。光复会经过两次失败，已无法重现昔日的辉煌。

蔡元培又能采取什么措施呢？缺乏基础支持，做任何事情都显得力不从心。

因此，在民国初期，蔡元培担任了一段时间的教育总长，随后便出国深造，一直到1916年他回到国内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这才再次回归了中心舞台。

众所周知，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期间，吸引了许多优秀人才来校授课。然而，如果深入探讨这些教授的经历，我们便可以明白蔡元培的真实意图——

陈独秀是安徽芜湖的反清团体“岳王会”的会长，光复会成员徐锡麟曾在安徽发起过起义，两人之间关系密切。

李大钊是光复会成员白毓昆的弟子。

刘师培是由蔡元培亲自引荐的光复会成员。

鲁迅是光复会的首批成员之一。

钱玄同与黄侃是光复会元老章太炎的弟子。

可以说，蔡元培所引进到北大的优秀人才几乎都与光复会有着密切的联系。

蔡元培将这些人召集到北大，或许并非单纯为了传授知识，而是想重组光复会的基础力量，利用北大的优越条件，创造革命所需的环境。

蔡元培积极劝说陈独秀，将《新青年》编辑部迁至北京，最终目的是希望通过《新青年》的影响力改变北大的学风，使北大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起点。

例如蔡元培与林纾的争论，表面上看是前者支持新文化，而后者则倾向于桐城古文；但实际上，这场争论背后涉及的是林纾与皖系军阀徐树铮之间的联系，徐树铮又是北洋老手段祺瑞的重要助手，同时蔡元培则属于资深革命党的代表。

蔡元培与林纾之间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是辛亥革命期间，革命派与北洋势力对立的一种延续。

如果不进行革命，以上提到的人事、行为和争论都是无法解释的。

然而，蔡元培取得了成功。

在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之前，北大的环境可以用乌烟瘴气来形容。那时，北京流传着一个词语“两院一堂”，它指的是国会的众议院与参议院，以及北大的师生是“八大胡同”最重要的客户。当时，很多北大学生缺乏求真与求知的意识，他们认为“北大不过是混文凭和准备当官的地方。”

经过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改革，到了1919年，北京大学已经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和学生政治运动的重要发源地，教员以及周先生等知识青年都从中受到很大影响。

蔡元培掌管北京大学，实际上是有意图地布局了一场大计。

3、

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是他人生的辉煌时刻，外界对他的看法主要集中在这段时间。然而，北大仅是他实现理想的一种方式。离开北大的蔡元培，才是真正历史中的蔡元培。

“五四运动”刚爆发不久，蔡元培便前往法国留学，并委托蒋梦麟代理校务。随后，他还远程批准北大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以顺应时代潮流，推动北大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据点。

然而，蔡元培对马克思主义持不同看法。

1927年3月，国共联军的北伐势头如虹，孙中山所遗留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项政策即将取得成功。然而，在这个关键时刻，蔡元培返回上海，并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会议，他提议发起“护党救国”运动。

护党所保护的是国民党。

拯救的对象是中华民国。

4月1日，汪精卫自欧洲返回上海，蔡元培、吴稚晖等人对他提出建议，认为必须处理好中国共产党的问题。

他们所提到的解决办法，就是在政权内部剔除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中清除中国共产党员，并让国民党独占北伐的胜利成果，从而将国共合作的革命变成由国民党一手掌控。

4月2日，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陈果夫和李宗仁等人再次召集会议。吴稚晖提出应“以非常手段应对，以拯救巨大的灾难”，而蔡元培则主持了这次会议，并审定了一份包含179名共产党员的名单，要求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中央监察委员会迅速进行逮捕行动。

蔡元培的名单上包括了革命领袖，如教员、周先生、陈独秀和李大钊等。

4月9日，蔡元培等人再次发布了《中央监察委员联名护党救国之通电》，阐明了清党的十一项理由，并在最后写道：

“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不仅北伐将变得更加艰难，我们党的一百万党员和渴望中国自由平等的人民，又该寄托何处？在如此险恶的形势下，怎能再保持沉默？希望大家能够意识到国家危机的严重性，与丧亡无日，并共同努力纠正颓势、扶持弱者，以应对眼前之事。”

这份通电共有八人签字，蔡元培位居第五，陈果夫则排在第八。

三天后，蒋介石实施了“四一二政变”，开始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展开大规模的屠杀。

可以说，蔡元培自愿支持蒋介石，成为反革命政变的先锋。

尽管政变刚刚发生不久，蒋介石就选择辞职下台，但蔡元培也随之辞去职务，陪同蒋介石赴上海，并担任其与宋美龄婚礼的主婚人。到了年底，蒋介石重返政坛，而蔡元培则更加积极地给予支持——

“为党国服务，此次再次任职困难，我非常赞同。我的看法是，蒋先生复职后，一定能将所有支持消灭共党和打倒军阀的军队团结起来。”

他始终关注的，是保卫国民党和蒋介石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蔡元培为什么会选择如此行事？

我认为，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

蔡元培来自浙江绍兴的一个地主阶级的大家族。他是一位爱国和救国的革命者，但由于其阶级背景，他与维护工人和农民利益的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协调。

为了保护地主阶级的利益，蔡元培必然要与我党对立。

从另一角度来看，蔡元培以光复会作为其立足之本，而光复会的大多数成员来自江浙，这就表明蔡元培是江浙利益集团的一员。

蒋介石之所以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根本原因在于他是江浙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而汪精卫则代表广东利益集团。这两位领导人在背后都受到各自利益集团的影响，争夺着国民党的最高权力。

在这样的环境下，蔡元培跟随蒋介石是非常合乎情理的行为。

4、

最后谈谈蔡元培的结局。

蔡元培为了支持蒋介石而积极参与，认为自己已进入蒋的核心圈子。于是，在1929年“蒋桂战争”爆发时，他与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人共同劝说李济深前往南京与蒋介石进行和谈。

蔡元培计划进行调解和平，国民党人士则以和为贵，寻求利益。

李济深采纳了蔡元培等人的建议，迅速赶到了南京，最终却被蒋介石拘留，直到“九一八事变”后才得以释放。

通过这件事情，蔡元培意识到蒋介石并没有将他视为可信赖的朋友，在蒋介石眼中，他的地位毫无价值。他在南京国府里不过是一个摆设，完全没有发言权。

蔡元培大半生投入革命，甚至甘愿冒着声誉的风险追随蒋介石，但最终却迎来了如此结局，让他感到无比失望。之后的八年里，蔡元培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对政治几乎不再过问，更是彻底放弃了提及革命这个词。

1937年11月，蔡元培迁往香港，三年后去世。

得知蔡元培去世的消息，教员亲自致电蔡元培的家属表示哀悼，称赞他是“学术界权威、社会榜样”。随后中央派遣廖承志前往香港进行吊唁，并在延安举行了追悼会，周先生献上挽联：

“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的目标是民族革命。从五四运动到人权联盟，先生的实践则集中在民主与自由上。”

蒋介石在日记中记录了他对蔡元培的看法：“就教育方面与本党的主义来说，我所见的只认为有过失。”

蔡元培所追随的人，未曾给予他一句好言相劝。

蔡元培生前誓言反对的人，在他去世后却给予了罕见的荣誉。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提倡“兼容并包”，但他对工人和农民群众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并未表现出包容。百年后，社会主义革命所创造的新中国却接纳了蔡元培，工人和农民群众也愿意尊称他为“蔡公”。

世事的讽刺，恐怕就是这样。

总的来说，社会主义革命和新中国的开端源自于五四运动，而五四运动则由蔡元培推动，这一法统是不可忽视的。

在《西游记》中，菩提祖师对孙悟空说：“今后若惹出祸事，切莫提及为师。”而在现实社会中却恰恰相反，老师一旦引发问题，学生往往要为尊者保留面子，以维护教师的声望。

在九泉之下，蔡元培会有怎样的思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