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氏理论下日本经济的困境

在探讨日本经济 “失去三十年” 这一现象时，不得不提及辜朝明经济学所提出的资产负债表衰退论。回溯过往，日本经济在经历泡沫破裂后，整个经济格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据相关数据显示，当时私人部门的资产大幅缩水，其缩水幅度高达 [X]%，然而负债端却依然存在刚性支出，这就致使众多私人部门陷入了资不抵债的艰难处境。

在此种情况下，私人部门的行为目标出现了根本性转变，从原本追求利润最大化，转向了负债最小化。这意味着企业不再像以往那般热衷于向银行贷款去拓展新业务、追逐高利润了，而是将已获得的利润优先用于偿还债务。就拿银行贷款数据来说，在那段时期，日本银行向企业发放的贷款额度逐年递减，平均每年下降幅度达到了 [X]% 左右；设备投资方面同样不容乐观，企业用于购置新设备、升级生产技术等方面的投资也呈现出持续走低的态势，其投资金额相较于泡沫破裂前减少了近 [X]%；企业利润更是一路下滑，诸多企业甚至出现了亏损状态。这些现象相互交织，最终成为了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萧条及衰退的根源所在。

基于这样的状况，辜朝明经济学给出的建议是采取量化宽松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期望借此修复私人企业的资产负债表，重建私人企业贷款、投资以及生产的信心。简单来讲，就是通过全民发钱的方式去刺激消费，同时加大政府投资力度，试图让私人企业能够继续维持高利润，进而推动经济持续繁荣。

然而，细究之下，这不过是凯恩斯理论思想的重新包装罢了。从本质上来说，这种做法就像是在掩耳盗铃，不肯正视经济泡沫必然破裂的客观事实。正常而言，一旦发现经济泡沫的存在，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尽可能地去缩小泡沫，让经济实现软着陆，如此才能把对周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可按照辜氏理论的做法，无异于继续吹大泡沫，最终泡沫在高空破裂时，所造成的伤害无疑是巨大的。

正如卢麒元犀利指出的那样，这背后实则是私人资本家的障眼法。他们企图赚取最后一个铜板，先是通过全民发钱刺激消费的方式榨干社会资本，又借助政府加大投资的契机吸光国家资本，而后拍拍屁股一走了之。留下的却是国内高通胀的烂摊子，他们拿着高额利润在国外逍遥自在，可国内民众却要承受物价飞涨之苦，生活变得饥寒交迫。而且政府也因国家资本的大量流失，丧失了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只能沦为私人资本操纵的木偶。

不仅如此，私人资本还与国际资本相互勾结，开启了本土去工业化的进程。他们将产业链转移到全球劳动力成本最低的地方，美其名曰是为了降低成本、提升私人企业利润，也就是他们口中所谓的改善资产负债表。但这一举措却直接导致国内就业岗位大量减少，据统计，制造业岗位流失数量累计达到了 [X] 万个之多，使得众多国内民众陷入了高失业的困境之中。

在国内陷入高通胀、高失业的双重困境后，这些私人资本又以救世主的姿态出现，往往会选择低价抄底国有资产，尤其是像水电燃气、交通银行等关乎人民生活必需品的领域。并且还打着企业要盈利的旗号，大幅提高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如此一来，民众在失业的情况下，还要被迫承受高额的生活成本，多年的积蓄就这样被一点点消耗殆尽，而私人资本却能借此再狠狠赚上一笔，并且依附在国家之上持续吸血。

此后，他们又以降低生活成本为借口，推动日元升值。表面上声称这样可以低价进口国外物资，可实际上只是为了满足他们购买国外奢侈品的需求罢了。而日元升值这一行为，却给日本制造业出口带来了致命打击，制造业出口额同比下降了 [X]% 左右，进一步压缩了国内的就业岗位，制造出劳动力过剩的局面，方便他们更加肆意地压榨剩余价值。

由于制造业岗位的大量减少，众多蓝领工人被迫涌入服务业。一方面，劳动力过剩使得民众为了争抢有限的服务岗位，不得不做出诸多让步，先是放弃社保福利，接着延长工作时间，到最后甚至不得不接受降低工资的现实，民众不断牺牲自身利益，换来的却是工资的不断降低，而私人资本的利润却节节攀升。另一方面，服务业人员具有分散性的特点，不像制造业蓝领工人那样能够集中起来，组建强大的工会与资本进行谈判，甚至通过占据工厂、影响正常生产等方式来威胁私人资本妥协，答应复工条件。服务业人员就如同一盘散沙，很容易被各个击破，手中没有能够制约私人资本的砝码，这便导致私人资本可以肆意妄为，说出 “爱干就干，不干滚蛋” 这样的话，毕竟在他们看来，这个社会最不缺的就是人。

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下，日本民众因制造业岗位的流失而失业，涌入服务业后又被困于漫长的工作时间、超低的工资水平以及缺失社保福利的困境之中，以至于民众没钱、没时间，也没信心去谈恋爱、结婚生子，逐渐走向了躺平的道路，日本也由此迎来了老龄化时代。

随着老龄化的加剧，日本社会面临着两个严峻的问题。其一，养老金出现了严重不足的情况，为了勉强维持养老金的发放，只能通过发行国债来解决，而国债发行量的逐年增加，必然会带来通货膨胀问题，甚至催生出了每年要实现 2% 通胀目标的安倍经济学。为了维持日本财政不至于破产，政府不得不采取财政紧缩政策，同时维持银行的低利率，甚至出现了零利率和负利率的情况。这种局面对于私人资本而言，可谓是最好的时代，因为财政紧缩意味着政府的干预减少，放任自由市场经济发展，而低利率则方便私人资本拿着民众的财富，通过加杠杆的方式去攫取更多的利润。其二，老龄化导致劳动力不足，对此私人资本给出的建议是延迟退休，将那些白发苍苍的老人再次推入劳动力市场，非要把劳动力的剩余价值榨干才肯罢休。同时，他们还呼吁引入海外移民来补充劳动力，本质上就是效仿美国吸收黑墨绿群体的路线，继续制造劳动力过剩的局面，以便于他们更轻松地压榨剩余价值。但这样做的后果就是日本主体民族人数不断减少，长此以往，甚至存在走向亡国的风险。

金融殖民的历史与危害

金融殖民，堪称犹太资本手中一把杀人不见血的利刃。犹太资本自认为是上帝的选民，高高在上，将任何主权国家的人民都视作他们收割的韭菜，他们从不忠于任何一个国家，只是热衷于寻找国家宿主进行寄生，一旦宿主濒临死亡，便会毫不犹豫地转投其他国家。

这种寄生本性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7 世纪的荷兰。当时，犹太商业资本家为了获取更多财富，绞尽脑汁进行商业模式创新，由此催生出了我们现代社会所熟知的股份公司、股票交易所、债券以及银行等一系列金融工具。这些金融工具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荷兰商业资本的积累，其积累量居然比欧洲其他国家的总和还要多。然而，这也引来了法国皇帝路易十四的觊觎，凭借强大的陆军，法国差点就将荷兰吞并。荷兰的犹太商业资本家惊恐万分，先是逃到了远离欧洲大陆的英国，后来又跑到了远离亚欧大陆的美国。

来到美国后，犹太商业资本家通过对美国铁路等交通基建项目进行投资，再加上第二次工业革命背景下对重工业的投资，逐渐与工业资本相结合，形成了金融资本。他们通过向工商业提供长期贷款、进行股票和债券买卖以及直接投资等方式，全面支配了整个社会的工商企业，进而操纵政府，掌控国家的全部政治生活，决定国家的内外政策。例如，美国最大的财团摩根资本，其来源就是欧洲犹太人。JP 摩根多次引爆美国经济危机，可犹太资本却操纵媒体，将其塑造成了两次拯救美国的人物。

直到西奥多・罗斯福出任美国总统，拿起反垄断的利剑对金融资本加以制约，尤其是 1913 年美联储成立后，才终结了 JP 摩根操纵美国经济的历史。不过，美联储终究只是一个由私人银行组成的俱乐部，根本无法阻挡金融资本的扩张步伐。美国在一战后扩大了全球市场，迎来了长达十年的柯立芝繁荣，但随后却引爆了举世震惊的 1929 年经济大萧条，其本质原因就是金融资本的贪婪引发了工业生产过剩。

之后，富兰克林・罗斯福出任美国总统，通过实行 Q 条例，抑制银行利用存款进行高风险投资，同时颁布了《格拉斯 - 斯蒂格尔法案》（即《1933 年银行法》），对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进行拆分，让 JP 摩根和花旗银行魔术师查尔斯名誉扫地，使得美国人不再被华尔街一手遮天的财富超人形象所迷惑。

然而，二战后美国执行了 35 年的凯恩斯主义后，陷入了 20 世纪 70 年代的滞涨危机无法自拔，在里根总统执政时期又回到了小政府的道路上，放松了金融监管和垄断监管，这就给华尔街东山再起提供了绝佳机会。但他们吸取了 1929 年经济大萧条的教训，意识到在本土投资工业容易出现生产过剩危机，于是便推动本土去工业化，将产业链转移到后发工业国，让后者去承受生产过剩危机，而美国华尔街则专注于金融资本投资增殖。日本便成了华尔街的第一个 “试验品”，此后俄罗斯、韩国以及东南亚等众多国家也都陆续遭遇了类似的情况。

为了将收割镰刀进一步推向全球，华尔街金融资本在前美联储主席犹太人格林斯潘的主导下，发明了 “华盛顿共识”，主张亚洲国家结束资本控制，解除对国际资本流入的限制。由于这些国家提供的利率较高，便成为了国际资本投机的洼地，吸引大量资金涌入虚假高利润的房地产项目。而当国际资本热钱在高位撤离后，这些亚洲国家瞬间陷入了高通胀和高失业的悲惨境地。

很明显，辜朝明经济学就是日本金融资本的代言人，他们唯美国金融资本马首是瞻，妄图复制美国金融资本创造的所谓 “奇迹”。他们先是赚取后发工业国廉价劳动力的利润，又通过操纵房市和股市，在高位套取后发工业国的社会资本和国家资本，却也注定让日本面临与美国相似的结局，那就是主体民族人口不断减少，直至走向亡国的道路，毕竟日本金融资本只是追随者，注定会成为美国金融资本收割的对象。

对后发工业国的未来启示

回顾历史，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西方殖民手段的变迁历程。最早是荷兰商业资本殖民，其主要手段是血腥的海盗殖民，通过海上掠夺等暴力方式搜刮财富；随后英国开启了工业资本殖民时代，主要采用温和贸易殖民的方式，凭借工业产品的优势，打开其他国家的市场，进行经济掠夺；发展到如今，则演变成了美国金融资本殖民，仅仅依靠无形的美元潮汐，也就是通过资本的流动，就能肆意收割后发工业国的财富，甚至可以凭借这种手段消灭一个强大的国家。

对于后发工业国而言，必须从中吸取教训，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首先，要预防私人资本壮大成为金融资本，通过强有力的反垄断举措，杜绝私人资本对国家经济形成控制。比如，[列举某国成功通过反垄断遏制私人资本过度扩张的案例]，该国通过完善的反垄断法律体系以及严格的执法力度，保障了市场的公平竞争，防止了个别私人资本的一家独大，维护了国家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

其次，要避免私人资本与美国金融资本同流合污，防止他们共同吹大经济泡沫，进而引爆全国性的系统危机，避免出现私人资本控制中央银行的情况，不然政府将会失去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只能任由私人资本操纵，最终沦为美国金融资本的仆从。

再者，后发工业国一定要守住工业化底线。对于小国来说，要坚持出口立国的思想指导，积极拓展国际市场，通过出口优势产品来带动国内经济发展，保障就业岗位，像 [列举某个小国通过出口特色产品实现经济稳定发展、就业充足的案例]，该国凭借独特的手工艺品出口，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让民众安居乐业；而对于大国而言，则要坚持扩大内需的思想指导，通过挖掘国内市场潜力，刺激国内消费，同样达到保住就业岗位的核心目标。只有保住了就业岗位，才能实现人口的培育，进而守住祖先留下的这片土地，否则盲目去工业化，只会满足私人资本对利润的追求，却会导致国家主体民族人口下降，甚至面临亡国的危险。

那么，后发工业国如何实现人口增长呢？答案在于共同富裕。许多国家在提及凯恩斯理论时，往往只记住了投资乘数原理，也就是政府通过扩大投资来拉动社会就业和促进国家经济繁荣这一方面。然而，却忽略了凯恩斯在提出施政建议时所确立的两个重要目标。其一是增加资本数量，当资本不再稀缺时，那些依靠坐收利息为生的阶级，就无法再轻松坐收利息了。其二是建立一个直接税体系，让理财家、雇主以及其他群体都能够依靠自身的智慧，在合理报酬的基础上为社会服务，通俗来讲，就是要建立 “不劳动不得食” 的社会价值观。这两点，才是后发工业国最应该去努力实现的，也是它们走向持续强大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