隹：甲骨文里的中国众天使考
自人类进入文明阶段，宗教就主宰了世人的生活。
在这宗教狂热时代，天空是所有人类公认的最高神灵禁地。
人们无限向往那个禁地，向往接近太阳、月亮与群星，以及自己崇拜的诸神。
在那个时代，人们只能将自己想象如鸟儿一样拥有翅膀，才能飞向天空。
翅膀，是神灵使者与人类实现天与地之间空间移动的唯一可能工具。
于是，彼此地理隔绝的诸文明，也就因此诞生了共同的“神灵拥有翅膀”这一奇特文化现象。
作为人类文明中的一份子，我们中国自然不例外。
中国这类神灵，目前可考到在秦汉时代即已非常盛行，那时叫“羽人”。
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的这“羽人”，一下把中国的翅膀神灵文化推前到商代。也就是说：在商宗教里已经存在有翅膀神灵的文化元素。
但，这种神灵在商朝具体叫什么呢？当然能肯定的不是直接叫“羽人”，因为甲骨文里根本找不到这“俩字”。
通过研究：我确定“隹”正是商王称呼“羽人”的本名。
隹，读音zhui，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解释为“短尾巴的鸟”。隹，这个字现在极少用，但高频出现在甲骨文及西周金文里。由其作为部首所构成的字，非常多。如：唯、淮、雀、鹰、翟、難（难）、隺、雖（虽）、雜（杂）、雅、隽、霍、雙、雄……这里有个非常奇怪现象：由“隹”衍生的这些字，无论是从“读音”的声旁逻辑，还是“字义”的会意逻辑，都难发现一个令人满意的统一规律出来。其更似当初造字时随意组合一样。
无论古人还是今人，在造字上脱离规律的行为都是非常令人困惑的。它只能说包括许慎一样的前人对“隹”的释读，是有问题的。
如果把“隹”解读为：鸟形天使，那么以上汉字的构字逻辑在“统一性”上能全部解决。不仅得以解决，我们还能借此更深度理解商族人的宗教信仰、官场制度、原汉字本义等等。
以下将是对其破译的简单论述。
一、商族人及其动物神灵
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商族玉人，其特别显眼的是那根“小辫子”--的确太令人吃惊。
它以实物证据将商族人与周族人化为两个族群。自周人征服商人后，后者的形象也被周人同化。特别是商族遗民接受了周人带来的华夏人身份观念：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孝经·开宗明义》。
至少有2000年的时间，中国人都完全不清楚商族人的这事。这正是东汉许慎等在释读“隹”这早期汉字时出现重大失误的根源。
一旦知道了商族人的形象，那么我们再看“隹”的甲骨文
，就能直观发现：头是类人头，特别显眼是有商族人的“小辫子”。其余就是双翼（双臂）+尾翼（双爪）。
商族“隹”的形象，其实更类似这种样子：
出土自著名的战国曾侯乙墓
那么，为什么能肯定“隹”就是天使呢？
隹，在甲骨文里是高频出现的字。
其有两个高频用途方式，引起我注意：1、隹王+时间；2、隹，仅作为一个单独字出现。
在第一种模式里，“隹王+时间”模式又被沿用到了周代，就是后来著名的“唯（惟）王某某年“。“隹”若用许慎的“短尾鸟”字意以解释这句话就会明显出现重大障碍。
在第二种模式里，“隹”，常被作为一个单独字出现在甲骨文里。也即，商王仅刻一个“隹”字，而不附加其他任何字来组成句子表意。显然，“短尾鸟”的解释令这种现象成了谜。
商族神灵形象普遍是动物神，或者说是人兽合体、动物合体的神灵。
这种现象属于原始图腾宗教崇拜的主特征之一。
商族人崇拜龙神。龙神也被传承至今。从这点我们能清晰确认商族人的动物神灵信仰特征。
除了龙神信仰，中国人还一直有狐仙、蛇仙、虎神等动物神灵宗教文化。虽然后者现在已不太作为一种神灵来信仰，但其神灵形象记忆仍被保留至今。
而在古代，特别是宋代以前，以上动物神灵是被人们笃诚信仰的。
在记录先秦时代神灵的《山海经》里，这种动物神灵形象比比皆是。像后来道教里的至高神：西王母，现在也叫王母娘娘。其就明确记载为：长得像人而已，具有老虎与豹子的身体等。另一至高神灵的黄帝，其孩子基本都是人兽合体形象。
《山海经》里的最高神叫：帝俊。这与周宗教最高神：昊天上帝，不一样。这说明其是两套宗教体系。《山海经》里记录到了甲骨文里才发现的商族四方神的名字，由此可确定其宗教应主要留存了商宗教文化。
当然，更能直观表现商族的动物神灵观，还要属出土到的楚国十二月神图。其十二个月神基本都以合体动物为主特征。周灭商后，商宗教仍以自己方式在宋、楚等旧商宗教区域流行。
当我们有了这些确凿证据后，再来分析那些已出土的商代青铜器形象及浮雕等，尽管缺乏甲骨文说明，但我们已经能大致确认这些动物至少都是商宗教里某神灵形象或宗教神灵表意。
包括这件著名的“人虎卣”，我就此指出：里面的老虎是虎神，里面的人是虎神之子或通灵虎神者的表意。这与不懂商宗教而将其传为“老虎吃人”的传统解释完全不一样。事实上，持有后者观点的人也承认：若是“老虎吃人”，但却看不出里面的男子有任何面部恐惧特征，反而眼神很平和。他也不是被动的强迫作食材献祭，反而明显是在主动拥抱老虎……
能对商宗教的动物神灵观念有深度理解，那么就不会将这件“狐狸头+蛇身”的二里头出土神灵作为“龙”来解读。或者说：说是龙也对，说不是龙也对。这里有个古代中国宗教概念，叫“化”，也即“千变万化”。它还有一层引申出的宗教概念：人类肉眼所能看到的，都是“虚幻”，也即“幻相”。从宗教的“幻相”概念，直接引申出了中国人至今仍用的一个词“本相”，也即“真相”。甲骨文已有“化”的字，宗教字义也如此。基于对商宗教文化的理解，再联系商王世系表，我得出这是：商朝最早先王“王亥”的祭祀坑，那条“狐狸头+蛇身”正是商王认定的自己先祖“王亥”死后“化”为神灵的“最后形象”。我考证过“亥”的甲骨文本义是“狐狸”。二里头祭祀坑的考古年代断定也属于早商时期。显然，这与我的观点不可能如此“巧合”。总之，发现商王最早先王--王亥，的祭祀坑，这也是足以震惊中国历史的大事件。
到此，我们基本就能确定了商宗族的动物神灵信仰--这一事实。
也就对“隹”--鸟形天使，这一观点能有初步认同。
商宗教曾在山东半岛、长江流域广泛流行。当周人征服商人后，商宗教在这些地区以兼容周宗教的方式而继续流行。
无论是旧商族宗教的鸟崇拜的郯国，还是使用“鸟虫体”字的宋、楚、越等，都证明鸟神灵的广泛信仰。
正是有这么多关联性：商代的鸟神灵信仰，秦汉的羽人文化等，在比对“隹”的甲骨文字形，才使得我突然意识到：隹，本义是鸟形天使。
一旦确定了“隹”为鸟形天使后，那么由其作为部首所衍生的早期汉字的本义，也就得以完全解决。
二、对“隹”的诸衍生字义的解决
确定了“隹”是鸟形天使，那么在上篇提到的问题：隹王+时间，其格式本义就一清二楚了：即由天使告诉大王人间的时间为……
同样，甲骨文里仅一个“隹”，也即：商王在呼唤“天使”，或者自以为看见天使。
以下，将是对部分涉及到“隹”部首字的解读：
雀，甲骨文为“小+隹”。知道了“雀”代表“小天使”，我们就能知道商王赐予这样的名字是带有何种的宠幸之情。诚如其名，“雀”在甲骨文里是作为国家与族群的指代。雀人，是商王的核心盟友之一。大大小小的商国征战，常会叫上雀人。
鹰，它的古字是“䧹”。文字用“隹”作部首，说明“鹰”神在商宗教里属于高级一类的鸟天使。
淮，在西周金文里已出现，在甲骨文里也有疑似字。作为商王重要盟友、也是商宗教信仰区域。淮，可能就是本地人称呼自己地区的发音。但商王在对这些宗教皈依者进行敕封，也即以“造字”方式来确认其神权时，便造了一个“淮”字，即：该大河有商宗教里的“隹”天使护佑，或者是有守护该河的特定“隹”天使。进入周代，淮水领域的邦国普遍反周，包括本地头号大国的徐国，曾参与过周初的“商王武庚叛乱”。淮水一带人，被周人称为“淮夷”。从命名这块，我们能显著看到商人与周人因宗教与政治关系，而对该地国家与人民的迥异态度。淮水以南的太湖流域，也即越人，在战国后期仍保留着商宗教文化。（我们可以参考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的一个历史：本来它们也是两套宗教体系，对佛教里的高级神灵都有自己宗教里的各自表述。但自清代藏传佛教法师们将山西五台山文殊菩萨确定为藏传文殊菩萨道场后，这里也就成了藏传佛教信徒的圣地。）
雅，目前没有发现甲骨文与金文。但从《诗经·雅》里可知，“雅”也是一个很早的古字。许慎等将其解读为“乌鸦”，放在《诗经·雅》这场景里来看：似乎很难理解。而从“隹”的“天使”角度来释读，那么就知道“雅”的本义：是天音或天乐。即由天使从神界带来人间的歌曲。这当然是一种宗教性比喻，但能看到它是周代贵族们的一种文化理解。《诗经·雅》的内容多数为政歌，周代贵族将自己语言称为“雅言”。换句话说，周贵族们是将自己的语言及歌曲都自夸赞美为“天音”，而与被自己管理的地方臣民--即人间俗人，作一种具有鲜明宗教身份的象征性区别。这种宗教象征意义，同样发生在古代与现代的世界各族传教士身上。对于基督教传教士而言，掌握拉丁文就是“天音”；对于伊斯兰传教士，掌握阿拉伯文就是“天音”；对于佛教徒，掌握梵文就是“天音”。以上，都是他们各自理解的中式“雅言”。（实际上，许慎将“雅”解读为“鸦”应该是对的，只是没能充分解释里面的文化关联性。鸦，即后来的“三足乌”，是商宗教里的日神象征。而周贵族在自己宗教里认为是日神之子。周人在创制“雅”字及其概念时，应是参考了商宗教文化，以方便让商族遗民们将他们也视作商宗教里的神灵化身。这是一种政治策略。）
霍，是在甲骨文就有的字。许慎援例将其释读为“鸟飞之声“。当然，无稽之谈。从“天使”角度，可以明确“霍”在甲骨文里应是：雨之天使。从这种“推断”，也能看出商王对“霍”有很强的宠爱性。霍，在甲骨文里是指代地方。也就是周代的“霍国”。这是周武王灭商后，第一时间就在商宗教区兴建起的三个国家之一。周武王刚死，霍人就跟着商王武庚叛乱。历史上流传是被封的周贵族“霍叔”自己要叛乱--至少我不认同。霍人能被商王赐为“霍”，说明其与商族关系非常紧密。所以霍人参与武庚叛乱，与淮人参与武庚叛乱，原因都是一样的。作为新征服者的周贵族霍叔，是对这些商宗教遗民管理失控而负有责任，并没有充足理由可以证明一个异族人会带领一帮被自己刚血腥镇压过的族群，却又能起来反叛自己族群。
隺，是“鹤”的本字。甲骨文里有个
，很多人将其解释为“凤”
，但我认为是“鹤”。甲骨文的“凤”的尾翼都很修长，且常伴有“曰”形符文特征，并带有“凡”字（“凡”的甲骨文即为“凤”左边那个“口”，本义是“天书”，也即后世的“圣旨”。采用象形画法。）“曰”成了现代凤凰尾翼斑点的标志之一，“凤凰衔书”在秦汉时代是广为流传的神迹。显然，里没有这两个关键印记，所以我个人推测它应该是“鹤仙”。甲骨文此字又搭配上“兄”
字，即商王敬称为“兄”。这也与“鹤”文化在中国宗教里常被视作“师兄”一致。
雒，是现在洛阳之洛的本字。雒城由亡国的商族贵族兴建，后者在周公平叛殷墟的武庚之乱后被作为囚徒强制迁移过来。许慎将“雒”解释为“猫头鹰”，也即雒城之名的本义是“猫头鹰之城”……这就很奇怪了。许慎的解释：既对，也不对。说对：雒，本义的确是猫头鹰。说不对：雒，更确切应叫“小鸮仙”。鸮，即猫头鹰。它在中国古代宗教里常被视为“死亡之鸟”，源于人们一听到它叫声就会认为附近有人要死去。所以，猫头鹰在古代不受欢迎。然而，猫头鹰却是考古里发现的商族人非常崇拜的动物神灵--这的确很令人吃惊。也就说，雒城之所以被叫“雒”，是商族人基于自己宗教文化来取名作夸赞用的，与周人无关。随着商族人的猫头鹰神灵信仰被遗忘，这也就让其城市命名成了不解之谜。周代雒城距早商文化的二里头遗址仅25公里，在当时步行可以“朝发夕至”，乘车约3小时。从二里头里有商族最早先王--王亥，的祭祀坑这点来看，商族人是记得二里头是其宗教地位极高的“龙兴之地”。在二里头，考古同样发现当时人有浓厚猫头鹰信仰，与商族人的信仰一脉相承。周人让其在这里兴建新城市，也是照顾了商族遗民的宗教感情，兼顾自己地理上的军事功能、政治上的象征喻义等，而妥协下来选择的地方。显然，商族遗民对在自己先祖“龙兴之地”兴建新城，抱有热忱。
隹的“鸟形天使”，可以完美将其他衍生古文字的最初本义都能释读出来，相关就不再赘述。
这里额外补充解释下一个奇特字：難。
難（难）
，许慎对此没有解释，显然因为“鸟”意在这个字上出现重大障碍。
然而，从“天使”角度就可以清晰理解：難，即灾难。是天神安排，经由天使传达之意。
这里很有趣的是“難”由一个近似“黄”+“隹”共同组成的字。从其已知最早的金文里可以发现，左边这个字更近似“黄”
，而非“堇”。我在以前文章里论证过：“黄”的本义是修仙状态时聚气在丹田的表意。由此，我独立推断出：黄帝，是周文王在修仙时意识里突然遇到的神明。因这神遇，才开启了周文王仿照商宗教而自创出周宗教的奇迹事件。周贵族与商贵族都好修仙，于是共同就将周文王的修仙模式继承下来，一代代沿袭。到战国时，这就是著名的道家修仙的“黄老之术”。“難”的左边这个近似“黄”之字，像是另一神明的指代，其同样高频出现在其他早期合成汉字里，如：漢（汉）、嘆（叹）……其与商代负责修炼丹药的神仙“兄”，有着莫大关系。
所以，“難”的最初画图本义：是指由两个神灵飞来通报将要发生不利事件。其中这个近似“黄”的神灵地位应高于“隹”这天使。它就像骑在“隹”这天使背上飞来，如同驾鹤的南极仙翁。并且，道教里一直有修成神仙后可以“驾鹤仙游”的文化。
“難”的构字本义在宗教方向上的破译，也让我们得以深度感受到商族人的“命运”与“命运不可违”的人生观念。后者，在周代又有了同义词“天命”与“天命不可违”。令人称奇的是：这宗教观念延续至今，仍深度影响中国人。
三、天堂
周宗教与商宗教有一大不同：在于周宗教似乎采取了绝大多数宗教里的“天界”“天堂”等概念，而商宗教并不存在这类概念。
在“天堂”概念里，最高神与众神都生活在天上世界，而与人间世界做了隔绝。后世道教在作解释时认为：天界清，地界浊。归属于地界的人当然是混浊的，人只能让自己脱离这浑浊之躯才能升到天界。
道家有原始的“天堂”概念，而令这个词出现在中国则是佛教。
自从有了这宗教概念，人们就普遍接受：天界高于地界，并管理地界。
只不过，在商宗教里刚好相反：是地界管理天界。
商宗教有天神概念，但天神都是住在地界的神山、仙岛与异国。如西王母住在昆仑山，狐仙住在青丘国。绝大部分神灵住在海外仙岛，最出名的是：蓬莱仙岛。
甲骨文里有很多涉及到“洞穴”进出的图样字，其实不是指人在进出，而是“神灵”在进出它们的洞府。
商宗教的这种概念到了周代春秋战国时，就有了更多文字记录来帮我们理解：原来天，在商宗教里被解读为“天幕”。住在地界的高级神灵，是在管理这“天幕”。周王室里的天官们，正是地界高级神灵的化身。
由于是这样的宗教概念，这就导致在多数文明里被视为至高神的太阳，却在中国神话里地位并不是太高。按《山海经》记载，太阳是羲和的孩子，生在一棵大树上--扶桑树，本来有10个兄弟，后来被羿神射杀了9个。太阳，在其他文明里普遍都是具有人格特征的神灵，但在我们这不尽然。按传说，金乌鸦就住在太阳里，这又似乎将其变成一座房子。正如，金蟾住在月亮房子里一样。
总之，在可考的商宗教概念里，是并不存在后来的“天堂”概念。
我在以前文章里通过周天王名字普遍含“日”字的线索，推断周族应属于多数文明里的“太阳神”信仰，所以应自认为是太阳神子嗣。不过，随着其要控制广大商宗教群体，加上自己族群小、宗教又不对庶民开放，而最终将此信仰悄然丢失。周贵族实际部分接受了些商宗教观念，各自程度深浅不一，也有如孔子一样的少数抗拒者。春秋时的商宗教，在多数地区已被周宗教的神官们按照周宗教思路而大幅改变了样貌，核心是剥离了原有的商王先祖信仰元素；同时将商宗教里的动物神灵，矮化为周宗教里的祥禽瑞兽。周贵族选择性的接受与改造一些商宗教文化，当然是为让被统治的广大商宗教庶民能延续将统治者视作神灵化身来膜拜的传统。后世原萨满教信仰的蒙古、满人贵族，在元、清时代为统治汉人而接受了汉人宗教里的“龙神子嗣”与儒教的“昊天上帝及五方上帝”信仰，不过他们是被同化，而与周人同化商人在方向上刚好相反。
天界是有神灵居住，但并不如其他宗教那样神圣。
高级神灵们都住在地界里的遥远地带。
神灵们能上天入地，但最终落脚点仍是地界的住所。
帮人类与这些远方神灵们进行沟通的信使，就是“隹”们。
到了汉代，“隹”们已被正式叫“羽人”，带着神灵信息常往返于蓬莱仙岛与大陆之间。汉武帝就非常痴迷之，举国征召“术士”们来帮他与羽人们联系。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非衣”，里面有两个人头鸟身的神灵。正如，“隹”在商族代表一众形态各异的鸟形天使，当它到汉代时仍以多种神灵形态表现出来。
甚至神医扁鹊，也被汉朝人认为就是一鸟形天使。
四、鸟的迁徙行为与中国宗教解释
在生态环境比现在远好的古代，那种遮天蔽日的鸟类迁徙现象是很常见的。
现在我们知道这是“候鸟”，属于其自然本能。
但对于生活在此大地的中国先民来说：这种鸟儿离开生它、养它的土地，却最终消失在遥远的天际线以外的现象，是不容易理解的。
先民常将动物行为与人类行为联系起来，故而也采取人的社会伦理来解释动物现象：如乌鸦也知道为父母养老，羊羔也知道为父母跪地……所以，先民就更难理解：生兹土，长兹土，婚兹土，育儿兹土的候鸟们，为何却选择离开家乡……至少，人是不会这么做。
雀，属于一年四季与人一样坚守在这块土地上的飞鸟。所以商族人将它特别选作“小天使”来赞美，原因也即此。
候鸟的迁徙行为，有朝着内陆飞去的，有沿着海岸线飞行的，也有直接飞向大海深处的。
中国先民对这些鸟类消失现象的解释，只能回归到宗教上来。
其中流传最广的是：那些飞向大海的鸟儿，最终变成了蛤蜊。
蛤蜊是中国宗教文化里的“幻境之神”。后来的“海市蜃楼”，就是来自这种宗教观念。
周人深处于内陆，所以不可能诞生蛤蜊的这种宗教观念。
所以，其起源是要早于周人。
我们在商族贵族墓里发现“蛤蜊”属于陪葬的必备品，可以料想到它的“幻境”宗教概念必然在商族人的宗教里已十分盛行。
商朝的核心统治区域仍在内地，也就是说这些陪葬品是从遥远的海边进贡或贸易而来--是奢侈品。
蛤蜊，也即“海贝”，成了后来“金钱”的代名词。
金钱，作为硬通货，必然是基于人们生活中的一种广泛需求。蛤蜊，除了宗教功能外，在其他生活场景里基本没有应用价值。即便硬说个有个装饰功能，那也可以用河蚌来代替，而用不着奢求遥远的海滨人。也就是说，蛤蜊纯粹是作为“宗教概念”品才得以被生活在内地的商族人追捧。
所以它的宗教“幻化”概念，也能在此得到证明。
我们再回看二里头祭祀坑里的那幅图，在“狐狸头”前就埋葬着大量蛤蜊。
在上文我已论证了它的“幻化”概念，现在出现的“蛤蜊”则成了另一证据。
候鸟因迁移而在人的观察里消失的现象，正是中国先民构建出一套自己宗教文化的关键元素之一。
候鸟们没有真正消失于天空，如云层之上。而是天际线以外。
发生在青岛的海市蜃楼现象
所以，人们就自然而然解释为：那些神灵，就住在天际线以外，而非云层之上。每次发生在海岸或海水与天际相交处的“海市蜃楼”现象，只是不断强化人们的这种宗教观念认知，以及中国宗教特有的“幻化”概念。通过候鸟--这些天使们，与生活在陆地上的人们沟通。
到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中国人信仰的神仙，最终的住所都落在遥远的神山、仙岛与异国等地界，而非天堂的原因所在。
五、隐形的神与显形的神
尽管得以将“隹”破译为“鸟形天使”，但这里仍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这涉及到另一些中国宗教文化概念。很多商周文化、中国文化的中外汉学家，也不是十分清楚。民间研究者就更不晓得了。
比如，本节题目的：隐形的神与显形的神。
在中国古代宗教信仰里，一直有条禁忌：神鬼的名字是不能被直接呼喊的，它们也不能以“真面目”来示人。
如果有人直呼其名，或者看到其“真面目”，会被认为是“犯冲”。
凡是“犯冲”的人，都必然受到神灵的惩罚。
要是看见鬼怪，则可以通过直呼其名或看到其真面目，而将其直接消灭。
这套宗教信仰带了一个大问题：商王所创造的“字”，难道就真的是该神灵的“本名”？商代青铜器的浮雕与动物形象，难道就真的是该神灵的“真相”？
作为商宗教里的神灵之子，也是世人意识里的神灵，商王自己也深受这套宗教思想控制。
所以，商王是给我们留下了关联信息，但我们不能就此铁定认为这一百年考证的各神灵名字就是其宗教神灵的“本名”。
至少，《山海经》里的四方神名字与商王在甲骨文里记录的四方神名字，也还是有一点区别。如：商族的东方神叫“析”，而《山海经》里的东方神名字叫“折（析）丹”。
联系中国宗教文化的这种特殊性，我们就不难排除这问题。
再多思考下“隹”，其名字为何被后世遗忘，反而以“羽人”的新名字在先秦流行开来。羽人，从名字看就是世俗人称呼的名字，而不带任何贵族性的“雅名”。那么这怀疑，就更难排除掉了。
事实上，“隐形的神与显性的神”的宗教概念，至今仍深度影响着华人。
比如：人们常说的“肉眼凡胎”是看不见那些隐形的或者化作凡人的神灵。
在巫术文化里，使用他人照片或者用贴有他人名字的假人来做蛊术道具，其效用仍被当今华人及日韩人高度认同与沿用。
先秦时代的周贵族在对自己宗教信仰上，实行了一套不同于民间宗教信仰的独立信仰系统。民间实际上是不能祭拜他们的高级神灵，包括昊天上帝、黄帝、炎帝等。这种宗教隔离政策是有政治考虑的：在全民都信神的时代，贵族不希望大众也来祈求那些神灵而可能做出“诅咒”自己的事。
周贵族的宗教隔离政策，使得有关周宗教的信息被流传下来的更少。比如，人们是知道昊天上帝及五方上帝信仰，但对这些神灵的真名、形象等都不是很了解。甚至，连其流传下来的神话故事都没有商宗教的多。到孔子手里干脆对其做了去神灵化的宗教改革。昊天上帝成为一个纯概念化的自然神：无形象、不言语，与万物同化--一个类隐形的神灵。五方上帝被改为人类先祖，而不再附加神灵色彩。
孔子的宗教改革，似乎也遵循着那条古老禁忌：不能直呼神灵名字，不能让其真相显现。以至于黄帝与炎帝的本名都被遗失，而被后世杜撰来“补全历史”。
先秦的庶民不能信奉周宗教，而又有强烈宗教需求。这正是商宗教仍在社会强烈存在的根源。
六、未完成的宗教行为考察
“隹”是鸟形天使的破译，以及商宗教在周代仍保留浓厚鸟神信仰文化，这可能有助于解答一些考古疑案，但并非定论。
一般而言，人们的生活习俗是深受宗教文化制约的。
如，穆斯林就不杀猪，印度教徒不杀牛。
无论是对甲骨文研究，还是对商族墓葬里的食材考古研究，人们发现商王有捕杀各种野生哺乳动物、鱼鳖类的记录，如：熊、虎、豹、狐狸、狸猫……里面不少有食用记录。
但似乎没发现：捕杀与食用野生鸟类的线索……
至少，现在我们知道：周人对捕杀与食用野生鸟类，并没有什么禁忌。
不仅没禁忌，还特别喜欢捕杀奇禽异鸟。
比如：向周王室供奉鸟类羽毛，特别是艳丽稀有的野鸟羽毛，这都被列为考察诸侯忠诚度的一件政治大事。另外，在战国《庄子》《左传》等书籍里，明确记载了周贵族们喜好吃：猫头鹰、大雁等野生鸟类。
在商代考古里发现：猫头鹰属于商族高级神灵。从“隹”衍生出的“雁”来分析，其应也是商族宗教观念里的高级天使。
尽管在原始宗教里的确有通灵者捕杀其图腾禽兽的现象，但这在商宗教里目前是没发现充足证据显示：商族人有捕杀野生鸟类的行为。
如果以上推断的宗教行为被证实，那么我们是能清晰看到周初时期：两个族群将因捕杀与不捕杀野生鸟类，而发生激烈的宗教冲突。
七、商王的政教合一统治手段
通过对“隹”及其衍生字在商宗教文化里的释读，我们得以更能看清一个“政教合一”的神权王朝面貌。
商朝与周朝都是神权社会。
无论是甲骨文里发现的商朝动物神灵的官职名称，还是《礼记》里记录到的周朝神灵官职名称，都在告诉我们一个与传统认识里极为不同的神权中国社会面貌。
我们再参考西藏的佛教神权与噶厦政府之间的关系，梵蒂冈的教皇神权与罗马政府之间的关系，日本的天皇神权与幕府关系等等历史案例，大致能得到商王的政教合一统治模式初样。
商朝时代，中国大地上是数以百计的独立政治实体--即诸侯。西方将这一社会发展阶段叫“邦国时代”，如古希腊的邦国时代。
商王所直接控制的大邑商，属于这些政治实体里势力非常强大的一支。
最关键的是：商王在上百个独立政治实体里建立起了共同的商宗教信仰区。
通过宗教这一关键媒介，商王实现了对广大区域的强大政治影响力。
商王通过宗教性的赐姓、赐名等方式，对这些地区的贵族进行意识控制。
作为商宗教里“隹”--天使，其被赐予一些部族为国名、族名，正是这种政教合一的统治模式之一。
采用商宗教里的特定神灵来赐予荣誉，直接代表着商王对这些族群在政治上的信任程度。
这套宗教神权班子，应与自己的政府班子，是两套人马。
有时，在关键人员上实行了交叉兼任模式。即，该人既具有神职身份，也具有行政官员身份。如：侯、伯。
商朝似乎并未建立起一套分层明确的官僚体制。
所以使得整个商宗教区域内的邦国在政治团结上显得非常松散，彼此之间连年攻伐，连商王自己也常参与其中。
这种混乱状态，也许是最终促使周王建立起严格的官僚等级制--即周礼，的关键原因所在。
每个王朝的兴起，新王必然在制度上会对自认为的前朝致命问题作大修补。至于修补的效果如何，以及往后发展又生出新问题等，则是另一回事。
八、尾记
在众鸟纷飞的天空，仰望它们的商族人就似看见各种形态的“隹”天使们在翱翔。
人们知道，这些鸟多数都是神灵化身。
商王及其子民们就生活在这自我设定的宗教“幻境”里，一代代人延续下去。
通过对“隹”的鸟形天使破译，我们能从一个角度看到中国文化在两个族群里是如何发生冲突、碰撞以及演变下来的具体过程。
我的考察经验同样告诉我：商代宗教文化仍广泛存续下来，只是以一种受周人文化影响而在名称、形象上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文化逆变现象，也广泛发生在其他宗教文化里。如，伊斯兰教里的神灵与天使等名字，读起来与犹太教、基督教里的神灵与天使名字：非常不同。但安拉就是耶和华，易卜拉欣就是亚伯拉罕。本质上三者就是一家。通过对流传下来神灵的宗教神职功能倒推，是可以有效还原其在商代文化里的“真相”。除了对“隹”的破译，我用这个方法非常理想的释读出了甲骨文的“彝”的构字本义：它就是后来中国家庭里最重要的保护神--灶神。
我们也能得到一个再研究商代文化的关键方法：
那就是破译与理解商文化，就必须要联系道家文化、道教文化与中国民间传承下来的“装神弄鬼”文化。
在商朝那个全民笃诚信奉鬼神的时代，人们必然在采用这里面的许多宗教形式及其文化思路去理解与表达自己的观念。
以前人们对商族的考察，离不开《诗经·商颂·玄鸟》开头那句：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这里的玄鸟，后世多认为是：燕子。
不过在商代考古中，极少发现“燕子”痕迹。反倒是猫头鹰特别多。猫头鹰，皮肤也是玄色--即黑色。
通过对“隹”的鸟形天使讨论，我怀疑《玄鸟》的原名应是《玄隹》，即：天命玄隹，降而生商。
周宗教信仰的人，如孔子在摘录此诗时，特意将其做了更改，以让这首天然带有政治隐喻的宗教诗歌，能无争议的纳入到周人文化里来。
探讨完毕，再听一首类天音歌曲，给自己做个精神上的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