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途
文/朱孟仪
种三千亩蕨菜
也唤不回一只恐龙
龙年
不过是龙的遗址
龙马精神?我宁可
信马,由缰
踏雪走老路
何处不归途
风无阻,雨也无阻
闯天涯,不闯红灯
一马当先命曰天放
庄子说。自在驰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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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不愿做大地上的匍匐者,要做长翅膀的神。所以,他们热爱天空,甘愿把灵魂交给翅膀,不仅为安琪儿插上了漂亮的羽翼,还为他们不喜欢的龙一色儿装上强大的肉翅。
中国盛产“意象派”诗人,他们像艾青那样吟诵:“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所以,敦煌飞天没长翅膀,仅凭一根飘带寄托飞翔的梦想;被视为万能之神的中国龙,虽然也能上天入地,但它使的不是翅膀,而是腾云驾雾的神话本领。
具象的翅膀,是西方龙的显著标识,也是中西方文化区别的标签:欧洲人在天空中展翅,中国人在意念中飞翔。
王铎 书
除去翅膀,中国龙与西方龙的本质区别在于:西方龙喷火,中国龙司雨;西方龙是邪恶的代表,中国龙是吉祥的象征。
尽管喷火的西方龙代表邪恶,但到目前为止尚未听说哪位西方伟大的母亲被恶龙强奸过(平民妇女好像也没有)。中国的情形就不同了。因为龙是瑞兽,主司风云雷电,能够呼风唤雨,而农耕社会靠天吃饭,以至于中国人攀附中国龙,中国龙宠幸中国人。
被宠幸的中国人于是与中国龙就有了说不清的暧昧。
比如,中国帝王自诩为“龙种”,他们的爸爸一般都是摆设;普通的中国人自称为“龙的传人”,只恨爸爸不是摆设。有好事者认为,龙生九子之所以个个不同,是因为龙的荒淫乱交。明代学者谢肇淛(zhè)在《五杂俎》中说:
“龙性最淫,故与牛交,则生麟;与豕交,则生象;与马交,则生龙马;即妇人遇之,亦有为其所污者。”
当然,中国人神谱系的混乱之原因,不在于龙性最淫,主要在于有深谙华夏文明玄机者,自愿让自己的娘亲“为其所污”,以换取“龙种”的殊荣。
杨维祯 书
史上首称皇帝是龙子的,大约是《史记·高祖本纪》。太史公说:
“(高祖)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
意思是说刘太公有幸目击老婆刘媪被蛟龙“宠幸”的画面。于是,公元前250+6年,太公收获了史上最显赫的一顶绿帽子,而刘媪的子宫则在传说中播下了一颗“龙种”。属蛇的刘邦说他爸爸是赤龙,没选大鸟(凤凰)或大虫(老虎)作始祖,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应是与当时的图腾崇拜之时尚有关了。
梁山好汉九纹龙史进,是施大爷笔下第一个出场的好汉,金圣叹金大爷说这是个暗示:历史在前进。窃以为选择谁先出场,大概是与龙的至尊地位有些牵连——当然按此说,选择入云龙公孙胜、出林龙邹渊、独角龙邹润出场也合适,但无奈“九”在中国又是至尊、至大的阳数,毕竟人家史进身上纹有九条龙。
龙鼎拓片,《殷周金文集成》1119,商晚期铭文,龙族族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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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的形象演变,犹如遗世的光盘,刻录着古代华夏各族融合发展的历程。据说,最早的东亚民族中,黄帝部落以龙为图腾,炎帝部落以凤为图腾,两族合并后,就以龙凤为图腾。
名汉学家艾兰博士认为,在中国,由于神、祖先和鬼魂三者均被认为是死者的亡灵,神人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不像西方世界存在一个圣俗区别极为严格的超自然的二元世界。中国的神灵主要与那些给他们提供祭品的人有关系,很少有人去考虑他们之间可能发生的交互作用。因此,中国“神圣的叙述”极少,代之而起的只是一些关于诸神曾为人时的生平故事。
米芾 书
国内学者认为,中国的图腾崇拜,既不曾像西方那样神化其自然的成分、弱化血缘的成分,转化为一种与人类血缘无关的宗教信仰;也没有像印度那样,神化其自然的成分、强化血缘的成分,将二者结合起来并转化为一种与宗教有关的种姓制度。
中国的图腾崇拜选择了走中间路线:强化其血缘成分、弱化其自然成分,从而转化为一种与宗教信仰无关的世俗伦理。简言之,中国的原始图腾最终由自然神演变成祖先神,依中庸法则开辟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和印度,不偏不倚的折中路线。
关于世界文明演进路径的三种模式,陈炎先生有专文论述。
早些时候,李泽厚先生也有类似主张,认为“希腊文明走的是抽象思辨的道路,印度文明走的是追求解脱现世痛苦的解脱之路,而中国文化表现出对现世的实用性探求”。
更早些时候,梁漱溟先生也说过:西方文化意欲向前要求,印度文化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中国文化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
由此可见,在中国农耕文明土壤中孕育的世俗伦理、实用理性和折中主义的思维方式,为龙崇拜提供了广阔的文化场域和宽泛的心理空间。中国人既然将龙图腾与人的血脉传承混成一体,龙自然免不了化为世俗的工具,成为攀龙附凤者的宏伟愿景。
苏轼 书
所以,中国人大多愿意让听众分享他们烜赫的家族史,这使得中国龙被历代刘邦们赋予了丰富的人文意蕴。“鲤鱼跳龙门”的传说和“望子成龙”的典故,都寄托了人们对成为非凡人才的渴望。成才的渴望,又纵容了中国人怂恿中国龙滥施淫威,集体感染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尽管西方龙与中国龙有本质的不同,但专家们还是从纷繁复杂的差异性中找到了它们的共同点,这就是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龙的原型都来自于蛇。(参见《汉字图腾|蛇》)
《圣经》说,龙就是蛇。《创世纪》里,撤旦化身为蛇引诱夏娃偷吃了伊甸园的那只著名的苹果。《启示录》说:“大龙被摔在地上,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天下苍生的。”《圣经·旧约》中也多次提到龙源于希腊,被称为Dragon,它被描述成庞大的“海怪”,或者是“毒蛇”。
龙爵拓片,《殷周金文集成》7532,商晚期铭文,龙族族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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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龙的原型问题,比较有影响的说法有:恐龙说、鳄鱼说、蜥蜴说、河马说、闪电说、蟒蛇说、彩虹说,还有猪说、马说、蚕说、鲤鱼说,甚至有人联想到了云、龙卷风、雷、电,或者柏一类的植物等,不一而足。
其中,比较靠谱的说法与西方保持了一致。诗人闻一多在《诗与神话·伏羲考》中直截了当地指出:“龙主干部分和基本形态却是蛇。”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证实了闻一多所说可信。
龙在早期的甲骨文中画成其物,绘作(龙),活像一条张口(
)曲身(
)的蛇。
内蒙古红山文化出土的身体呈C形蜷曲的玉猪龙,长得也是蛇的样子。
后期甲骨文(龙)在
(蛇)的头顶加上了倒写的
(王,斧头状或被释为王冠,象征王权),看上去仍然像蛇,只不过更像“蛇中之王”的蟒蛇。金文
(龙)与甲骨文大差不差,只是被细心地装备了利齿
,提醒人们小心毒噬。
在汉字动物园中,关于龙的实物原型的说法,还封存于“袭”与“聋”两个汉字中。
汉字“袭”,由“龙”和“衣”会义合成。据考,龙衣其实就是蛇皮(功利主义的解释是“可入药”)。蛇类爬行动物生长到一定阶段便会周期性地“蜕皮”,即从旧皮囊中爬出一条新蛇来。因此,表示蛇蜕的“袭”,有“沿袭”“承袭”“因袭”的意思,描述的是新旧事物之间脱不开的干系、事物生生不息的新陈代谢现象。
同时,刚蜕皮的蛇更鲜活、更敏感、更饥渴、更有攻击力,故有“突袭”“袭人”之象。贾宝玉对此大约是感同身受,故以“袭人”为与其破天荒有肌肤之亲的贴身丫头小花儿命名。
董其昌 书
花袭,是一种咋样的感觉呢,现代的年轻男士,估计是不得而知了。
鱼不语(鲁),蛇无耳(聋)。在古人的观念中,龙的原型“蛇”(俗称小龙)是一种没有“耳朵”的爬行动物。生物学家说,爬行纲的蛇类长期生活于阴暗的角落,为环境所设生态,的确没有外耳及鼓膜,只能通过与脑颅连接的下颔方骨感知波的震动——由于没有听觉或者听觉退化,蛇把世界定义为理性的枯寂,固然听不见我在这里胡说八道(你也别太认真)。因此,用“龙耳”表达“耳聋”,其“所指”与“能指”都非常贴切。
南阳汉画像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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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看来,没有什么比眼睛更可宝贵的了。
但古希腊人认为这十分可笑。柏拉图曾经尖刻地嘲讽感官知识,而大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甚至弄瞎明亮的双眼,为的是“看”得更清楚。唱颂史诗的荷马,是史上最著名的盲人之一,古代文明的“听觉传递者”,相当于中国的“瞽人”——以耳为目的智者。
“瞽”是“鼓”(声义符)和“目”(形义符)合成的形声会意字;瞽字以目为耳的“营造法式”表明,“鼓”不仅为声符,指示读音,还揭示了远古先民“因声义”造“概念”的“同音异义”的思维发育方法。但现代的中国人却认为“眼见为实,耳听为虚”,这表明中国人相信眼睛胜过耳朵(李耳老聃,也就是老子听了,估计会不开心)。因此,中国人的“视写系统”比起“听说系统”来,要发达得多(这也许是德国人喜爱家藏《道德经》的原因)。
赵孟頫 书
“听说器官(耳和口)”和“视写器官(眼和手)”,都是人类交际的最重要器官,根源于这两者的语言和文字符号,也都是人类最重要的符号系统。语言是听觉的、有声的在场交流,而文字则是视觉的、无声的不在场的交流。
西方人不喜欢龙(聋),与听力有关的有声语言就十分发达。因此,结构主义语言学大师索绪尔自陷于“语音(逻各斯)中心主义”。中国人喜欢龙(聋),语言学就相对落后于文字学。我个人认为,中国根本就没有语言学,因为中国汉字并不听任于语法的束缚——中国人创造了手(写)眼(视)通天的文字表意系统,以推迟“所指”的出场来呈现“所指”,这种言此意彼的无声表意方式,是古代中国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
耶稣说:“如果你有耳朵,请听我!如果你有眼睛,请看我!”
这句话,前半截是说给西方人听的,后半截是指给中国人看的。西方人听进去了,他们心中有了上帝,有了禁忌;中国人不但听不见,还装作没看见;他们认为哪路神圣实惠有效,就拜哪路,并不偏执于基督佛陀或其它(比如马克斯马克斯·韦伯马尔萨斯或马斯克)。
王羲之 书
“聋”不仅取象于龙,而且还拟音于龙。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会意兼形声字。大自然隆隆的雷声振聋发聩,而昏聩的龙于无声处听出了“大音稀声”的境界。
在人神混居时代,雷声就是天威,就是神谕。隆隆的雷声如银瓶乍破,万马奔腾。惊恐万状的初民,在雷声中偷眼瞥见头顶闪现的,千奇百怪的狰狞闪电,想必就陷入了早期自然崇拜的恐惧中。
无知产生恐惧,恐惧触发慧根,一批与“雷”相关的汉字大约就在这惊魂未定的情绪中被炮制出来,比如虹、隆、龙、申(神的本字)、电(申的变态)等。可以想见,先民们用无形之手从天边采撷“虹(甲骨文寫作)”之形,又模拟“隆”之声,创造了有模有样、有声有色的“龍”字。
南阳汉画像石 应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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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民的恐惧中诞生的龙,却承担了让他们摆脱恐惧、沟通人神的使命。于是,龙就有了“集美”的诗化意象。它至少动员并纠集了9种动物参与到“精神长虫”的集体创作中来。
这九种动物分别是蛇、牛、驼、鲤、鹿、虎、兔、鹰、蜃。依据《本草纲目》提出的“九似说”,我们可以想象到龙的大致模样:“头似驼、角似鹿、眼似兔、耳似牛、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鲤、爪似鹰、掌似虎是也。”“九似说”更早见于宋代罗愿所著的《尔雅·翼·释龙》,可见由来已久。
这种马尔克斯式的魔幻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类似于拼图游戏,可与儿童画媲美,虽无章法可循,却充满稚趣。
黄庭坚 书
西人马克斯说,在世界各民族的神话中,希腊神话具有“永久的魅力”,流氓无产者的鼻祖马克斯认为,它是“人类童年时代”“发育得最完美”的“正常儿童”,“至今仍给我们以艺术的享受,而且就某些方面而言还是高不可及的范本”。相较于“正常儿童”来讲,中国则是个“早熟儿童”,“早熟”其实就是不成熟。
在造神问题上,中国人既然不屑于走上西方文明的发展路径,中国的“神系”就不可能像希腊人创造的“神谱”那样,有缜密的谱牒、自成体系的血缘关系,这就使得中国的神普遍患有孤独无聊的集体症候,很难弄清三代以上的纵向传承,也难以预测子息后裔的模样。为此,我们必须从福柯所说的“相似性”上予以横向补充,以求得心理上的平衡,同时还要借助于“变异”理论,在纵向传承上为龙种的纯度辩护。
于是,许多动物的某些局部特征,被采集并拼凑起来,最后形成一个变化万端、无所不能的体量庞大的灵兽,这就是“垄”断中国神坛数千年的中国龙。
由动物“明星联队”构成的龙,具备任何一个构成元素单体所没有的神威(1+1>2)。
欧阳询 书
《说文》认为:“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易经》则把龙视为一个卦象,比如“飞龙在天”的龙象是吉兆,“亢龙有悔”则为凶兆。在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龙腾云驾雾,集中了中国人的智慧,统摄着中国人的观念,并将自然、人文的秘密封藏在与龙有关的文化习俗中,以供人们去崇拜和戏弄——从自封为“真龙天子”的历代帝王到自称为“龙的传人”的普通中国人,千百年来一方面对龙顶礼膜拜,另一方面将龙和域外投奔而来的狮子一起(参见《汉字动物园|狮》),绑架到庙会或大大小小的节日上,极尽戏耍玩弄之能事。
从中国人前恭后倨的崇拜与嘲弄中,细心的西方人看出了中国人心理的矛盾与心灵的痛苦。英国著名汉学家雷蒙·道森在《中国变色龙》一书中指出:富庶与贫瘠、发达与落后、聪慧与愚笨、美丽与丑陋、强大与虚弱、诚实与狡诈等等,都高度集中地投射在中国人关于龙的观念上:“中国更恰如其分的象征是变色龙,而不是龙。”
南阳汉画像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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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清醒的后来者与活不明白的原始初民相比,显然已经学会了偷工减料,学会了遮遮掩掩,学会了假冒伪劣,学会了沽名钓誉。此时,原初的字道、字脉、字理一如壅塞的河道恣肆漫漶,字形、字象如失聪的世界残缺不全。柏拉图说,科学加强了人类“昏暗的感官”。在科学昌明的今天,从被架空的“龙”字中,我们再也看不到天边高悬的美丽彩虹,听不到远古传来的隆隆雷鸣,只能在想象中补足龘龘(dá,《玉篇》)之声。
老实说,汉字是形、音、义相统一的有生命的文字,撇开或割裂汉字有机构成的诸多元素简而化之的“龙”字,只会是一个僵化的符号。幸好,埋没了3300多年的甲骨文于百年前,在河南安阳安然破土,让近、当代人有机会花上一个世纪的时间来疏浚壅塞的河道,沿着造字的河床追溯到远古源于自然崇拜的龙文化之源,还原其蛇的本来面目,以及蜿蜒而来的漫长曲折的S(蛇)形演化路径——所谓“龙”,无非是被国人集体笼(罩在竹器下的龙)络且宠(养在房舍下的龙)坏了的蛇图腾的升级版,是人类童年时期的梦呓、牲畜图像的总汇,甚至是庞(蜷曲在半掩蔽屋宇下的龙,极言其大)杂的兽类之泛称。
(原载于《西湖》文学月刊2014年第6期汉字动物园专栏,有删增)
双龙穿壁 南阳汉画像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