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刘志丹、谢子长等人建起来的陕北苏区，那红军长征就失去了落脚地；
没有教员他们及时抵达陕北叫停陕北肃反，那刘志丹、高岗他们很可能就被冤杀了。
高层政治是人际关系的不断调整，治和乱、叛和忠，往往取决于长期利益和短期形势的再平衡。
所以同一件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完全不同的政治隐喻和正反面定义。
后来小说《刘志丹》一出版发行，立马被康生定为反党小说，其中一项罪名就是鼓吹“陕北救中央”，为高岗翻案。
谁救谁这个问题，原本很简单，最后却搞得这么复杂，影响了几百人的政治生命。
不外乎那几个人走到了很高的位置，有了很大的能量，故此原先没有争议的问题，也会变得牵一发而动全身。
时过境迁，随着那一代人的老去和死亡，随着一段往事的尘封。
最近事多，许久没有更新，这篇文章也加入了一些近期思考成果。品质有保障，全文7000字，能耐心阅读和思考的朋友，会有收获的。
1935年10月19日，教员随部队抵达陕北吴起镇。
红军一进吴起镇，战士们就看到一间窑洞门口挂着工农民主政府的牌子，十分亲切，感觉是到家了。
直到一个月前，红军抵达哈达铺后，才从报纸上得知了陕北红军的消息。
聂荣臻在回忆录中讲，他提前三天到哈达铺，得到一张《山西日报》，看到上面有陕北红军刘志丹部的消息，于是赶紧派骑兵通讯员将这张报纸送给毛主席。
杨尚昆也在回忆录中提到过，陕北有红军的消息来自多个方面，第一个消息就来自聂荣臻，他当时到县城后，揭了敌人的布告，还收获了一张报纸。
其次是在老百姓家里看到了陕北红军的宣传单，上面在宣讲红军成功夺取了中心城市的好消息，所谓中心城市，其实就是瓦窑堡。
当教员得知陕北红军的消息后，立马把贾拓夫找来问话。
贾拓夫是唯一一个从陕北根据地到中央苏区，随后又跟红军长征回到陕北根据地的干部，他熟知陕北的情况。
为何最终还要通过报纸才知晓这件事呢？难道是贾拓夫这个老小子知情不报？
当年在西安福盛楼饭店，贾拓夫还有高岗他们几个省委的人开会，没想到叛徒告密，省委差点被一锅端，就跑了贾拓夫还有高岗。
彼时刘志丹正按照杜衡的命令，领导红二十六军去攻打渭华，不出预料外，部队被打没了。
部队没了，省委也被破坏了，陕北革命彻底陷入了低潮。
贾拓夫跟高岗分道扬镳，高岗去照金根据地负责处理后续，贾拓夫则连夜赶往上海寻找中央，汇报西安这边的情况。
所以在贾拓夫的认知里，整个陕北的革命活动早已停歇了，不要说什么根据地，都不知道还有没有红军存在了。
另外，教员他们跟红四方面军会师，跟张国焘交换情报时，知道了徐海东率领红二十五军参加长征往北边来的消息。
可当时部队失去联络，红二十五军又是从鄂豫皖苏区出发的，就连张国焘都不知道红二十五军到哪了，是个什么情况。
彼时，教员他们夜走巴西，跟张国焘分道扬镳后，只定下了北上的战略，至于究竟落脚哪里，并没有定下来。
碰到生死大事，哪怕心里没有底，都能顶得住压力做大决策，这不是一般人能行的。
我们回顾一下红军落脚陕北的整个决策过程，就明白了。
当年博古他们决定进行战略转移，离开中央苏区时，并没有想着走多远。
起先打算去湘西跟红二、六军团汇合，等打破敌人围剿之后，再回来。
由于目标太过明确，战略转移变成了闯关游戏，老蒋在红军的必经之路设防，一打一个准。党史107 | 博古往事（上）：如何当上最高领导人？
在数据面前，博古无可辩解，在通道和黎平会议上被教员他们说服，决定先放弃直接去湘西的计划，转道黔北再看。
教员他们当时的想法，是在黔北遵义地区重建根据地，等到了遵义一看，敌人穷追不舍，根本不给红军喘息的机会。
遵义会议后教员作为周恩来军事上的帮助者，重新拿到军事指挥权，开始以跳出包围圈为目标进行军事指挥。
教员先是丢掉了各种“瓶瓶罐罐”，同时放弃了具体目标，只求活。在战术上也不再跟国军玩什么你追我跑的游戏，玩起了我画你猜游戏，你猜猜我到底要干嘛？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可九成人都不具备，因为绝大部分人难以严格执行止盈止损。
说白了当断不断，该止损不止损，会把一个短期损失错误扩大成全局的错误。
教员指挥期间出现了一个会理会议的插曲，林彪不服教员的指挥，认为教员走弓背路，要求撤换教员让彭德怀指挥。
会理会议决定了北上跟红四方面军汇合在川西重建根据地的计划。
等教员完成一系列军事指挥奇迹，终于跳出包围圈跟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却发现张国焘这个老小子，搞小动作。
双方一开始谈的很好，两河口会议时决定去川陕甘一带开辟新的根据地，毛儿盖会议后进一步明确到甘南在洮河流域创建新根据地。
这时红军大约有八九万兵力，指挥得当，创建一个大根据地是有可能的。
但张国焘这个人有野心，当他发现中央红军损失惨重，兵力严重不足后，就开始往政治局里塞人，希望拿到领导权，掌握中央。
双方无论兵力、装备、供给、军容都相差甚远，中央红军这时只有一万多兵力，而四方面军的兵力则是中央红军的七八倍之多。
实力上的巨大反差，不能不在双方最高领导人心理上，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差。红四方面军人多枪多，想要更多话语权，这能理解。
而且彼时中央跟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现在的政治局是遵义会议自行改组的结果。
张国焘拿着这个由头直接开炮：“在座的政治局委员，也不全是六次大会选举出来的中央委员...遴选少数干部列席政治局会议，并参加军委会和其他中央机关的工作，将有百利而无一害”。
潜台词是，既然你们都可以自行改组，为何不允许人多枪多的四方面军人加入政治局和军委等机关？
形势比人强，面对张国焘赤裸裸的逼宫，周恩来为了缓和矛盾，让双方真正团结到一起，主动把军事负责人的位置让给张国焘。
但这并没有解决矛盾，双方还是因为对红军的未来发展方向问题，出现了严重分歧。
虽然北边穷，人口少，生存艰难，但教员认为北上好处很大。
一可以打出抗日的旗号，在政治上占据优势，像战略大撤退这种事，还是得有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
其次最重要的是北上更靠近苏联，夺取宁夏为后方，以外蒙古为靠背，便有翻身的希望。
他起先要搞西北联邦政府，以西康为后方，建立川陕甘康根据地，其理由是这一带的军阀好处理，地形险要，敌人的飞机大炮不好发挥。
张国焘自己也知道，这个计划的优点是便于实行，缺点是没有退路可言。
但这只是明面上的理由，听中国人讲话，不要听他讲了什么，还要听他没有讲什么。
搞什么西北联邦政府，名义上是建根据地，实际上是张国焘进一步夺权的行动。
西北特委内设政治局，又成立了西北联邦政府，张国焘自封主席，他搞出这套班子，其目的是为了平替中央，直接把一方面军吞掉。
老张自恃实力强，想要多一些话语权，在那个形势下也能理解。
但老张千不该万不该开始打中央的主意，这是昏了头的表现，是不给自己政治上留退路的短视行为。
双方先是在机关报上发文就联邦政府问题，展开了激烈论战，是为文斗。凯丰主笔把张国焘骂的狗血淋头，毫不客气指出了张国焘的狼子野心。
内怯的人，外在往往张牙舞爪，老张见理论上说不过，于是动用军事负责人的职权，想要靠武力裹挟一方面军南下。
张国焘不是个平庸的人，真正平庸的人，往往是有天大的野心，却只有一天的耐心。
每到关键时刻要拿大决心的时候，他就撂挑子，还喜欢用窝里横那一套来掩饰自己。南昌起义时如此、被捕拷打时如此，如今红军命运面临抉择时，还是如此。
最近的路，往往是最远的。门槛最低的事情，往往是最难的。
1935年9月10日，教员察觉到张国焘的心思后，下大决心，说服了中央其他领导，半夜悄然出走，脱离四方面军。
张国焘随后在卓木碉大会上公开否认中央的合法性，另立了中央。
历史上，大敌当前发生内讧，最后因此而消亡的政权多不胜数。为何红军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哪怕发生了内讧，还能存活下来？
但这种偶然因素的出现，源于教员对大形势的正确判断。党史 | 张国焘的下作手段
决策往往不是从收集事实开始的，而是从人的认知开始的。
张国焘的真实想法是被动等待，在革命高潮还未到来前，在革命条件还不充分的时候，自己带着人马先躲起来，保存实力。
这样的决策，实质上是放弃了革命长远前途，暂时保住了个人前途。
教员的决策是主动出击，主动往中日矛盾上靠，主动往中苏边境靠，只有在时代潮流变化中抓住机遇，才能真正改变共产党的处境，才能为革命博得一个远大前程。
换句话讲，在一个大家彼此制衡的格局里，谁更靠近问题中心点，谁就占着先机。
可这两个人的心态是截然相反的，这就好比几十年前同一个村子里的两个人出门打工。
大家都是为了赚钱，都是为了出人头地，可一个选择去东北的煤矿下井赚钱，一个选择去特区深圳找机会。
并不是说去深圳这样的地方，就一定能出人头地，可这种概率却远比下井挖煤要高。
原因很简单，靠近大佬、靠近信息高地，才有机会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哪怕只是一个机会，那也是大不同。
俗称你接近信息高地，你才有可能做出正确的决策，才更有利于你的成长。
就像教员他们抵达陕北后，很快就跟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接上头了，这直接宣告张国焘的那个中央破产，而待在西康的老张最后只能灰溜溜的重新北上。
教员自己也承认，跟四方面军分离后，红军实力大减，中央红军单独北上有被消灭的风险。
几天后，红军在突破天险腊子口防线时，“满打满算六七千人的兵力伤亡就高达到上千人。”可见红军北上的危险。（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
但正像教员所说的：“我们很可能被打败，甚至被打散，但是别无他途必须做此努力。”
人生无外乎舍得二字，某些东西你放不下，另外一些你就拿不起。
问题是，教员定下了北上的战略方向，可却不知道具体落到哪里，俄界会议时，也只是决定红军要去苏蒙边境发展。
如果张国焘不作妖，红军主力有大几万兵马，在北方立足还是很有搞头的。现在就剩下陕甘支队，不过几千人马，独立行动的风险非常高。
教员是一个很积极的人，在各种不好的消息面前，教员是那种可以动用很多资源和耐心，去寻找好消息蛛丝马迹的人。
从某种程度来讲，这是仅次于拿到苏联军事援助的好消息，有力支撑了教员北上的决策。
客观来讲，意味着中央可以节约大量成本，节省大量时间，就能拿到急需的休养和补给，以及一块安全的落脚点。
主观来讲，在红军士气低迷，迷茫不知该去哪的时候，突然获悉有兄弟部队可以投靠，这对士气有很大的鼓舞。
但是上坡路走久了，一旦遇到连续不断的阻力，人的心理压力就会变得非常大，就会陷入自我怀疑中。
如果吃了那么多苦，连奔头也不知道在哪儿，那种感觉是很难受的，也很痛苦。
当确认了陕北红军的消息后，真有一种绝处逢生的感觉。
从当时决策的过程就能看出来，这个消息对于中央来讲确实很重要。
聂荣臻在哈达铺知道了有关陕北红军的消息传给教员，教员获悉后，当即就释放了准备去陕北的消息，等到了榜罗镇，召开政治局会议，明确放弃俄界会议向苏蒙边境发展的计划，将长征目的地设为陕北。
“我们要感谢国民党的报纸，提供了陕北红军比较详细的消息”。
“我们现在比1929年初红军下井冈山时的人数还多哩！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
当教员在干部会上明确讲长征落脚陕北，我们马上就到朝夕思念的“家”时，红军广大指战员们立马就有了奔头，精气神焕然一新。
杨尚昆在回忆录写道：部队经过长途征战，非常疲劳，都希望早点找到一个人口较多的地区去创建根据地。听说陕北有红军的消息后，大家非常振奋，情绪普遍高涨起来。
1935年9月30日，红军抵达通渭榜罗镇，这里距离陕北仅有一步之遥。
当晚，为了庆贺长征即将结束，部队在大广场上举行文娱晚会和大会餐，各部队带着会餐的饭菜到临时搭的舞台前集合，纵队负责人讲话宣布长征到了最后关头，坚持到“家”就是胜利。
大家围坐在一起，看着战友们自编自导的各种节目，喜笑颜开，精神得到了极大抚慰和满足。
陕甘支队进入甘肃后，东北军的两个骑兵师就一直吊在红军屁股后面，就像一根尾巴。
到了吴起镇后，教员认为“必须要打这一仗，而且要打好，坚决砍掉这个“尾巴”，作为我们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的见面礼。”
这支一年前从中央苏区撤出时总计八九万人的庞大队伍，这时连同伤病和干部也只有不足七千人了。
但就是这几千人，却几乎全歼了国民党东北军骑兵第3师与骑兵第6师。
此战，红军俘虏1000多国军，缴获山炮、迫击炮、轻重机枪数十门(挺)，战马1720余匹，其中驮马800匹。
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从容进入西北根据地。
在切尾巴战斗正式打响的前一天，教员就已经从当地游击队队长张明科和红二十六军骑兵团政委龚逢春那里，了解到了西北苏区肃反的严重情况。
教员当即决定，让贾拓夫这个本地干部，以及中央大员李维汉等人，先带着电台作为中央先遣队去寻找陕北红军，解救刘志丹等人。
后来李维汉回忆这段历史：“我们在甘泉下寺湾遇到了郭洪涛，得知陕北苏区正在对红二十六军和原陕甘边党组织进行‘肃反’，刘志丹等主要领导干部已被拘捕。”
郭洪涛的汇报，跟张明科他们在吴起镇时的汇报情况一致。
西北红军创始人刘志丹等被捕的事情得到了证实后，贾拓夫和李维汉知道此事牵连甚大，便当即给教员等人发电报，询问此事该如何处理
紧接着又派中央保卫局局长王首道带着电台，先一步赶往瓦窑堡，从戴季英手里接管西北保卫局，先把局势控制起来，冻结“肃反”，防止出什么意外。
11月2日，教员等人解决完切尾巴战斗后，急赶往下寺湾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郭洪涛、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有关西北红军战斗和肃反的相关过程。
教员需要处理最棘手的军事问题，带着林彪等人亲赴前线打直罗镇战役，没有时间去瓦窑堡处理刘志丹等人的事。
于是便决定把中央分成两部分，教员去前线处理反围剿问题，张闻天去后方处理党务、土地革命等事。
而关于肃反，则成立了以董必武为核心的五人小组，专职审查西北红军肃反事件。
中央还未抵达陕北，陕北根据地就先在精神上鼓舞了中央红军；而中央抵达陕北后，教员等人的屁股还没有坐热，就派人先一步去解决刘志丹、习仲勋等人被抓捕的问题。
你看到了，中央救陕北不是空话，陕北救中央也是实情。
如果我们把这段历史拆碎了来看，你会发现这中间充满了偶然性。
如果不是意外得知了陕北根据地，中央还不知在何处落脚呢，如果没有中央及时赶到，陕北党都会被一锅端了，当年井冈山的惨剧会在陕北重演。
这种如果还有很多，比如如果当年国军炸了泸定桥，如果龙云不去救驾，如果巴西夜走没成功，如果腊子口防守再严密一点。
因此有人说风凉话，讲教员没有啥了不起，红军没有啥值得称颂的，如果不是这时发生了意外，如果不是那个人犯了糊涂，要是没有西安事变，早就那啥那啥了。
可见，这一路走来全靠侥幸和运气，只怪对方运气不好，只怪教员时运足够。
这种人也只能从偶然性中看到荒谬的一面，不能理解偶然性也会表现为一种奇特的必然命运。
就像陕北和中央，谁救谁都能说得通，但又无法描述全貌。因为历史的必然性原本就体现在每一瞬间的偶然性上。
说明你当下每一个选择对错都要十年，甚至二十年之后才能得到回答。在反馈没有来之前，你要思考的是拿什么来对抗无反馈期的煎熬？
重要的不是着急验证，而是要学会在这种不确定性中间前进，甚至有时候你都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在前进。
你要做的不是辩个输赢，而是做好手头和认知下的所有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