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篆刻

一、汉代的篆刻家

       由于历史久远，汉代关于篆刻家的记载并不像后世那样丰富详细。不过，有一些可能在当时较为知名的篆刻从业者或对篆刻艺术发展有重要贡献的人物，虽相关信息相对模糊，但依然被提及，如孟孚。

       据一些资料记载，孟孚是汉代的篆刻家。不过关于他的具体生平事迹、篆刻风格和代表作品等信息，目前所掌握的非常有限。只知道孟孚是汉代时期山东嘉群武氏祠石刻画像的刻工，其主要作品为《武氏祠画像石》（与武则天无关哦）。这是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汉代石刻画像作品，对于研究汉代的艺术风格、社会生活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武氏祠画像石》是由石工孟孚、李弟卯、孙宗等人刻造。现存刻石40余块，画像内容丰富，包括神仙灵异、车马人物、历史故事等。比如有伏羲、女娲、祝融、神农、黄帝、颛顼、尧、舜、禹等古帝王圣贤的画像，还有荆轲刺秦王、聂政刺韩王、蔺相如、范雎与须贾等历史故事的刻画。这些画像石共同构成了《武氏祠画像石》的艺术瑰宝，但关于具体到每位石工所负责的部分已难以明确区分。目前无法确切地指出哪些具体的画像石是由孟孚单独完成的。

《武氏祠画像石》局部

二、汉代的代表性篆刻作品

      汉代是篆刻艺术的鼎盛时期。汉代的印章制度更加完善，官印的等级、材质、钮制等都有严格的规定。同时，私印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物品。

       汉代篆刻的代表作品有很多，以下是一些比较著名的：

1. 官印方面

 “皇后之玺”

       “皇后之玺”是一方非常经典的汉代玉玺，被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印文为四字白文“皇后之玺”，秦统一后规定皇帝用印为玺，一般官吏用印称印，汉代皇后用印亦可称玺。此印出土于汉高帝长陵附近，有人断定为吕后之物。其印面线条骨力内含，结字精美，布局疏朗，字与字之间、字与印边之间均有宽阔清晰的“通道”，整体端庄、华丽，与皇家气氛相吻合。

“文帝行玺”

“魏嫽”印

       “魏嫽”印：是汉代的玉印，现藏于上海博物馆，曾著录于《上海博物馆藏印选》。此印玉质纯净，因印中“魏”“嫽”两个字的笔画较多，在布局和艺术处理上有独特之处。

“吕遂之印”

       “吕遂之印”：为铜印，瓦钮穿绳，方形印面铸篆体白文“吕遂私印”四字二行，有阴线边栏。这是汉代私印的典型代表。

3. 吉语印方面

“千秋万岁”印

       “千秋万岁”印：是汉代吉语印的代表之一。这类吉语印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祝福。其文字的设计和布局具有汉代篆刻的独特风格。

       此外，汉代还有许多优秀的篆刻作品，它们共同构成了汉代篆刻艺术的丰富宝库，对后世的篆刻艺术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三、汉代篆刻的风格特点

1. 字体方面

①缪篆为主：缪篆是汉代印章的基本书体，是在秦印小篆（摹印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笔画线条简约质朴，结构方中带圆，带有隶意，适宜入印作篆。其往往对笔划有所增减，趋向方化，接近于隶书，既保留了篆书的韵味，又具有一定的变化和适应性，能够较好地适应印章的布局和雕刻要求。

“皇后之玺”

       1968 年在陕西咸阳韩家湾出土。这是一方玉质的皇后印玺，其印文线条粗壮流畅，字体规整大气。玉质的印材和精湛的篆刻工艺相得益彰，使这方印玺成为汉代篆刻艺术的杰出代表之一。“皇后之玺”的出土，对于研究汉代的宫廷制度和皇后的地位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大刘记印”

       出土于南昌海昏侯墓。为和田白玉材质，方形印身，光素无纹，印面无边栏，缪篆阴刻“大刘记印”四字。这方玉印很好地体现了汉代缪篆在印章中的应用，其字体笔画饱满，方整匀整，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朔宁王太后玺”

       此印是东汉时期的官印，字体为缪篆。印文布局严谨，笔画粗细均匀，转折处多为方折，体现了缪篆的典型特征。这方印不仅是权力的象征，也是汉代篆刻艺术的精品。

②鸟虫书具有装饰性：鸟虫书是汉代玉印中的一种特殊字体，具有很强的装饰性和艺术性。它的线条盘曲，部分笔画会被处理成动物的形象或图案，使得文字看起来更加生动、富有变化，但又不影响文字的识别性。鸟虫书在汉代印章中数量相对较少，且大多为私印。

“张子路”印

       正方形印面，瓦钮。印面纵横均 1.8 厘米，印体通高 1.7 厘米。印面作白文，“张”与“子路”平分印面。印文作鸟虫篆体，笔画结构中有鸟首、尾或羽翎等形体作装饰。此印在文字的构形上精心设计，结构与印文整体变化相呼应，是汉代鸟虫篆印的典型作品之一，对于鸟首部的刻画生动，整体线条粗实厚重，精美中显现着粗犷。

 “武意”印

       为汉代玉印的代表作之一，上海博物馆藏。这是一种将鸟、虫、鱼的形象或抽象形态融入笔画的篆书变体。其文字意态飞动、精丽娟美，与润洁剔透的质地和精湛的琢刻工艺交相辉映，是汉玉印的精品。

 “程竈”印

       印章材质为岫岩河磨玉（花岫）。属于汉代鸟虫篆玉印，展现了汉代鸟虫篆印的独特风格和精湛技艺。

2. 布局方面

①端庄规整：整体布局严谨、端正，字与字之间、笔画与笔画之间的间距较为均匀，给人一种稳定、庄重的感觉。无论是四字印、五字印还是多字印，都能在印面上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

“别部司马”印

       四字印章。“别部司马”印是汉代军官使用的印章。其印文字口深峻、古拙精美，堪称汉代印章的典范之作。“别部司马”在东汉至三国时代是“别营”指挥官，此印是身份和调动兵将的凭证。

“修合县宰印”

       五字印章。“修合县宰印”是一方体现汉代地方官员用印风格的五字印。其线条具有美感和力量感，布局上有篆体写法的风格特点，“印”字分上下结构，跟其他字分列两行，这种布局在五字印中较为美观。

“大富贵昌宜为侯王千秋万岁常乐未央”印

        多字印章。此印章为天津市博物馆所藏。这是一方具有吉祥祝福语的多字印，印文体现了当时人们对富贵、长寿、快乐等美好生活的向往。其文字布局较为巧妙，在有限的印面空间内尽可能地展现了丰富的内容，反映出汉代篆刻艺术在多字印创作上的独特风格和精湛技艺。

②虚实相生：善于运用虚实对比来增强印章的艺术效果。例如，在笔画的处理上，有的地方粗壮有力，形成实的部分；有的地方则较为纤细、稀疏，形成虚的部分，通过这种虚实的搭配，使印章更具层次感和艺术感染力。

“门浅”私印

       长沙出土的西汉墓葬中的石印。该印印文“门”字写得很满，而“浅”字水旁作三短横，留下大片空余，使整体印虚实相间。虚处不着空，实处不呆板，线条曲直结合、粗细随意，这种字型和布局在汉印中较为鲜见，是虚实相生的典型代表。

“鹰扬将军章”

       将军印是汉代官印中的一种。由于当时的将军多是行军中临时任命，将军印大多仓促间以刀在印面上凿刻而成，也称为“急就章”。这些印章，印面的章法布局不拘成法，文字大小错落，形成了疏密相应、虚实相形、正欹相生的风格特征。比如一些将军印中，笔画多的字可能会刻得较为紧密，而周围的空间则相对较大，形成了明显的虚实对比。这类风格的印章，对后世的篆刻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田氏富贵瓦当

       瓦当印是依照瓦当图文样式刻的印章，可追溯至秦汉时期。其在表现手法上注重虚实相生，空白与线条相互映衬，营造出空灵的意境。例如有的瓦当印在圆形或半圆形的布局中，文字的排列和线条的分布会特意留出一些空白，与实的部分相互呼应，给人以独特的视觉感受。

3. 线条方面

①粗壮饱满：线条粗壮、厚实，给人以雄浑、有力的感觉。这不仅与汉代崇尚力量、气势的时代精神相契合，也使得印章在钤印后能够清晰地呈现出文字的形态。

②自然流畅：无论是铸造的印章还是凿刻的印章，其线条都具有自然流畅的特点。铸造的印章线条圆润、光滑；凿刻的印章则线条刚劲、挺拔，具有独特的刀刻韵味，如急就章，往往能体现出汉代篆刻家的精湛技艺和艺术创造力。

“滇王之印”

       1956 年出土于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这方印是汉武帝赐予滇王的印玺，其印文采用篆书，笔画粗厚，转折处圆润有力，整体风格古朴大气。印文的粗壮饱满不仅体现了汉代官方印玺的庄重感，也反映了当时西南地区的文化特色和艺术风格。

“广陵王玺”

       1981 年在江苏扬州甘泉山出土。该印为纯金铸成，印面尺寸略小于“朔宁王太后玺”，但印文同样粗壮厚实。其字体的笔画粗细均匀，布局规整，显示出汉代高超的篆刻工艺水平。“广陵王玺”的发现，为研究汉代的印玺制度和篆刻艺术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4. 印形方面

①官印多为方形：汉官印大多为方形，大小在 2.3 厘米左右见方，这是汉代官印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方形的印面给人以端庄、大气的感觉，也符合官方印章的庄重用途。

“偏将军印章”

       1982 年出土于重庆。这是一枚金印，通高 2 厘米，纽高 1.2 厘米，边长 2.4 厘米。印文为“偏将军印章”五个字，分成三行。偏将军是古代军队中的重要职位，此印是古代军事权力的象征，也反映了汉代的军事官职制度。

②私印形式多样：私印的形状则较为丰富，除了方形外，还有长方形、圆形、椭圆形等，同时还有两面印、套印等特殊形式。两面印一面刻姓名，另一面刻表字、臣妾、吉语或图象等；套印是在一个大印中套一个小印或两个小印。

“杨长卿”印

       为汉代朱文长方形私印，纵26毫米，横11.5毫米。笔画较细但细腻停匀，“杨”“长”“卿”三字占印面的空间由上至下依次减少，三字笔画以平直线条为主、圆曲线为辅，协调变化。印边略粗于正文，上下略有残破，对印文起到调节作用。

西汉定敷侯刘越私印

       出土于四川省邛崃市泉水镇樊哙村的“皇坟”汉墓群9号墓。母印为麒麟钮，高约3厘米，印面略呈方形，边长约2厘米，周边带框栏，内阴刻缪篆“刘越”二字；子印拱形钮略残，高约1.5厘米，印面略呈方形，阴刻缪篆“子仲”二字。这是四川地区首次发现的汉代子母印。

       子母印又称“套印”，它由一大一小两枚或多枚印章组合而成，大的印章（母印）内部有一定的空间，可以嵌套小的印章（子印）。母印和子印在印文内容、风格特点等方面都有紧密联系。印文通常是姓名、字号之类的内容。例如，母印印文为姓名，子印印文可能是字号或者别的相关称谓。这种印章形式既节省空间，又具有趣味性和实用性，体现了汉代印章制作在功能和艺术设计上的巧妙融合，同时也展示出当时人们在私印制作方面的精巧构思和审美情趣。

5. 风格气质方面

①浑厚古朴：汉代篆刻整体呈现出浑厚古朴的风格气质，不追求花哨的装饰和刻意的雕琢，而是以简洁、质朴的形式展现出印章的艺术魅力。这种风格体现了汉代人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传承，以及对艺术的独特理解和追求。

②大气磅礴：汉代是一个强大的时代，其篆刻风格也体现出了大气磅礴的精神风貌。无论是印章的字体、布局还是线条，都充满了力量感和张力，展现出汉代人开阔的胸怀和豪迈的气概。

 “东郡守丞”印

       这是汉官印中满白文印的典型代表。其线条苍劲浑朴，笔画自然天成，紧密之处密不透风，疏朗之处宽阔无阻，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完美地展现出了汉代印章的浑厚古朴与大气磅礴。

“千人督印”

      这是东汉时期的官印。其制作精良，章法严谨，笔势圆转，全无板滞之意。印文线条浑厚，整体风格庄重典雅，高古秀丽，体现了汉代官印的大气和精湛的制作工艺。

四、汉代篆刻的历史意义与价值

1. 艺术价值

①风格典范：汉代篆刻形成了独特且极具影响力的艺术风格，如浑厚古朴、大气磅礴、端庄凝重、平正自然。这种风格为后世篆刻艺术树立了典范，成为历代篆刻家学习和追求的目标。例如汉官印中的满白文印，线条苍劲浑朴，笔画自然天成，紧密处密不透风，疏朗处宽阔无阻，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艺术感染力。这种风格的印章不仅在当时具有实用性，更成为了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艺术作品。
②字体演变：汉代是篆书向隶书过渡的重要时期，篆刻字体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篆书在汉代逐渐演化为缪篆，字形更趋于方正，接近当时流行的隶书文字。这种字体的演变在篆刻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使得汉代篆刻既具有篆书的古朴韵味，又有隶书的灵动与变化，为后世字体的发展和篆刻艺术的创新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和启示。
③布局创新：汉代篆刻在布局上有很高的造诣，印面文字分布均衡，文字笔画平整充实，文字结体平稳安详。无论是四字印还是多字印，都能通过巧妙的布局达到整体的和谐与美观。同时，汉代篆刻还善于运用阴阳文相间、印文四周加几何纹、四神纹等手法，使印面更加秀丽雅致，增加了印章的艺术表现力。
2. 文化价值
①身份象征与社会交往凭证：在汉代，印章是身份的象征和社会交往的重要凭证。无论是官员的官印，还是平民的私印，都具有特定的用途和意义。官印代表着官员的权力和地位，私印则是个人身份的确认和信用的象征。例如，汉代的私印通常会在印面上刻有姓名、字号等信息，用于个人的日常交往、文书签署等，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人际交往和商业活动等方面的情况。
②文化传承与融合的载体：汉代是一个文化交流频繁的时期，篆刻艺术也受到了多种文化的影响。一方面，汉代篆刻继承了先秦时期的印章文化传统，同时又在不断地发展和创新；另一方面，汉代与周边民族的交流也促进了篆刻艺术的融合。例如，汉代颁发给兄弟民族的官印，在制作工艺和风格上既保留了汉印的特点，又融入了少数民族的文化元素，体现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③反映当时的社会风貌和思想观念：汉代篆刻的内容和风格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和人们的思想观念。例如，一些印章上刻有吉祥语、祝福语等，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一些印章的钮式设计精美，如龟钮、兽钮等，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审美观念和对动物的崇拜。通过对汉代篆刻的研究，可以了解到汉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为研究汉代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3. 历史价值
①印章制度的完善：汉代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印章制度，对印章的材质、形制、尺寸、钮式等都有明确的规定。这种制度的建立不仅保证了印章的权威性和规范性，也为后世印章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例如，汉代官印根据官员的级别和职位不同，使用的印章材质、尺寸、钮式等都有所区别，这种等级分明的印章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代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等级制度。
②篆刻技艺的传承与发展：汉代篆刻技艺的发展为后世篆刻艺术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汉代的篆刻技艺包括铸印和凿印两种，铸印工艺精湛，线条流畅；凿印则更加自由奔放，富有生气。这两种技艺在汉代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应用，并且不断地传承和改进。后世的篆刻家在学习和借鉴汉代篆刻技艺的基础上，不断地创新和发展，使得篆刻艺术得以不断地繁荣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