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柏青｜四川东汉崖墓题记书法与同时代刻石书法的比较研究

刀情石趣 2023年05月20日 06:27

汉代刻石兴盛繁荣，目前存世约 400 余种，而大多数为东汉时期刻石。刻石广泛运用于各个行业，如勒石记功的摩崖刻石、校订儒家典籍的石经，丧葬墓祠的碑碣、墓室砖文、石阙文字、墓室题记等。全国各地的名手良工各显身手，恣其才情，创造出千姿百态、尽善尽美的刻石书法名品，将汉代刻石书法推向了一个高峰。

东汉时期，社会上崇尚厚葬，树碑立传以广名声的行为蔚然成风，并愈演愈烈。《汉书·光武帝纪》载:“世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尤其到了东汉末年的桓灵时期，达到最为奢靡的地步。王符《潜夫论·浮奢》云:“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尊。或刻金镂玉，檽梓楩楠，良田造茔，黄壤致藏，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崇奢上僭。”规模宏大的陵墓，华丽精致的墓室装饰，琳琅满目的陪葬品，成为社会攀比富贵的一种时尚，而墓室文字则是一项不可或缺的内容——这些文字或纪事述功，或陈情悼念，或希望护佑子孙;文字以汉代通行隶书为基本式样，刻写精良，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1]

一、四川东汉崖墓题记书法的艺术风格

四川东汉时期的崖墓葬，作为一种独具地方特色的丧葬习俗，受当时社会厚葬风气的影响，除了在山体上凿造规模宏大的墓穴之外，还对墓穴进行精美细致的雕刻装饰，凿刻上纪年、纪事等文字，书体依然采用汉代通行的隶书，这就形成了四川东汉崖墓题记书法。

▲ 图1 朱秉题记

▲ 图2 延熹五年题记

▲ 图3 吴升吴遂墓题记

崖墓题记文字都是以山石为载体，由当地的民间书刻手凿刻其上，有的是先书后刻(题记文字的点画边沿尚存有墨迹)，有的则直接凿刻在崖墓的某个地方，或门楣，或墓壁，或石棺......因势而作。其书体基本上都采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式样，也有少数题记文字篆隶相参，如《朱秉题记》(图 1)、《延熹五年题记》(图 2)、《吴升吴遂墓题记》(图 3)、《蓝田令杨子与题记》等，颇有意趣。由于大量题记文字是凿刻在粗粝的山体上，刻写题记之处并未处理得十分平整光滑，再加上红砂石山体较为疏松，所以凿刻文字大都显得粗放，不像汉代许多经典碑刻那样，点画细致，结体精准，少数题记，如重庆南川太平镇雷劈石《阳嘉二年王师作墓四万题记》等稍显规整。题记文字的形制或横或纵，或纵横相参。内容一般较为简单，少则一两个字，如乐山肖坝车子镇一崖墓门上仅一个“陈”字，仅交代了墓主姓氏;多则一二百字，如中江县民主乡塔梁子崖墓中的墨书榜题，约有 200 个字。为什么题记文字没有像汉代许多经典碑刻那样长文赘述呢?究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方面:一是这些墓葬群大都是普通百姓之墓，墓主生世平常，并没有多少值得记载的显赫事迹;二是当时盛行崖墓葬的边远地区，还未兴起树碑立传的风气，而只是将一些简单的文字内容凿刻在崖墓的某个地方，方便易行; 三是在阴暗的墓穴中雕刻长篇文字是非常艰难的事，因此化繁为简，有所交代即可。但这些极少的文字依然显得十分珍贵，一则它为崖墓的断代提供了十分准确的科学依据，二则能让我们领略汉代通俗隶书的别样风采。

在汉代，书法的发展出现了新的趋势，秦代篆书圆转的笔画逐渐演变为方折的笔画，结构上加以省并、简化，形体多作扁方形，横向线间距压紧，排列整齐，主笔长横强调波磔，形成“蚕头燕尾”的形状，而向左下、右下两个方向斜出的笔画极度夸张，于整体端庄严谨的格局中融入了生动活泼、舒卷自如的艺术效果，一种新的书体—— 隶书由此产生，进而成为汉代的通用书体。从大量简牍文字到浩繁的官府文书，从精准典雅的祠墓碑刻到大气磅礴的摩崖刻石，基本上都使用隶书书体;即使偶有篆书碑刻，但较之刻板的秦篆，亦显得更为生动活泼。隶书基本的体势形成以后，仍然在向前发展，章草和楷书就是隶书向前发展的结果。隶书发展到东汉时期，还出现了一种日常手写体隶书——通俗隶书，这种书体表现出生动自然的情趣特征，多用于墓室题记、砖文书刻等。四川东汉崖墓题记书法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纵观大量的四川东汉崖墓题记文字，其书法形态都具备汉代隶书的典型特征，字体扁方，横画加长，主笔呈波挑之势，撇画、捺画向左下和右下两个方向夸张性的延伸，形成一种极度开张的体势(图 4)。

▲ 图4 张君题记

崖墓题记文字属于日常手写体隶书，由当地丧葬特殊行业中的一般书刻手所作，凿刻时处于一种轻松自然的心态，率意而为之。因此，我们在题记书法中所看到的完全是妙趣横生的性灵抒写。涉足崖墓书法之前，我们头脑里储存的汉隶固定形象都是成熟的八分隶书，诸如《乙瑛碑》《礼器碑》《史晨碑》《曹全碑》《张迁碑》等。众多的经典碑刻，或端庄均整，或严谨规范，或典雅秀丽，或雄强厚朴。不过由于技法太完备，结构太精准，致使后人对其顶礼膜拜，学习时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半步。

▲ 图5 阳嘉三年题记

▲ 图6 石门关题记

当我们攀爬峭壁，穿行在蜂巢般的崖墓群中时，看到的千姿百态的崖墓题记，却是另一种迥别于经典隶书的充满生命力的鲜活景象:开张的结体，瘦劲的线条，穿插避让，奇趣横生。我们推想，工匠师傅当初盘刻文字时应该是一种多么放松的心境，或许是烦琐的建筑雕刻已经完工，最后随意附上一点文字，不假思索，一挥而就，结果无意于佳而佳、妙品天成。仔细品读，发现题记文字虽有隶书之态，但并无经典隶书的“蚕头燕尾”，而是圆起圆收，线条等粗，并无提按。由于这些崖墓题记是凿刻在粗糙的山石上，所以线条涩劲而并不规整，斑驳之美毕现——字的点画都是一凿子刻就，就像篆刻的单刀法，充满节奏感和金石相挫的意趣。就崖墓题记的结体而言，字数较多的题记，则显得稍微规整一些，如《阳嘉三年题记》(图 5)、《石门关题记》(图 6)等，因为可供凿刻的面积是有限的，结体必须收敛一些;而字数较少的题记，师傅们则匠心独运，将横画加长，撇捺尽量张开，使字形舒展飞动，观之若仙鹤起舞，仪态翩然，如“元”“个”等字。总之，一则崖墓题记就是一幅美妙的原创书法作品，各自独立，自有情趣，彼此并不趋同。所以即使是字数很少的题记，哪怕只有一个字，也会让人长久地驻足品味。

二、四川东汉崖墓题记书法与同时代刻石书法之比较

如果我们拓宽视野，把四川东汉崖墓题记书法和同时期巴蜀地区其他刻石书法相比较的话，你会发现它们之间的诸多方面竟然十分相近，简直有异曲同工之妙。

四川在全国堪称汉碑大省，迄今有大量的汉阙、汉摩崖刻石和汉砖文存世，再加上崖墓题记这样的珍贵遗存，我们大致可以从四川汉代刻石书法中一窥整个东汉时期民间应用书体的历史面貌。

（一）四川东汉崖墓题记书法与汉阙文字的比较

墓阙，一般立于墓前神道的两侧，象征通往天国的大门。有文献记载的东汉时期的墓阙如《新都王稚子阙》《右侍无名墓阙》《蜀郡太守任君神道阙》《冯焕阙》《沈府君左右阙》等，共有二三十处，有的已残毁。

▲ 图7 冯焕阙

《冯焕阙》(图 7)位于四川渠县北部土溪场侧，阙上有两行文字，前行九字:“故尚书侍郎河南京令”，后行十一字:“豫州幽州刺史冯使君神道”。阙文中的横画主笔与字中左撇右捺配合默契，尽力延展，如第一行中的“书”字，字高 8 厘米 , 其主笔横画则长达 13 厘米;其他如“侍”“河”“南”“京”“君”等字的主笔莫不如此。这和崖墓题记中的文字(如四川青神县刘家场黄桷坝的《朱秉题记》、重庆綦江扶欢乡索恩村的东汉崖墓题记) 造型极为相似。另外著名的汉阙《沈府君左右阙》，其文字风格也和崖墓中的题记文字如出一辙。[2]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崖墓题记，还是汉阙文字，由于地域相同，时代相近，所以书风也近似，书、刻手都是来自丧葬行业中的民间人士，其书刻风格自然就会烙上一些民间通俗隶书的印迹，率性结体，洒脱不羁。

（二）四川东汉崖墓题记书法与摩崖刻石书法的比较

▲ 图8 《王升崖墓题记》与《石门颂》中“王升”二字

汉中石门系列摩崖刻石，特别是《开通褒斜道》《石门颂》《杨淮表记》等，这些刻石雄浑奔放，气势开张，在汉代隶书中独树一帜，占有特殊地位。通过多方面的对比，我们发现，崖墓题记文字的结体、取势、意蕴，竟然也和石门系列刻石神品有惊人的相似，如《王升崖墓题记》中的“王升”二字，在《石门颂》中同样出现，字体如出一人之手，只不过崖墓题记中的“王升” 更为奔放一些。(图 8)从《石门颂》文中得知，王升乃东汉著名书刻手，《石门颂》即由他勒石而成。那么崖墓题记中的“王升” 是否与《石门颂》的书刻者“王升”为同一人呢?其实是完全可能的。因为东汉时期，益州所涵盖的地域较广，包括广汉郡、汉中郡、犍为郡等，也就是说石门系列刻石和巴蜀崖墓题记都同属一个地域。由于地理位置的接近，经济文化的交流更为便捷和频繁，读书人、民间手艺人等各行各业之间的互相交流则成为必然，承揽蜀道修治工程，建造墓葬以及书写刻石记事叙功，自然也不例外。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当年镌刻汉中石门摩崖文字的书刻手、工程人员，他们同样穿行在成都、乐山、中江以及重庆江津、綦江等地的崇山峻岭中，修造崖墓题刻文字。从成都市新都区三河城廖家坡的《石门关题记》和汉中的《石门颂》刻石、四川荥经县烈士乡冯家村的《何君阁道铭》和汉中的《开通褒斜道》刻石相比较来看，这几个地区出现的刻石文字都有很多的相似之处。相邻的地理区域，相同的地貌特征，同一批从业人员，所凿刻的题记文字，其风格特征相似是十分自然的。

当然，崖墓题记文字和石门系列刻石作品也有不同之处:崖墓题记文字的结体显得更为随意一些，线条更为奔放不羁，造型更为生动，富有奇趣;而石门系列刻石作品则在奔放中显示出规整的格局。究其原因，崖墓题记多属小品，文字较少，因势造型;而石门系列刻石作品系鸿篇巨制，记述的都是大事件，所以制作得严谨大气，气象非凡，也是顺理成章的。

（三）四川东汉崖墓题记书法与墓室砖文书法的比较

我们把崖墓题记文字和巴蜀地区出土的东汉墓室砖文字进行比较。由于他们所处的年代、所属的区域、应用范畴都是相同的，所以对于二者之间的异同更具有可比性。

▲ 图9 “雒城”砖

▲ 图10 “广汉

▲ 图11 “大郪李”砖吉羊”砖

巴蜀地区出土的东汉墓室砖当以万计。当年曾有人在四川彭州收购东汉墓室砖时，所收到的墓室砖用卡车装运，可见数量之大。由于墓砖上的模印有画像图案，所以本地人都称之为画像砖。其模印砖文的内容包括纪年、地名、吉语和墓主人的姓名等。纵观巴蜀地区的这些墓室砖文，我们会发现，其书体依然属于汉代日用手写的通俗隶书，线条虽有粗细变化，但并无波磔，十分劲健，如“建平五年砖”、“雒城”砖(图 9)、“广汉郪李”砖(图 10)、“大吉羊”砖 (图 11)、“大吉”砖等，它们和许多崖墓题记的风貌相类似。但作为砖文，它的文字载体和制作程序与崖墓题记是不相同的:首先它是模印文字，在制模之前，书写者须充分考虑文字内容的结体美观和装饰效果，所以在点画的穿插避让和夸张变形方面颇费心思，如原四川巫山(现属重庆)出土的“冢长生永平安”砖、四川合江县出土的“万世人母口若人羊此全”砖、四川什邡市洛水出土的“李四”砖。总的看来，墓室砖的铭文都是由民间艺人所作，内容较少，文字书写的自由性是显而易见的，但在自由率性的书写中也体现出各种巧妙的构思，书刻风格与崖墓题记相类似。不同的是，墓室砖文字排列比较规整，因为墓室砖面都是长方形的，而且较小，不像崖墓题记，书刻的地方不规整，面积也要大得多，可以随意发挥。有许多墓室砖的文字图案化，具有装饰趣味。因为有的墓室砖既有画像，又有纹饰图案，那么砖文就要和画像纹饰相协调。

▲ 图12汉代刑徒砖铭文

刑徒砖是古代犯人死后，用来记录其名籍、生卒年月等内容的刻画铭砖(图 12)，与死者的尸骨埋在一起，文字虽然不多，但砖铭简要记载了刑徒的基本信息，算是死者简单的墓志铭。从发掘的实物看，刑徒砖为长方形实心砖，其铭文先书后刻，采用干刻法，即在烧制好的砖面上，用刀斧工具直接凿刻。可能是因为用于囚徒，所以铭文凿刻相当随意简率，但结体大开大合，纵横舒展，线条劲健而无波挑，隶书的体势特征全在其中。

刑徒砖的书刻者为何人?史载，东汉时左部、右部为专门管理服役刑徒的机构。刑徒死亡后，左部、右部马上登记在簿册之上，刑徒砖铭文应该据此书刻，且书刻者当是身处下层的狱卒。恶劣的生活环境，繁重的体力劳动，致使这些狱卒心烦意乱，书写时放任不羁，随意涂抹，愤恨与叛逆的情绪倾泻在斧凿之上，纵横挥扫，毫无顾忌。体现在铭文上，是结体布局毫无讲究，点画线质如钢筋铁骨，充满强硬的力量感。

同属砖文，刑徒砖铭文与充满装饰趣味、近乎美术化的画像砖文相比，由于书刻者心境不同，制作程序不同，所以同质而异构，风格亦大相径庭。

通过比较，我们发现，刑徒砖文的诸多方面和崖墓题记有诸多相似之处:首先，二者文字内容都比较少;其次，二者的书刻载体相近，山石与陶砖都是硬度较高的实体; 第三，二者都是抒情达意的率性之作，同属通俗隶书的范畴;第四，在美学特征上，二者都表现为质朴天真，劲健奔放的阳刚之美。

当然，刑徒砖文书法与崖墓题记书法之间也有一些差异:

首先，崖墓题记的点画结体更为宽博，气象更为宏大; 刑徒砖文结体较紧凑，线条短促有力，这是由于书刻载体的规格决定的——山体的大尺度与墓砖的小体量，气魄上自然有很大的差异。

其次，有些崖墓题记的文字结体也体现了作者的巧妙构思，而刑徒砖文几乎是率性的书写。因为这些题记处于崖墓重要的位置，如门楣，自然要庄重一些，而刑徒砖文的书写则是完成工作任务式的应付，也就显得潦草。

第三，崖墓题记书法的线质稍显柔和，在开张大气中透出优雅的气质，而刑徒砖书法一任感情的倾泻，显得更为野性，线条的冲击力更强。

从总体来看，崖墓题记和刑徒砖文的书法可算是风格相近的一大类。

（四）四川东汉崖墓题记书法与东汉经典碑刻书法的比较

我们再把四川东汉崖墓题记和同时期的经典碑刻相比较，可以发现，同样是东汉时期的刻石文字，二者之间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两种形态、风貌。经典碑刻如《乙瑛碑》《曹全碑》《礼器碑》《张迁碑》等，都是竖立在十分庄重的场所或者墓前显著的位置。由于当时奢华之风盛行，因而碑刻的石材选取都非常讲究，一定要选取细润精致、硬度适中的石材，为的是“勒铭贞石，以垂久远”。石材选定后还要进行精细打磨平光，并加以雕饰，然后再请手艺高超的石工进行文字雕刻。由于八分书工整华美，笔法丰富，装饰性强，所以当时的著名碑刻都选用该书体，以示华贵典雅。刊刻时，双刀斜下，字口光润，尽力做到工整细致，毫芒尽现，充分表现书写的原貌，达到“视刻石如睹墨迹”的效果。由于制作精微，美不胜收，时人和后学者都以之为范本，竞相模仿，视之为经典，故而谓之“经典隶书”。反观崖墓题记，其文字都是书刻在阴暗之处，山体未经细致打磨，因而石质粗粝不平，制作不甚讲究，凿刻也非常简单，所用书体都采用日常通用的手书体，即通俗隶书。所以崖墓题记看起来粗头乱服，与华美的经典碑刻形成巨大的反差。不过岁月流逝，两千年后再来看这两种风格迥异的刻石文字，却能强烈地感受到两种不同的美。经典碑刻，石面依旧平整光滑，字迹完整清晰，字口如新，华美高贵的气息犹存;而这些粗糙的崖墓题记，历经千年风雨后，残损斑驳，却透露出一种雄浑苍茫的感觉，其视觉冲击力、内心震撼力丝毫不逊于经典碑刻，生动的姿态所勃发的生命力让你的心神为之战栗。[3]

无论是经典碑刻，还是崖墓题记，其书体都是植根于汉代隶书的基本体势，由于诸方面的差异，最终形成两种不同的书风，进而呈现出大相径庭的两种美的意象。随着书法的发展演变，这些同宗而出的东汉隶书刻石，成为书体分野之源，典雅流美者演变为楷书，狂野奔放者成为行草书的雏形。

【注释】

[1]王镛:《中国书法简史》，高等教育出版 2004 年版，第 62 页。

[2]杨代欣:《蜀派汉隶简论》，《中国书法》2012 年第 2 期。

[3]华人德:《中国书法史》两汉卷，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9 年版，第138—14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