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顾顺章叛变了,周恩来赶忙组织了一次大规模转移。可这之后,麻烦事儿不少。
4月的时候,顾顺章被抓后叛变了,6月呢,向忠发被抓后也叛变了,7月,胡章元又叛变了,结果有23人被抓。这里边有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的负责人罗绮园,还有农民部的副部长杨匏安。
这俩人学历都挺高,文笔也特好,而且都挺出名。搞农运的时候,罗绮园曾和彭湃一样有名。杨匏安是新文化运动的先行者,是华南地区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那时候他的声望和陈独秀差不多,一个跟李大钊并称“南陈北李”,另一个跟李大钊并称“南杨北李”。
杨匏安在国共首次合作的时候,当过国民党组织部的部长。
杨匏安和罗绮园被抓这事,挺特别的,咱来仔细讲讲这档子事儿。
1931 年那事儿挺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后来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写回忆录时,讲了这两个人被捕的缘由。
他讲,罗绮园被抓,是由于“胡君”“归顺”了,而“胡君”“归顺”,则是因为一起男女感情纠葛之事。
“胡君”指的是胡章元,也叫胡洪涛,是黄埔四期的毕业生,之后在中共江苏军委会做事。不过,胡章元确实是自己叛变的,而徐恩曾讲的桃色纠纷那事儿是站不住脚的。
徐恩曾文中说的“陈小妹”,实际是陈肖梅,她和胡章元1927 年在杭州成婚,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这夫妻俩 1928 年到了上海,陈肖梅最开始在江苏省委机关干文件抄写之类的活儿,之后被调到中宣部《红旗日报社》印刷厂机关。
那徐恩曾针对所谓的桃色纠纷是这样讲的:
年轻又漂亮的陈肖梅,某天突然接到了组织下达的命令,让她和罗绮园一块儿“住机关”。
可传统观念特重的陈肖梅,特别抵触跟陌生男人同居,于是就跑回家跟她丈夫讲自己不愿意这么干。
然而组织的命令不能违背,陈肖梅最终还是离开丈夫,跟罗绮园住到了一起。
这后面,陈肖梅就不断跟丈夫哭诉,意思是罗绮园居行为不轨,于是胡章原就怀恨在心。
但是胡章元没能力做出什么,就去找了“足智多谋”的陈绍禹,也即是王明商量。
结果王明就给胡章原出了一个主意:“除了向国民党告密,无法挽回你的妻子。”
向国民党告密这种事非同小可,据徐恩曾说,胡章原首先想到的是,王明这是在考验他对党的忠诚,或者在设计陷害他,因此就非常小心。
他是后来见王明态度认真,又想到他们之间深厚的友谊,才终于接受了王明的建议。
然后,徐恩曾还说,王明的本意是叫胡章原匿名举报,但是胡章原想来想去,认为不举报则已,一举报自己在党内就再也无法存身,所以就一不做二不休,干脆直接反水了。
“住机关”,指的是地下党以假夫妻的形式掩护工作,这种方式在当时非常常见。所以徐恩曾的说法就很容易被人接受,并广为流传。但是事实真是如此吗?
地下党真会生生拆散一起在上海的胡章原和陈肖梅,非要强迫陈肖梅去跟罗绮园做假夫妻?他们难道一定得找一个丈夫在上海的女人去掩护罗绮园?他们难道再无别的女人可派?胡章原难道就不需要掩护?
徐恩曾还讲过顾顺章是因他才降服的,可实际上顾顺章在武汉的时候就已经降服了。
徐恩曾竟说向忠发是在罗绮园之后被捕的,可事实上,向忠发在罗绮园被捕的一个月前就被杀害了。
徐恩曾曾讲,他们逮到向忠发后,为其身份犯难,最后是靠向忠发的同乡指认才确定的,可实际上,巡捕房刚抓到向忠发时,就清楚他的真实身份了。
那徐恩曾就是个满嘴跑火车的主儿,他说的话要是不查查资料,不四处求证一下,那准得被他带进坑里。反正呐,就算相信这世上有鬼,也千万别信徐恩曾那胡咧咧的嘴。
那罗绮园和陈肖梅究竟是啥关系,他俩又是咋一块儿“住机关”的呢?
当年实际的情况是这样:
了解特科的人都清楚,中共那时出了个叛徒叫陈蔚如,他给中共带来了极大危害。可没多少人晓得,这陈蔚如是陈肖梅的弟弟,同时也是罗绮园的妹夫。
那就是说,陈肖梅和罗绮园本来就是亲戚。
不过这里关键的一点是,陈肖梅住机关那会儿,胡章原在坐牢呢,而且她住机关,并不是和罗绮园一起住,和她在一块儿的,不光有孩子,还有她妈。
陈肖梅后来讲过她住到印刷厂机关后的情况:“工作上常来找我的是张闻天同志,另外来我这儿的有罗绮园的妻子和陈俊德夫妇。因为工作的缘故,罗绮园在我住的前厢房小间弄了个铺位,晚上有时候会在这儿睡。”
罗绮园的妻子当时就在上海呢,他咋会需要和陈肖梅扮假夫妻呀?罗绮园那是有些特殊情况,所以才偶尔在机关的前厢房住住。陈肖梅是和孩子、母亲一块儿住的,她能哭诉啥?就算她想哭诉,也没个地方去诉,她男人在监狱里呆着呢!
那胡章原叛变,情况是这样的:
1930 年 5 月,胡章原调到了地下印刷所干活儿,到了 8 月,这地下印刷所给毁了,胡章原跟其他同志一块儿被抓走,最后被判了八个月的刑。
胡章原被抓的时候,陈肖梅怀着孕呢,就在这个时候,她被调到了《红旗日报社》印刷厂机关。
那时候管这个机关的是罗绮园,这儿还有陈肖梅的弟弟陈蔚如。罗绮园把六妹罗纯珍嫁给了陈蔚如,两家有这层关系,大家又都是同志,那他当然得帮着照料陈肖梅一家子了。
1931 年 2 月,陈肖梅生了个女儿。到了 5 月,按照组织的安排,罗绮园用个假名字,在上海西安路 206 号租了个房子,当作印刷厂的机关。然后,陈肖梅就领着儿女和母亲,搬到了这儿。她们在这儿一直待到胡章原出狱。
胡章原从监狱出来后,依据地下工作的规则,不适合继续在被捕的地方干活了,于是组织打算让他去江西苏区。
不过当时罗绮园想到他们夫妻俩分开挺长时间了,胡章原连自己刚出生的女儿都还没见着,就自己拿主意,给胡章原搞了个聚会。
这原本是很平常的事儿,可罗绮园却干了一件没法补救的大错事儿。他把胡章原领到了印刷厂的机关里,还叫自己老婆给胡章原做了顿好吃的。
罗绮园对胡章原在狱中的情况一无所知,中共对胡章元还没来得及进行全面审查,他本来应该把见面地点安排在无关紧要之处!
他当时可能只考虑到亲戚关系了。
胡章元在那时按照组织程序,想必也需要有一定的限制措施,所以胡章元最终是在启程时逃离。
那是6月底,跟胡章原同行的还有别的同志,但胡章元在轮船将要离开之时,跟同行的人说要上厕所,忽然就借机跳上岸跑了。
胡章原的这一举动非常可疑,同行的同志本来应该立刻回来报告的,但是据说是来不及了,所以这后面就造成重大损失。
来不及,大概是因为胡章元尿遁的时间点掐得很好,轮船已经开动。但那些同志可能还是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他们如果心里有根弦,在船刚离岸的时候跳船也可以。胡章元逃离后,据说还拖延了一阵子,他们如果在下一个码头下船,肯定也可以挽回损失。
要不然人们说,选择队友是很重要的。
胡章元的跳船逃走,在国民党方面当然还有另一个说法,那就是:
罗绮园和陈肖梅一家曾一块儿到码头送人,胡章元瞅见罗绮园跟陈肖梅手拉着手,很是亲昵,心里特生气,这就有了叛逃的想法。
这情节简直是瞎编乱造。
地下党前往苏区,通常是由于一些缘由,像胡章元这种曾被抓捕过的,得尽可能不公开与其接触。
就算罗绮园真去了,他跟陈肖梅真有暧昧关系,那他们咋就不知道躲着点呢?
他们身边有家人、同志,连陈肖梅的丈夫都在呢!居然还能手拉手特别亲热?造假可得有点技术才行。
所以这事儿只能表明,胡章元没准在那次被抓的时候就叛变了。叛徒那也是需要被尊重和心理平衡的呀,他很有可能给自己找了个能说得通的借口。这样一来,国民党和胡章元就一块儿造就了这个谎话。
胡章元跳船后,听说直接奔南京去了,因为他想直接和他的校长碰面。这心理估计和顾顺章觉得自己是个稀罕物,非得去南京见蒋介石才罢休是一样的。
胡章元那时候先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讲自己已经“醒悟”了,还列出了好几个中共中央机关以及领导人的住址。
这方式肯定得花时间。
所以蒋介石瞧了信后,去找陈立夫,陈立夫又去找徐恩曾,徐恩曾则找来手下的张冲、顾建中,张冲、顾建中拿着胡章元的信奔到上海,和代替杨登瀛(红色特工,那时因顾顺章叛变已被关押)的新驻沪特派员黄凯联系上,情况很是紧迫。
不过他们依据胡章元给出的线索,最先抓住杨匏安的时候,已然是7月25日了。
杨匏安住在东有恒路 2048 号,这地儿属于公共租界。于是,7 月 25 日凌晨,黄凯等人在公共租界总巡捕房西探长罗斯的帮忙下,在那小阁楼周边安排了人手进行布控。
上海市民习惯清晨去倒马桶,就趁着这个时候,一股脑地闯进了杨匏安的家。
然而罗斯探长跟黄凯等人进去后,特别吃惊。这儿居然是一位著名的共产党领袖的家?
他们虽说清楚共产党人通常没啥钱,可杨匏安的家也着实清苦得过分了。
杨匏安那时得了肺病二期,正躺在床上养病呢。他媳妇吴佩琪打算去火柴厂干活儿。他们家老的小的,每个人脸上都没啥血色。黄凯脑子里最先冒出来的,就是“贫病交加”这么个词儿。
而在杨匏安被押上要带走他的囚车时,黄凯目睹了更为震撼的场面。
儿女扯着衣服,老母亲抱着痛哭,杨家老小全都跪在车轮跟前。他们不是乞求,而是想和杨匏安一块儿生一块儿死……
杨匏安那一家子面对的人,那可都是经历过数不清抓捕场面的,可就在那时候,罗斯探长掉泪了,就连一向冷酷的大特务王斌竟然也掉泪了。
王斌回来后和黄凯讲过,他说自己宁可饿死,这饭他着实不想接着吃了。
黄凯后来也讲了,就算咱恢复了人性,那也没法回头了,毕竟咱已经不由自主了。
但是王斌啥饭也别想吃到了。
王斌实际上就是个叛徒,他卖了好多人,特别拼命,所以才当上了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督察长。
王斌当时主要负责上海军警,与租界巡捕房之间的联络、协调,他曾经帮助国民党特务抓捕了很多共产党人,所以潘汉年就带人把他处决了。
只不过王斌有这种身份,在当时对杨匏安一家的反应难免别有感触,却未必对杨匏安的若干方面,有更多的了解。他甚至不会像黄凯那样了解。
毕竟杨匏安的身份比他高得太多,地下工作又是单线联系。
4
杨匏安的确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他的了不起不但在他的学识和贡献,更在他的操守。
杨匏安是一个理论知识水平极高的革命者,也是一个传统观念极强,非常注重家庭的人。他在革命生涯中无论到哪,都始终带着老母、家人,而他的家庭也从来没成为他的拖累。
他家是一个传统家庭,但是互相间又超越一般的家庭关系。他那个来自旧时代,通文墨的母亲,一向很信任儿子。他的全家都甘愿为他,及他的革命做出牺牲。
杨匏安的长子杨文达记事较早,对杨匏安早期活动的很多情况都很了解。他曾经说,“四一二”政变之后,他跟随祖母、父亲辗转各处,居无定所,备尝艰险。
由于安全的需要,他和弟弟妹妹们有一段时间是不能出去玩的。出去玩尚且不行,上学当然更无可能。于是他们每天就只能从门缝里,看着别的小朋友背着书包上学。
他们连正常生活都过不上,受教育的机会也没了,心里特难受,特别压抑,以前还曾有过很强的自卑感。
但这些孩子所失去的、所经历的,可不单单就这些。
杨匏安之前被抓过两回,一回是在省港大罢工的时候,另一回是在刚过去不久的 1930 年秋。杨匏安头一回坐了一个半月牢,第二回关了九个月,好在他身份没暴露。
杨匏安第二次被抓时,是在《红旗日报社》做事,当时杨文达13岁。
他记得父亲从监狱出来后,全家还有亲戚朋友都劝父亲歇一阵,调养调养身子。可杨匏安讲,革命当下正处在最难的时候,他没法歇着。
杨匏安的母亲陈智跟儿子展开辩论,连着辩了好几晚。
后来有一天,她猛地把全家人召集起来讲:“我儿子已经拿定主意了,要为实现革命接着干活,咱们全家人都得全力帮他,一直到革命成功。”她又教导孙子杨文达等人:“参加革命,不能计较代价和后果,就算革命成功了,也别想着当大官,或者要啥报酬。这么做就是尽一个国民该尽的本分罢了!”
杨匏安的母亲喜爱诗词,两只手都能写好字,是杨匏安的启蒙老师。“从小就爱诗”的杨匏安,因为母亲的影响,诗中常常提到岳飞和文天祥。他能拥有那种“不能忘记为公尽忠”的浩然正气,是有原因的。
杨母干啥事都得弄得清清楚楚,她跟儿子争论完后,就和儿子一块儿走了。
她不害怕跟着儿子到处奔波,还主动去做掩护的事儿。杨匏安家人口多,日子过得不容易,他得靠翻译写作来挣钱养家,而他的老母亲每天领着孙子,拿着自家磨的米糍在街上卖。
老太太是个有文化、有主见、有个性的人,她按照自己的道德标准行事。
1930 年,杨匏安被抓后,周恩来曾冒险想去探望他的家人,可老太太不肯见。老太太表示那样会让周恩来陷入危险之中。
1931 年,杨匏安遭杀害后,周恩来曾下令,必须得把杨匏安的家人照料好。然而,老太太依着儿子的遗愿,领着杨家人迅速离开上海,回广州自己想办法生活去了。
那时候老太太岁数大了,孩子还小,全家的日子全靠杨匏安的妻子帮人缝补衣裳撑着,生活过得极差。
杨文达的三个妹妹以及最小的弟弟,都在这段时间里陆续离世了,原因是没钱看病。实际上,杨文达14岁的时候就去当童工了。
“这么做就是尽国民该尽的本分罢了!”老太太就这么想。她觉着这都是自己选的,没人欠她家啥,她也不用谁来照料。
杨家在抗战时才真正受到组织照料。起初,杨文达得照料母亲和祖母,所以不能去延安跟两个弟弟相聚。之后,周恩来把他安排到国民党军队里当卧底。
杨文达跟着国民党去了台湾,后来身份暴露就跑到了香港。他在香港打了一阵子工,等好不容易回到大陆,总理却已经不在了,总理给他安排的单线联系人康秀文也没了,邓颖超对这层关系压根儿不知道。
所以杨文达的身份在挺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法被认可,他多年后说起这事儿,还是会伤心地抱头大哭。
杨文达说到的康秀文,跟他家有着很深的渊源,这里头有个特别感人的爱情故事呢。
康秀文和杨匏安本来是有婚约的,可杨匏安的母亲不知道这事儿,就在老家又给杨匏安定了一门亲。
杨匏安特别尊敬、孝顺母亲,为免母亲为难,就和翠微乡的吴佩琪成了婚。后来,老太太把康秀文认作了干女儿。
杨文达头回碰见康文秀,那是抗日时候在桂林。康文秀一瞅见他,眼泪就止不住地流。
康秀文是受杨匏安的影响才参加革命的,她一直忘不了杨匏安。那一天,她跟杨文达讲:“我这辈子就只爱过一个人,那就是你爸。现在,你哥嫂、祖母都不在了,咱也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再见面,你就喊我一声康妈妈吧!”
杨文达那时孤身漂流,无异于孤儿,也是情难自已。
由此看来,周恩来安排康文秀做杨文达的单线联系人,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5
杨文达的人生,可以说正是因为父亲被捕改变的,因为他当时本来已经被安排去莫斯科读书。这场变故让他失去了这个机会。
而杨匏安那天被捕后,很快就被引渡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了。他跟大多数人一样,都被押进了位于白云观的侦缉队看守所。
但他又跟所有被捕的中共人士不同——他始终没有遭遇任何刑讯。
因为他不只是中共要人,也做过国民党组织部部长,跟许多国民党大员有特殊关系。他的威望和地位,都使特务们不敢轻易对他用刑。
黄凯他们对他甚至还挺尊敬和佩服的。
黄凯第一个跟杨匏安谈话,他说这是一场密谈,自己是这么认为的。
黄凯那会儿特别盼着杨匏安能多为自己和家里考虑考虑,去自首,可杨匏安不干。杨匏安讲,杀了他一个,还会有好多好多像他一样的人。
黄凯劝降没成功,就跑到南京找陈果夫汇报,说要把杨匏安押到南京,关在那儿限制他的自由。
他一方面大概不想把杨匏安怎么样,另一方面又想把杨匏安这个麻烦给弄出去。
结果,陈果夫挺赞成黄凯的这个提议。他本来就是杨匏安的手下。
黄凯、陈果夫都没打算杀杨匏安,蒋介石起初也并不想。他不仅接连派了熊式辉、吴铁城、吴稚晖这些国民党的重要人物,亲自到白云观去进行劝说,而且自己还曾给杨匏安写过两封亲笔信。
但谁都拿杨匏安没办法,这个病得都快下不了床的书生,那可是一身傲骨。
他蒋介石打来电话的时候,把电话筒给摔了。他放话道,打我参加革命起,我就没在乎过生死,死没啥,想让我变节,那绝不可能。
当年顾顺章叛变后,不少中共领导人从上海撤离,特科进行了重组。那时,特科的总负责人是陈云,他还兼任总务科长,行动科长是康生,情报科长变成了潘汉年。另外,通讯联络科被划到中央书记处直接管理了。
周恩来得知杨匏安被捕后,先是让潘汉年、康生赶紧查清被捕缘由。接着,他又吩咐潘汉年、刘鼎,找宋庆龄、何香凝帮忙进行营救。
宋庆龄、何香凝跟杨匏安交情很深,她们知道情况后,马上一起给在江西指挥围剿的蒋介石写信。蒋介石回复她们,杨匏安是国民党的元老,这事儿他会亲自处理。
老蒋老是拿这种外交辞令,去对付宋庆龄、何香凝这样很有影响力的人。
蒋介石既然打算亲自插手,那就意味着杨匏安没准会被押往南京,所以周恩来又吩咐潘汉年、康生他们,得随时留意白云观的动静,好能及时安排能干的人,半道上劫囚车。不过这所有的努力都肯定是白费劲。
杨匏安两次把蒋介石的亲笔信给撕了,还把电话给摔了,这显然表明杨匏安“没救了”。那“没救了”的杨匏安,就得死了。
周恩来不是没料到杨匏安的结局,可不管怎样都要尽全力。而杨匏安自己呢,早就不抱任何侥幸心理了,早就在料理后事了。
杨匏安这时给家里写了那封朴素又出名的绝笔信,信里讲,自己要去赴死了,让家里人别为他难过。他让家里人赶紧离开上海或者想办法回广东,如果有人来拜访劝说,要立刻坚决拒绝。不能和他们有任何往来,也不能收任何不认识的人给的钱。
杨匏安特意交代,可别把家里的缝纫机给卖了,那是全家六口往后维持生计的家伙什儿。
杨匏安为了革命奉献全家,全靠自己努力,在他的遗嘱里,对别人,对组织,啥要求都没提。
杨匏安就这么牺牲了,8月的时候,他和八名同志被悄悄带到了警备司令部,啥判决都没有,就被偷偷地在警备司令部里的一块荒地上给枪杀了。
杨匏安在走之前,即兴作了一首诗送给狱友,诗里讲:
“慷慨上车走,盼着气节全;
活着没啥盼头,强大的敌人就在眼前;
晓得停手的是张俭,行动迟缓的是褚渊,被人嘲笑
从兹分手别,对视莫潸然。”
杨匏安的这首诗大有深意,并不是随便写的。他主要是针对罗绮园。
他这首诗所提到的张俭,是东汉人。张俭当年因为被人诬告而出走,认识他的人都不惜破家收留,但他最后还是无路可逃。
杨匏安的意思就是,即便情况如此,也不可变节。
而褚渊,则是南北朝人氏,曾经被宋明帝封为中书令。此人与袁粲共理国事,却不料最后竟出卖袁粲,助齐篡宋。
罗绮园被捕之后,情绪低落,据说一度对杨匏安说出“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的话。所以杨匏安就觉得非常有必要借用诗句,告诫一下。
杨匏安与罗绮园被捕之后,都被引渡到白云观了。白云观看守所的牢房是木栅门,所以他们虽然没被关到一处,却仍旧有交谈的机会。他们后面还可以一起下棋。
但是罗绮园是仅仅有所动摇,还是真叛变了呢?他到底叛变到何种程度?他既然叛变了又为什么仍旧会遭到枪杀呢?
看各类资料,这并非毫无根据,但好像也已成了谜团。
大概就是这么个普遍结论:曾经有过动摇叛变的情况,可国民党觉得这人没啥价值了,于是照样给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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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