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代造反队伍中，安史叛军的战斗力是最强的天花板
在先前的文章中，我提到过，由于关陇集团在唐代中前期垄断了大部分的经济、政治权利和阶层上升空间，导致河北北部的底层民众、知识分子和高门贵族产生了不满情绪，最终引发了安史之乱。
虽然安史之乱是唐代中央与地方、河北高门与关陇集团矛盾的集中爆发，但叛军本身的意识形态和处事规则却与以往任何朝代的造反队伍截然不同。
在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中，叛军展现出了令官军胆寒的战斗力，多次打出逆风翻盘的战绩，几乎每战都有死战不退的事迹。
叛军每一仗都当成绝户战在打，这种战斗意志和表现即使是大唐开国时的巅峰府兵也不可比拟。在历朝历代的叛军中，他们的战斗力和战斗意志都达到了天花板级别。
安史之乱中的叛军展现出惊人的战斗力，他们在8年的时间里几乎将唐朝西北的边军精锐全部消灭。以下是叛军几次重大野战的经过：756年，哥舒翰出潼关，被叛将崔乾佑击败，河西、陇右精锐被一战消灭，副将王思礼等人侥幸逃回。
同年冬天，陈陶斜战役中，4万唐军一天之内被安守忠杀光，指挥官房绾只身逃回。杜甫得知官军败北，痛哭一场，留下了著名的“悲陈陶”诗。
757年年中，郭子仪、仆固怀恩指挥的朔方军在长安西部清渠被安守忠、李归仁击败，唐军丢弃了大量辎重。同年9月，郭子仪、仆固怀恩、李嗣业、王思礼指挥15万唐军在长安西南香积寺和10万叛军血战，最终获胜。
经过刀刀见红的车轮战后，叛军阵亡6万，安守忠、李归仁、张通儒等逃走，而唐军也伤亡惨重。同年10月，郭子仪、仆固怀恩、李嗣业再接再厉，在潼关以东和叛军再次交战。
在安西回纥联军的出色表现下，官军成功绕后，叛军败北。然而，在战斗中，叛军多次利用山势从黄河河滩处发动反击，使唐军“几不能军”，差点扭转了战局。
在安史之乱中，唐军的最重要胜利之一是在香积寺之战中收复长安。在758年的邺城之战中，尽管安庆绪兵力处于绝对劣势，但他成功打破唐军包围圈，重创安西军，李嗣业中流矢不治身亡。
随后，史思明南下和唐军决战，硬刚郭子仪、李光弼和仆固怀恩等部。虽然唐军在河阳防守战中击败叛军，但在761年的洛阳北邙山之战中，由于仆固怀恩在平原列阵时没有和李光弼配合好，唐军一战败北，8万士卒四散而逃。
史思明整顿叛军，差点再次打入关中。这就是叛军野战的战斗力。他们不仅总体胜多败少，而且每次战胜唐军都是以少胜多。
甚至在邺城一战中，叛军成功打掉了唐军彻底收复河北的信心。安禄山出身于大唐东北部的营州城（辽宁朝阳），出身这里的“杂胡”还有后来对抗安史叛军的中兴名将李光弼，叛军的二把手史思明。
营州城位于辽西走廊，北通契丹、靺鞨，东接高句骊，西邻突厥，辖境内生活着数十万汉蕃民户。地理形势及战略位置都十分重要，历来是中原王朝经营东北地区的前沿阵地。
李光弼出身营州城，河北北部一直以来都是游牧民族的根据地，不同于中原的文化和行为方式也在此形成。追溯至安史之乱之前200年，六镇起义时，鲜卑汉族豪杰就南下幽州等地，使得这里一直浸染着北方游牧民族的风气。
再往前追溯100年，隋末乱世，罗艺在幽州响应李唐，为李唐统一天下做出了贡献。然而，幽州当时仍然是李唐的铁盘，南部则是支持窦建德的地区。
到了安史之乱后，情况发生了逆转，河北北部成了叛军的根据地，而河北南部却出现了多个唐朝的忠臣义士，如颜杲卿。
尽管河北有着多年的胡汉杂居历史，但形成安史叛军这样信奉暴力且作战极其凶狠的组织，却是唐代以后一系列历史发展所造成的。
早在安史之乱之前80年，唐朝就已经开始接纳和融合胡人文化。在太宗灭掉东突厥后，大量突厥人被安置在唐朝边境的阴山到辽东一带。
随后，唐太宗和高宗对高句丽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营州成为唐军出征的重要军事节点。在此过程中，营州附近的契丹和奚族人也纷纷加入唐军的讨伐队伍。
668年，高句丽被灭亡后，高宗对高句丽遗民发布了诏令，表示要【抚恤孤老，有干能者，随才任使】，并将高句丽大部分人口迁移到内地。
从此，营州成为了各路胡人聚集的地方，各种文化在这里交融碰撞，形成了独特的胡人文化。
在唐代，东北地区的十字路口，营州在高句骊、百济被唐军攻灭后，契丹成为了最为强劲的势力之一。然而，武后时期，对外战争连连惨败，东北地区遭到了契丹的严重洗劫，农耕汉民纷纷南迁。
到了玄宗时期，唐朝正式放弃了府兵制度，改为边地的募兵制。东北边疆的部落民和汉族底层人民将从军立功视为改变命运的关键。
胡人的绝对武力理念和草原部落的权利传承规则，逐渐成为了幽州地区民间行为的主流。尽管契丹、靺鞨、突厥、高句丽的贵族后代接受了中原的礼仪，但他们仍保留了游牧民族的勇猛。
例如李光弼、黑齿常之、李抱玉、王思礼等名将，他们在精神上臣服于中原礼仪，但却以死报国，对大唐充满了忠诚。
在边疆地区，底层人民常常会因为丛林法则的影响而变得自私自利，甚至采取欺凌弱小的行为。对于生活在边疆的人来说，礼义廉耻和忠君爱国等观念已经变得虚无缥缈，不切实际。
安史之乱的领导者安禄山和史思明就是从营州城底层混出头的能人，他们从小就在这片胡汉杂居的血腥环境中摸爬滚打。
然而，他们的后代却因为野心勃勃而互相残杀，这也是草原地区大汗继承的常见现象。
在唐朝中后期和五代十国时期，杀君弑父已经不再是罕见的事情。然而，在河北藩镇中，这一现象在200年后仍然存在。
成德军节度使安重荣甚至公开宣称：“天子者，兵强马壮者为之。”这表明，从公元650年左右太宗开始对东北用兵，到安史之乱再到后来的藩镇割据，河北北部的社会对皇位的神圣性已经产生了质疑，甚至取代了儒家的意识形态。
这与南部大部分唐朝州郡的文化产生了隔阂。安禄山，一个突厥和粟特人的混血儿，他的行事规则兼具这两个民族的特点。
他为人狡猾，擅长拍马屁，让大人物感到舒服。他行军打仗爽快，能和士兵同甘共苦。他慷慨大方，在任范阳节度使时，已经形成了一个类似草原效忠体系的亲兵——曳落河。
这个亲兵大部分来自东北的契丹、奚等少数民族，或者是边地的死囚。在安禄山的亲自感召下，他们成为了安禄山的义子。
安禄山不惜重金打造了一支精锐的军队，他们全身披甲，行军时甚至携带多匹战马。他的义子军团曳洛河，人数达到8000多人，可以与当时其他任何一支唐军精锐骑兵相媲美。
这种游牧民族认强者为父的做法，在深受突厥影响的地区并不罕见，而安禄山就是这种做法的佼佼者。后来，五代事情节度使养子成为风气，这都是安禄山在幽州开创的先例。
安禄山的亲兵全身披甲，这种独特的军队编制与中国传统的宗法文化大相径庭。曳洛河精锐私兵是突厥草原文化和中原深厚财力结合的产物。
只有草原部族崇尚强者的文化与中原农耕文明积累的财力，才能创造出如此规模庞大，思想观念与中原精锐骑兵截然不同的军队。
在安史之乱期间，曳洛河亲兵多次对唐军造成冲击，甚至在757年第二次攻打长安时，数千曳洛河骑兵几乎让朔方军全体阵亡。
然而，他们只有在面对回纥具装骑兵时，才会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史思明是叛军的二把手，他的统治方式与安禄山截然不同。史思明对军队的管理极其严格，他始终坚持军令如山，即使是自己的儿子也不例外。
在叛军中，他拥有绝对的权威，任何人违反军令都会被处以极刑。因此，即使叛军在逆境中也能保持战斗力，这归功于他们严明的军纪。
史思明的军队非常凶残，他允许士兵纵兵劫掠，攻城掠地时会杀光老人和孩子，只留下妇女供士兵玩乐。尽管粟特人的情报网在古代丝路上非常活跃，他们曾于732年进行过一次建国运动，但最终失败。
之后，他们将目光投向了大唐边疆的红人安禄山，他是半个粟特老乡。
在叛军策划造反的日子里，安禄山虽然曾有过犹豫，但实际行动上却始终积极筹备。对于主动投靠的粟特老乡，他欣然接纳。
粟特人广泛从事商业活动，叛军利用这些商业网络获取情报，了解朝廷动态。许多粟特人也加入了叛军，如安守忠。
粟特商团为他们提供了资金支持、外交援助和情报网络。
曾经广泛分布于中亚到辽东的广阔土地上的粟特人，在唐宋之交时消失了。安姓、曹姓甚至是河西走廊的高门大姓安禄山，利用了粟特人的情报网和外交网络，塑造了自己粟特民族保护神的形象。
为了迎合粟特人的拜火教，安禄山将自己打扮成突厥人的战神和粟特人的光明之神下凡。营州的粟特人集团还通过自己在渤海国做官的贵族，影响到了渤海国对于燕国和唐朝的外交态度，比如在对日本介绍唐朝的情况时，抬高燕国，贬低唐朝。
尽管叛军的几次权力更迭是一点感情不讲的，但是安禄山被他的儿子安庆绪杀死，史思明被安庆绪杀死，史朝义被史思明杀死，这些事件都让人感到震惊。
虽然肃宗要尊玄宗为太上皇被人看做虚伪，但是玄宗再蠢也不希望自己儿子学安庆绪和史朝义的。
安禄山被杀前早有先见之明，他深居简出，时刻警惕身边的叛变。尽管身体状况糟糕，但他仍会佩刀表示警惕，甚至在睡觉时刀也会放在近处。
然而，在安庆绪兵变时，他最亲信的契丹人宦官李猪儿偷偷拿走了他的刀，安禄山因此被一刀劈开肚肠，肠子流散一地。
他抱着帐杆大呼：“是家贼！”这表明安禄山对于被自己人灭口早有预见。这也是很多草原大汗的命运，因此安史叛军的很多军事政治操作都是基于这种预见。
尽管叛军南下洛阳后，每天都将财物品布匹运到范阳，但他们并没有争夺天下的意向，反而将治下的百姓和官员残忍对待，使河北地区全部落入叛军手中，生灵涂炭。
叛军攻城之时，城中百姓的日子将变得黯淡无光。宫殿中的嫔妃们纷纷躲藏起来，哭泣着；将相们的府邸中堆满了金银财宝，但很快就被一群无法无天的人们抢夺一空。
这些抢劫行为持续了多日，直到所有的财物都被抢光。叛军还掠夺了左藏大盈库的财物，使得百司的储备耗尽，只能将其余的财物烧毁。
安禄山在756年中，大军被堵在潼关，范阳老家被朔方军偷袭的时候，对他的手下谋士严庄抱怨说他不应该造反。
严庄安慰他说：“即使事情没有成功，您也可以带领数万军队，横行天下，成为像盗跖一样的人，这样至少也能逍遥法外十年五年。
”安禄山听后大喜：“最终是你让我心里痛快啊！”尽管安史集团已经建立了燕国，安禄山当了皇帝，但是最高领导人的觉悟仍然是“过把瘾就死”的态度，如果实在不行，就抢点东西回范阳老家。
叛军原本计划迅速攻占洛阳、长安，对李唐朝廷进行突然打击，然后坐收渔利。他们对中原地区的后续治理没有深入考虑，打算管不了就撤回范阳。
战争开始后，叛军在华北平原进行了多次攻击，但主要是以范阳为基地展开的，短期内他们对南方地区并不感兴趣。
如果潼关攻不下来，叛军就会堵住关中的唐军，然后以洛阳为据点全力攻占东南运河，再向南攻击南阳盆地。如果这样，李唐的江山就真的危险了。
即使唐军最终战胜了叛军，天下也会陷入混乱，提前进入乱世。
张巡在睢阳坚守了10个月，使得唐朝军队成功反击叛军。然而，在安史集团攻入长安并进行大肆掠夺和屠杀之后，胜利来得太突然，以至于人们没有注意到追击逃亡的玄宗一行人。
虽然唐军在战争后期也有对民间进行剽掠，但唐朝整体上对于治下的百姓有底线，对于叛军的态度是优先惩办恶首，对于胁从者不会一棍打死。
相比之下，安史集团无论对待自己人还是俘虏的皇亲国戚，或者唐朝的投降官吏，还是占领区平民，都延续了其一贯的暴力作风。
尽管安史集团也想过通过政治性作秀来降低统治成本，但终究无法掩饰其本质。
安史叛军在建国过程中，采纳了许多封建王朝建国的步骤，如劝进和献祥瑞。在攻克洛阳后，安禄山组织了东都的一些名士、僧侣和道士上表劝进，让其称帝。
史思明也称帝了，并且想进行郊祭天帝和请儒生讲解制度。史思明的妻子辛氏还举行了亲蚕礼，以官属妻为命妇。安史叛军的高层非常清楚汉人这套帝国治理制度的运行流程。
皇后参与的亲蚕礼，仪式繁琐，但安禄山、安庆绪、史思明先后被杀，证明了在安史集团内部采用汉地传统的权力交接方式完全行不通。
河北地区的百姓对于亲蚕礼、郊祭礼等传统礼仪十分陌生，对于史思明搞的中原地区司空见惯的仪式，也只是看热闹。
河朔胡化的现实反映，就是人人可危的内部集团。安史叛军深受草原部落文化影响，有粟特人的情报支持，利用李唐王朝的财力，组建了一支横扫东亚的步骑队伍，是一个超级缝合怪。
虽然安禄山手上有十几万精兵，但这个造反集团并没有什么吞并天下的雄伟理想，他们的军事行动更像是发泄愤怒的操作。
草原的只崇拜强者的文化，和暴力决定一切的思维，为安史之乱以后叛军内部的分裂埋下了伏笔。安禄山最亲信的班底以汉人和契丹为主，初看团队有点“海纳百川”的意思，但这些人基本只服从安禄山个人。
后面是安庆绪弑父继位，安史团队就马上分裂了。
叛军的下级对上级的服从，就像草原上的小可汗服从大可汗一样，没有绝对的忠诚。叛军内部的主要首领之间的关系，就像大可汗和小可汗的关系一样，不存在严格的上下级之分。
草原上的继承没有嫡长子和长子的区别，而是看谁的拳头最大。小可汗推翻大可汗的情况经常发生。史思明被他的儿子杀死后，叛军的中高层军官失去了大家服气的领导。
安史叛军向来服从最强的暴力，失去了“基准”后，整个队伍变成了一个个小团体，开始在内地圈地自保，各个小军头变成了“小可汗”。
对于这些中层来说，礼义廉耻是不存在的，之前的中高层领导只服从像安禄山和史思明这样的大帅。现在两人死了，那个所谓的“大燕”政权他们也看不上，更没有“为国牺牲”的觉悟。
潼关以东，崔乾佑大败名将哥舒翰、安守忠，他们的战争前三年杀死了至少30万唐军。然而，这样的悍将却因为站队问题，安守忠被安庆绪监视，最后被史思明宰了；崔乾佑则在史思明取得邺城大捷后被清理门户。
叛军内部不同集团的矛盾和站队问题，使得叛军将领们感到巨大的不安全感。战争后期，每个人都感到朝不保夕，都在寻找自己的出路。
严庄，作为安史之乱背后的最大罪人，他以汉人谋士集团的头目身份，撺掇安禄山起兵。然而，在唐军收复洛阳后，他果断投降朝廷。
虽然李唐朝廷出于政治考量，最后没有处置他，但安史叛军的中高头目们知道，惹翻了朝廷还可以谢罪自保，但如果站错了队，那肯定是性命堪忧。
田承嗣在安禄山的领导下，曾作为叛军的前驱。他曾在郭子仪平定东都后投降，但不久又反叛，投靠了安庆绪。后来，安庆绪在史思明之手丧生，田承嗣又投靠了史思明。
当史朝义失败后，他和田承嗣共同策划保住了莫州，但当莫州即将失守时，史朝义前往河北寻求救援，田承嗣则带领全州投降了唐朝，并被封为节度使。
最后，安史叛军的名义领导史朝义走投无路，投靠了李怀仙，但李怀仙并未接受史朝义的领导，反而杀了他并向唐朝邀功。
这段历史充满了暴力和混乱，因为当领头人死后，中层运作完全看齐丛林法则，这是安史集团中从小在营州长大的将领们骨子里的逻辑。
尽管安史集团试图在南下建国，试图赢得天下人的好感，但他们终究无法摆脱其明显的塞北标签。尽管他们拥有超强的有组织暴力，但他们没有能统治天下的意识形态，最终只能退缩为一个个河北地区拥地自保的封建领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