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董其昌的《仿黄公望山水图》,着实吓一跳。首先,这真的和黄公望关系不大。黄公望画富春山居本就不是富春山居了,董其昌再仿出来就不知道去了哪里了。当然,中国画发展到黄公望的时代,本来山水和山水画就已经是两码事儿了。所以最后画的是哪里确实无所谓了。其次,你真要说这仿的是黄公望,第一,黄公望的画,它里头的物相不是这个比例的;第二,那后面长长的一溜远山难道不更像赵孟頫吗?赵孟頫的《水村图》?但我又确定它是一幅董其昌的作品,至少是一幅董其昌传人的作品。因为这的确很董其昌。我们今天常说董其昌是一个典型的用书法来画画的文人画家。这个说法大差不差,但不够具体。实际上,这个结论的得出是有一个比较漫长的历史过程的。应该说,用书法来画画开始于赵孟頫,就比如他的《水村图》,甚至这幅画的最大价值和意义即在于此。但真正登峰造极、彻底书法化、文人化的是董其昌。说彻底书法化,不难理解。而说彻底文人化,即是说董其昌把绘画这件事儿,彻彻底底地变成了一种文人的书法游戏。自然意义上的“山水”自是不再出现在他的“山水画”中,而即使比如已经足够书法化、文人化的“元四家”的粉本范式,也都已经完全无法再拘束得住董其昌。说是仿这个仿那个,其实是我开心用哪个的某种表达方式,甚至是我突然想到了哪个的某种表达方式,我就用那个表达方式。由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画画乃进一步业余化。但你想想看,我想要学谁就学谁,我想要用谁就用谁。这又显然不是一般的人可以做得到的,显然只有这个社会上少数的全面和深度掌握了人文知识、人文智识的人才可能做到的。这就导致了中国画的进一步文人化。最后,这种彻底业余化了中国画艺术,也就被彻底地文人化了。这才是具体的董其昌,才是董其昌之为董其昌的具体而核心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