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太史公的差评警告

本期介绍文物

荆州博物馆藏

最近几天，“安徽武王墩发现战国晚期楚王大墓”这条新闻的热度很高。

战汉时期的大型楚墓中往往有保存较好的简牍、帛书，所以笔者对武王墩的发掘也十分关注。

可惜据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考古工作者似乎尚未在墓室中发现简牍文书的踪影。

只能寄希望于考烈王的椁室内部打开后，能够发现意外惊喜了。

那么本期的文章，就先来聊一聊二十年前荆州地区出土的西汉木牍。

一、

2004年年底，湖北荆州市纪南镇松柏村的村民在清理鱼塘底部的淤泥时，意外掏到了几块大木板。

木板又大又宽，显系人工斫成。

考古工作者赶到现场后，发现这些木板正是楚式墓葬常用的椁板。也就是说，在这方鱼塘塘底的淤泥中，有一批古代墓葬正在静静沉眠。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掘，考古工作者一共在塘底清理出西汉墓葬四座、东周水井两方。

最令人惊喜的是，其中编号为M1的墓葬中出土了63块木牍、10块木简。且由于墓葬被厚厚的淤泥填充，隔绝氧气的侵蚀，简牍保存状况非常好，文字清晰可辨。

根据木牍记载，这座墓葬的主人名叫周偃，主要活动于西汉文帝、景帝之时，大约逝于武帝朝前期，其职位是“江陵西乡有秩啬夫”，爵位为“公乘”。

《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

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

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禁贼盗。

啬夫为一乡之长，主要职责是判案和收税。其中大乡的啬夫由郡守任命，食秩百石，称为“有秩啬夫”，可简称为“有秩”；小乡的啬夫由县令任命，无固定薪水，只能称为“啬夫”。

“公乘”为秦汉爵制中的第八等，因得爵者可以乘坐官府的车辆，因而得名。此爵在汉初及以前还是高级爵位，到了文帝以后逐渐贬值，不能免除公役，只能算是民爵。

江陵西乡想必是个大乡，因此这位周偃自称“有秩啬夫”，由朝廷发放百石年薪，是一位骄傲的大汉在编基层干部。

既然啬夫需要解决乡里的讼狱之事，必然需要识文断字，方能通晓汉朝的律令。周偃墓中随葬的简牍，一大部分都是各类簿册、律令与公文抄件，可见此人十分敬业。

除与公务有关的内容外，简牍内容还有记录随葬品的遣册、记录历代王年的叶书、汉武帝时期的历谱与周偃本人的升迁与功劳记录。

很可惜的是，20年过去了，大部分周偃墓出土的简牍材料尚未出版公开。

所幸荆州博物馆的简牍陈设部分，展出了部分周偃墓出土简牍的实物，比较著名的南郡免老簿、西乡户口簿、叶书、令丙第九木牍均在其中。本周的两篇文章，先介绍其中的叶书与令丙第九；南郡免老簿与西乡户口簿，后面亦会撰文分享，敬请读者关注。

二、

众所周知，司马迁著《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洋洋五十二万余字，上起黄唐虞夏，下讫武帝太初，三千余载，事无详略，皆有所据，为历代史家法则。

然而，在年轻的太史公开始创作这样一部巨著的时候，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份份支离破碎的原材料。

他自己在《十二诸侯年表》序中吐槽道：

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辞，不务综其终始；

历人取其年月，数家隆于神运，谱諜独记世谥；

其辞略，欲一观诸要难。

儒家学者描述历史，往往断章取义（如孟子为了誉美文王武王，痛斥真实记载武王伐纣、血流漂橹的《尚书·武成》，并称“尽信《书》不如无《书》”，导致《武成》在汉后失传）；纵横家引用历史，往往夸大其词，无中生有（如说客所编《战国策》，往往与考古发现的真实材料不合）。这些人讲述历史，（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根本不记前情与后事，很不可靠。

而搞天文历法的人所记历史，只有每年每月发生了什么天文现象；搞神秘学的阴阳家所记历史，只知道推运五行，大搞迷信；那些记录王侯世系的谱牒，就只有王侯们在位的年数和谥号。

司马迁给它们纷纷打出差评：

这种记录历史的方法太简略了，想要纵览历史、总结规律，靠读这些东西怎么可能实现呢？

然后发愤著书，寒暑十四载，终成《史记》，垂万世而不朽。

松柏汉墓的墓主人周偃，殁于汉武帝前期，正是两代太史公被这些“辞略”的材料搞得焦头烂额之时。

而周偃墓内，就出土有一方题名为“叶书”的木牍。“叶”，繁体作“葉”，与“諜”、“牒”互通；“叶书”即“牒书”，也即是司马迁吐槽“独记世谥”的“谱諜”。

荆州博物馆藏

木牍作长方形，木质呈浅黄色，刮削非常平整。

其上以毛笔蘸黑色墨汁书写隶书文字十一行：

今皇帝七年。

字体是非常典型的西汉隶书，方正规矩，波磔特别明显，“大”、“胲”、“发”、“击”等字的捺尾，“死”、“它”的提钩，“叶”、“年”的竖笔，都以重笔收锋，非常有特点。

木牍中的“七”字写法与今天的“十”字相似，这也是秦汉时期隶书书体的重要特征。

这方木牍的内容很明确，就是记录自秦昭襄王以来，一直到汉武帝七年，其间各代统治者的在位年数。

松柏汉墓《叶书》以昭襄王开头，并非孤例；睡虎地秦简《编年记》、印台汉简《叶书》、胡家草场汉简《岁纪》，记事均从秦昭襄王始。

在昭襄王以前，秦国虽然已经逐渐强盛，但尚未取得绝对的优势地位，赵、齐、楚等东方大国仍有与秦国对抗的实力；

昭襄王在位的五十六年里，秦军多次对六国用兵，攻取魏国的河东、南阳二郡、楚国的黔中郡，攻破楚国郢都，灭周室，迁九鼎，长平之战坑杀赵军四十万人，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战绩。

到昭襄王去世时，秦国已经占据了华夏大地的半壁江山，灭六国之大势已成，难以阻挡。

在当时人的心目中，昭襄王以后的时代与昭襄王以前迥然有别。因此，以昭襄王即位之年作为“当代史”的起点，是秦至西汉早期历史记录者的共同认识。

昭襄王之后，是即位三天就暴毙的秦孝文王。因其在位时间太短，《叶书》中直接将之略去了。

孝文王之后为秦庄襄王，在位三年，《叶书》称之为“太上皇帝”，这是嬴政即皇帝位后追尊之号。《史记·秦始皇本纪》：“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与《叶书》记载相合。

庄襄王后为始皇帝，在位三十七年。

秦始皇死后，二世皇帝即位，在位三年，为赵高迫死。《叶书》谓其名曰“胡胲”，与《史记》所载“胡亥”不同。《叶书》独于胡胲称名而不称“二世皇帝”，大约是鄙视其人，不为之书尊号。

胡胲之后的秦王子婴、西楚霸王，《叶书》均未书，从胡胲直接“汉高皇帝”刘邦，记其在位十二年。按刘邦于前207年入咸阳，前206年封汉王，前202年即皇帝位，前195年驾崩。在位十二年，是从前206年封汉王算起的，与胡胲身死之年（前207年）相接续。

高帝后为孝惠皇帝，在位七年。

孝惠帝死后，吕后临朝称制，期间虽然立过两个小皇帝，但都是吕后的傀儡。《叶书》不书二帝，直称其时为“吕太后”之年，这也说明汉朝人并不忌讳这个话题。太史公将吕太后列入《本纪》，亦同《叶书》之例。

《叶书》仅记谥号及年数，多不记事，唯在“吕太后”条目下特别注明二事：一是吕太后七年，征发兵卒讨伐南越王赵佗；二是吕太后八年死时，广赐民爵。

关于讨南越之事，《史记·南越列传》有详细记载：

高后时，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

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听谗臣，别异蛮夷，隔绝器物，此必长沙王计也，欲倚中国，击灭南越而并王之，自为功也。”

于是佗乃自尊号为南越武帝，发兵攻长沙边邑，败数县而去焉。

高后遣将军隆虑侯灶往击之。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岭。

岁余，高后崩，即罢兵。

吕太后执政时，禁绝与南越国的边关铁器贸易。南越王赵佗怀疑是长沙王在背后使坏，因加尊号为“南越武帝”，发兵攻击长沙国的边邑，劫掠数县而去。

吕后派遣隆虑侯周灶前往征讨，遇上了恶劣天气，军中疫病流行，连南越国北边的五岭都没翻过去。

恰好过了一年，吕太后驾崩，汉军就罢兵回朝了。

《叶书》中称赵佗为“南越尉它”，“它”即“佗”；称“尉”而不称“王”，示不尊也。

而吕后驾崩，“赐户爵各一级”，这是汉朝新皇帝登基的惯例。惠帝、文帝、景帝、武帝即位之初，皆大赦天下，并赐民爵一级。《叶书》称“赐户爵”，即按民户赐爵，登记在官府名册上的每一户家长，皆赐爵一级，以示恩荣。

当然，爵赐多了，也就不值钱了。如上文讲到周偃之爵为“公乘”，在秦朝时是很大的爵，到文帝之后就变成了普通民爵，甚至连居延汉简中记录的很多戍卒都有公乘之爵，贬值非常厉害。

为何《叶书》中特意在“吕太后”条目下标注这两件事？据笔者猜想，这两件事对于记录者周偃本人的人生有着重大影响，或许周偃封爵授官的起点，正在于吕后七年这次“发卒击南越”的事件。

秦汉时私家所记历史，大多都在官方谱牒的基础上，补记每一年份中与记录者有关的事件。如睡虎地秦简《编年记》，即是在秦国官方的年谱中，穿插记录秦吏“喜”本人及其家族发生的大事。

周偃所记《叶书》，也应与此相似，只是所记事更少，更加简化了。

据发掘报告称，松柏M1出土木牍中，有周偃的功劳记录与升迁记录，可惜资料并未公开，否则可与《叶书》相参。

吕太后之后，分别为孝文皇帝、孝景皇帝，在位廿三年、十六年，与《史记》所记无异。

《叶书》的最后一条，明言“今皇帝七年”，也就标示了这片木牍书写的年代：汉武帝元光二年，即公元前133年。

此时司马迁尚在幼年，震烁古今的《史记》，大概还只是其父司马谈脑海中一个模糊的概念。

等到《史记》问世以后，史家们有此书作则，不再满足于《叶书》、《岁记》、《编年记》这样的“极简历史读本”，这种古老的谱牒著述法慢慢无人使用，后世仅民间编著的家谱、族谱还部分保留了这一写法。

周偃墓中出土的这部《叶书》，让我们一窥到《史记》以前的主流历史记录方式，也是中国古代史学一步步发展、由疏略走向完备的见证实物，很值得今人去品味、珍视。

以上即是本期文章的全部内容。

另有旧文一篇，附于（下篇），读者可点击左下角公众号进入查看。

不幸的王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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