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印在中国印章史上的地位独特。从秦代始，有了监印官。秦在少府设置“符节令丞”来专门掌管玺印，制定御府六玺的制度。秦规定只有皇帝可以用玉质材料的“玺”，臣下用的印称为“印”。卫宏《汉旧仪》卷上记载：“秦以前，民皆以金、银、铜、犀象为方寸玺，各服所好。自秦以来，天子独称玺，又以玉。群臣莫敢用也”。后世基本沿用此制度。
秦印的几个特点：
1、篆法：秦印印面文字用小篆，与秦诏版、秦权量、诏铭文字字体相一致，后又发展出相应较适合方形印面的摹印篆，字体形体倾向横平竖直，文字恣态介于古玺文与缪篆文字之间，笔画虽有方折，但均方中有圆；小篆系文字入印，入印文字被规整为“摹印篆”。即《说文解字叙》所说的“秦有八体”中的“五曰摹印”。“摹印篆”字形以小篆为基础，笔画往往在转折处带有“方”意，以适应方形印面（小篆在转折部分多是圆转的，而印面大部分情况下是方的，这对矛盾，被秦人“摹印篆”化解了，这是后来汉缪篆“方不方圆不圆”的基础）。秦私印用字并不标准，常常杂有籀文、秦隶、小篆等。
2、形状：秦印官印多为方形，不像古玺一样形状不一，方圆变化相对丰富。秦代的官印比较统一，一般采用方形，大小一般为2.5厘米左右见方。大多是鼻钮印章的设计。布局为“田”字格，每格一字。秦私印在形制上也有圆形或椭圆形的，印面大小尺寸不限，甚至因为工匠手艺不同，呈现出“乱头粗服”“不衫不履”的憨朴、稚拙之态。
3、界格：秦印绝大部分加刻“田”字界格，以区隔印文，半通官印及部分私印为“日”字格，也有极少数为“口”字外框。“半通印”基本为秦地特有（秦玺中也有存在）。它的尺寸恰好是普通官印的一半，即2.4厘米X1.2厘米（因为要取半，所以增加成了“双数”），“半通印”同样是白文，印面上有“日”字形界格，印面文字一般为两字（不包括重文符号“=”），这类印一般为下层官吏使用，“半通印”得名于它的尺寸。
4、朱白文：秦印几乎全是白文，且几乎全为凿制。
5、“玺”改“印”：皇帝印称“玺”，不再作“鈢、鉨、尒……”等，统一用“玺”字；臣下印用字均为“印”，“印”的末一笔往往横行一半以后就向下垂，后变为末笔到头时再向下折垂，也有少数不折垂的，同时又规定不同的官阶、秩比所使用的印材、绶带种类等。
6、印纽规制：印纽多为鼻、瓦纽，与战国玺印纽制相似，但一般鼻纽之鼻孔较薄，印身有坡、台两层或三层。秦代私印基本为白文凿印，铸印较少。除姓名印外，还有吉语印、肖形印，辟邪印用于佩戴也很盛行。
封泥，又名泥封，是古代抑印于泥，用以封缄的遗迹。有关封泥的记载，散见于秦汉时期的文献中，“然至后世其制久废，几不知有此事实”（王国维《简牍检署考》）。 直到清代后期，封泥实物在四川、陕西等地大量出土，才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 在此背景之下，吴式芬、陈介祺收集四川、山东、西安诸地出土的封泥，编成《封泥考略》一书。
从1995年夏起，西安北郊陆续发现的总数约四千的秦封泥，是封泥自清代道咸为世人识得一个半世纪以来，封泥发现史上空前之举，在秦汉史考古学界引起极大关注。根据史料分析和考古发现，有学者认为相家巷出土秦封泥当是秦王在甘泉宫批阅公文（简牍）的遗物。秦始皇是古代罕见的集独裁与勤勉于一身的皇帝。他“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每天要看120斤重的公文（竹简），要两个人オ能抬动。所以，在他的办公厅附近的垃圾坑中发现大量的封泥（相当于今天的废信封和邮票）也就不足为奇了。 路氏梦斋所藏千枚封泥去其重复者凡150余种，其中涉及中央职官约120种。三公九卿是秦朝对古代封建政治制度的一大贡献。《汉书·百官志》所记秦中央职官约76%以上可以在这批封泥中得到印证。其中几方丞相封泥是除西汉“皇帝信玺”外最高级别的古代封泥。这批封泥资料中有大量关于宦官制度的资料，其中“中厩”“中厩丞印”“私府丞印”等反映皇后宫官系统的宦官机构及名称已见于文献。
目前西安北郊出土的四千秦封泥只有部分发表。李学勤称赞秦封泥的发现是“秦汉历史、考古工作者做梦都不敢想象的收获”。原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馆长袁仲一也感叹：“这是秦汉历史学、考古以及中国古代职官、地理研究的一次里程碑式的极重大发现，其中大量问题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好好消化、研究。”
光绪二十九年(1903)，罗振玉在《郑厂所藏封泥》评论封泥的价值：
古泥封于金石学诸品中最晚出，无专书纪录之，玉以为此物有数益焉：可考见古代官制以补史乘之佚，一也;可考证古文字，有裨六书，二也;刻画精善，可考见古艺术，三也。
清代金石家陈介祺也重视封泥：“汉印少朱文，近来出泥封之多…真足为朱文之矩镬，松雪(赵孟頫)不足道矣。”徐三庚、吴昌硕和赵古泥、邓散木等人也都先后模仿过封泥的样式。在吴昌硕的多处印跋中有“拟古封泥”的字样，他说“方劲处兼圆转，古封泥时或见之”，又说“刀拙而锋锐，貌古而神虚，学封泥者宜守此二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