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书貌

原创润之润润的学书笔记 2023-11-30 20:00

一、背景

秦国先世，据《史记·秦本纪》记载,始祖大业系帝颛顼裔孙女脩吞食玄鸟之卵而生，与商人始祖降生的传说如出一辙。《索隐》以大业为东夷少昊氏之后,《正义》则指大业为皋陶。大业生子大费,大费佐助大禹治水,复佐舜调驯鸟兽,舜赐姓嬴氏。大费生子二人:一为大廉,鸟俗氏;二为若木,以王父字为费氏。至费昌,“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再至孟戏、中衍,“鸟身人言”,以佐殷商,“故嬴姓多显,遂为诸侯”。这表明,秦国先世与鸟图腾、东夷文化有某种亲缘关系。

东迁的嬴姓子孙,散居于泗淮一带;留居于甘陇的嬴姓子孙,则与戎狄杂处。西周孝王时,秦国始封君非子以善养马闻名，为孝王所用,后分其土田，为附庸,邑于秦,号秦嬴。由此可见,在非子以前,秦人曾过着游牧的生活。西周宣王时,秦仲为王室大夫，死于西戎战事,子庄公并昆弟五人率军破西戎,为西垂大夫。庄公死,子襄公立。七年,周幽王宠爱褒姒,废太子宜臼,诸侯叛之,申侯联合犬戎伐周,杀幽王于郦山。秦襄公率军救周,护送平王(宜臼)东迁洛阳,平王封其为诸侯,赐以岐西之地,自是秦始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时为公元前 770年。

二、文貌概况

秦文字有两个要点是东南各国所没有的。一是它始终以《史籀篇》字书为基础,保证了周秦文字稳定、连续的发展;二是在日常书写中,逐渐形成了稳健、独到的书写性简化方式，至迟在战国中期，全面引发了秦文隶变。这两点是中国文字与书法周秦汉唐一脉传承发展的关键。

按照文献记载,《史籀篇》是中国最古的一部字书,其字为“籀文”,汉代学者亦称之为“大篆”。《汉书·艺文志·小学》列《史籀》十五篇,自注云:“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时亡六篇矣。”《说文解字·叙)称:“及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是知“籀”为人名, 官为太史。王国维《观堂集林·〈史籀篇〉疏证序》认为籀字有“诵读”之义,遂以“史籀”为“太史籀书”的省略,后人取为篇名。王氏还在《战国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中,定《史籀篇》为春秋战国间的秦人作品,籀文为“西土文字”，不通行于东方各国。王氏观点曾引起广泛的注意和争论,包括《史籀篇》作者、籀字释义、籀文的年代和通行地域、籀文与古文的关系、籀文的书体特征等问题。

秦系是区别与其他各系的一个特殊而独立的系统。在书法上表现出对西周正统的继承，相对保守而稳定。金文如《秦公钟》、《秦公镈》、《秦公簋》、《商鞅方升》、《新郪虎符》，一脉相传直到小篆。秦国的刻石如《石鼓文》，秦公大墓石磬刻字，体量巨大，开刻石书法的先河。简牍文字从青川木牍到云梦睡虎地秦简，再到里耶秦简，直至汉隶，隶书的演进由此一脉贯通。秦系的文字在汉字发展史上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

三、先秦作品

《秦公钟》是春秋战国时期秦国青铜器，共8枚，其中甬钟5枚，钟3枚，“钮”或名为“镈”，所以也将其区别为《秦公钟》《秦公镈》，均作于春秋早期。钟、镈同铭，字形体势也完全一致，仅风格上有细微差异。其中《秦公钟》线条略粗，微呈弧形内敛，笔力较为平实，类于玉箸，气宇轩昂而中含内敛。《秦公镈》线条精纯圆瘦，笔势较为开放，笔力强如铁线，骨骼清健而神采流溢。二者的共同特点是图案化程度高,线条的排叠转曲均与西周宜王时的《魏季子白盘》近似，是秦文字延续宗周大篆的有力证明。

秦公钟及其铭文拓片

秦公镈及其铭文拓片

《秦公簋》是春秋战国时期秦国青铜器，书刻年代尚存争议，从文俊先生将其书刻时间定于春秋中晚期。其铭文图案化程度较高，笔画的直线与均等的排叠明显增加，已经透露出小篆体势的端倪。其字形方正，笔势拗折，线条坚实强劲颇有一股郁勃雄悍之气，其风格为其后的《石鼓文》《诅楚文》所继承，是秦统前秦金文的重要代表作。

《秦公簋》

《商鞅錞》是春秋战国时期秦国青铜器，作于战国中期，其铭文是典型的秦金文草体刻铭。其字刻制草率，字形近于秦简牍中的手写体式样，与早期隶书有很大的相似性，因此可以视为秦文“隶变”的先导。

《商鞅方升》是春秋战国时期秦国青铜器，是战国中期商鞅变法时下发的标准量器，其铭文刻制略近于小篆。此铭线条瘦硬，体势开阔，虽然也略为草率，但较之《商鞅鲸》仍属于规范式样。

《商鞅方升》

《新郪虎符》是春秋战国时期秦国青铜器，作于秦始皇五年前后，其铭文刻制十分近于小篆。字形方正工美，且保留了一些较古的写法，应为后来的“秦书八体”之一的“刻符”。

《新郪虎符》

《甘六年诏铭》即是秦始皇为统一度量衡,在标准权量器上铸刻的诏书文字这种文字具有独特的艺术风貌，这种独特的文字式样被称为“秦诏版”。其字出自工匠之手，风格不一，且铸刻也较草率，字形并不完全是规范的小篆，时而带有六国文字遗迹和隶书笔意。秦权量诏铭书法在标准小篆的基础上有所变异，于平实质朴中表现出一派生拙直率的天成之趣，是秦代书法的可贵之处。

《甘六年诏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