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砖文研究综述

郭忠之艺术馆 2024-04-23 21:18

砖作为一种大量使用的建筑材料，战国时就已经产生。但是在它上面出现文字，主要还是秦汉以来的现象。究其原由，应该是受当时“物勒工名”的生产管理制度影响。

据不完全统计，自清代以来全国各地出土、发现的刻字砖不下4000块，其中有相当数量尚未公开发表，同时还有大批字砖虽未出土，但已经探明所在。在出土数量众多的字砖中，两汉砖文无论是出土数量还是书体面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是继石刻简牍之外，数量最大的书法资料。因此，专家认为“秦瓦汉砖”的表述比传统上“秦砖汉瓦”的表述更科学。对这样一大批反应古代下层社会信息和民间书体的铭刻资料，它们的价值应当引起人们的充分注意，研究者对它们应该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以下就砖文的出土、研究、出版情况，以时间为序综合述评如次，期待对汉代砖文的研究者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民国前的汉砖收录与研究

最早的金石学研究，以青铜器铭文与石刻为主，砖刻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人们对砖文的重视程度远不及其他铭刻资料，砖刻出土虽多，但亡佚失传也多，对他们的研究利用也不如其他铭刻。宋代洪适的《隶续》是最早的对砖文有所记录的，共收东汉时期的永初、建初等五件砖文。赵明诚《金石录》亦有少量砖录。

时至清代，金石考据之学大兴，特别是乾嘉考据派产生以后，加之砖文出土日多，砖文书法开始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注目，出现了大量砖文著录。

陆增祥的《八琼室金石补正》共收砖文170种，以收藏汉晋年间的纪年砖为主，其中收《元凤砖》等汉砖约八种。按时代排序，每件在标题下详记形制、书体尺寸和今在地点，然后是录文等，最后附各家评述和自己的按语，注重砖文与造像记等民俗资料的搜集。以一人之力，积廿年之功，成百卅卷书，陆增祥在金石学上之成就，是无可厚非的。但限于当时的印刷条件，《八琼室金石补正》及后来的一些著录都是不能“传形存真”“刻版传印”的木版刻本，因此在视觉上就存在失真的问题。书中砖文的搜集和考证虽然丰富翔实，图像与原拓仍然有差距，材料质量并不很高。

东汉八月大吉砖

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一部重要的砖文著作《千甓亭古砖图释》问世，浙江归安人陆心源著。全书辑录了上自汉代下迄元朝的古砖1320余件，其中两汉砖约43件。书中还辑录了些汉代“奇字砖”“古篆花纹”等，留待后人去破译（现在看来是一些砖文上的装饰性篆书的不断夸张演化所致）。图版以记年砖为主线排列行文，每砖都注明标题、尺寸、录文、作者按语或出处。

《千甓亭古砖图释》最大的突破点是砖文及图案第一次采用石印刊行、原拓影印，比刻本图像清晰、真实。对后世研究砖文提供了可鉴的信物，属于早期砖文专题著述中的上乘之作。然而《千甓亭古砖图释》所收砖文多是个人的收藏，内容有限，基本停留在搜罗汇集阶段，虽间有研究，也不过是考据注释之类。而且受旧金石学的影响，往往只注重于记载铭文内容，对砖的原始出土地点、有关出土情况等重要的研究资料都很少涉及，至于对砖文书法艺术的阐发，书体字体的考证和研究则更加稀少了。

虽然以上种种原因降低了这些早期资料的使用价值，但是他们在砖文上的收集和整理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没有这些基础的收藏著述，民间藏砖的整理工作仍会处于混乱之中。

民国以后重要的汉砖出土、研究及著述情况

民国后的汉砖出土包括上万座汉墓中的随葬砖和东汉刑徒墓砖及曹操宗族墓砖。前者以纪年砖和吉语砖为主，后两处东汉墓葬出土以刻字砖为主。随着砖文的出土同时期的出土报告给出了详尽的情况汇报，专家学者的专栏文章，讨论书体及字体的文章开始出现。

（一）东汉洛阳刑徒墓砖文

在清代和民国年间，已出土过为数不少的湿刻草隶砖，但是未经科学发掘，出土情况大多不明，旋出旋散。清光绪末（公元1907年），因修建陇海铁路，河南偃师出土了一批东汉刑徒墓砖约300块。东汉刑徒墓的发掘为这一时期的砖文著述又添重彩。

公元1909年《神州国光集》第七集上首先发表刑徒砖的拓本。但那时连它的准确出土地点都弄不清楚，还谈不上什么科学的研究。

东汉永元十年砖

东汉延光四年砖

晚清大臣端方因获得东汉刑徒砖约200余块，将其中一些字迹完整者编入《陶斋藏砖记》，成为历史上第一部收录刻字砖的著作，收砖124块，汉刑徒葬砖113块。此书收录的砖文虽多，收录范围却很庞杂，砖刻的墓志、镇墓文、题记、陶文、瓦当文字等都有所采录，加之释文间或有误，使用时仍有些不便。

公元1917年罗振玉刊刻《恒农砖录》，清末出土的刑徒砖，罗书中已大部收录。罗振玉著述不仅收录全，而且纠正了《陶齐藏砖记》著录的许多讹误。取名“恒农”是因为罗振玉听信古董商砖出自河南灵宝的话。这批刑徒砖的真实出土地，直至解放后1958年终于查明在距洛阳汉魏故城遗址2.5公里的偃师县佃庄乡西大郊村。

1964年，考古部门对该墓地的一部分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共发掘522座刑徒墓葬，出土刻有铭文的葬砖820余块，计7143字，如果加上历来采集到的刑徒砖文，总字数约有14075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汉魏洛阳故城南郊东汉刑徒墓地》全面翔实地公布了对东汉刑徒墓地进行发掘的资料、刑徒人骨的科学鉴定、砖志铭文的统计和考释，以及散存于社会及著录发表的东汉刑徒砖志的统计记录，具有极高的科学参考价值。

《关中秦汉陶录》砖文部分收录64件，是陈直所藏瓦当和陶文资料精华的荟萃，也是研究秦汉瓦当砖陶必不可少的基本资料。就秦汉瓦当陶文收集范围的广度和考证的深度而言，在同类论著中《陶录》占优。40年来，此书一直受到国外学者的重视和利用。1962年至1963年间陈直又发表：《吕不韦戈的“寺工”、洛阳刑徒墓砖“无任”两名词的释义》《东汉“吾阳成”墓砖释义》两篇刑徒砖释义的考据文章。陈直在砖文上的贡献是引用砖文等古代出土文物订正《汉书》，以文物证史的治学方法，全面揭示了两汉手工各业和矿产业的概貌，轰动了中外史学界，成为20世纪中国秦汉史研究的一面旗帜。但陈直文章中砖文书法方面的论述基本没有，仅就释文本身进行考证，这与他的《汉史》研究有直接的关系。

许景元、李淼《东汉刑徒砖文及其书法特色》虽文字不多，却是第一篇涉及刑徒砖书法特色的文章。总结了刑徒砖作为研究汉代珍贵实物资料的内容、汉代刑徒制度、行政区划、姓氏、习俗等多个方面；归纳了墓砖的七种内容记录格式；并阐明由于契刻材料不同而形成的不同的书法风格由于砖文特殊的契刻方法，又因为急于埋葬死者而通过“单刀法”一次快速完成的一根线条，因而产生的书法上的特殊美感能充分表达书法意味。文章立足于艺术的而非技术的角度重新审视刑徒砖铭书法，在砖文书法研究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开拓意义。

（二）安徽亳州曹操宗族墓的砖文

继河南偃师发掘之后，解放后第二次大规模科学发掘、出土刻字砖是亳州南部大面积的曹操宗族葬群。1974年以来，文物部门挖掘清理了七座汉代墓葬，其中元宝坑村一号汉墓、董园村一号汉墓发现大量有文字的墓室砖，共出土370块刻字砖，有文字计1423个，年代在东汉桓、灵二帝时期。这些砖文内容对了解曹氏大家族的家世和东汉末年的社会状况都有较高的价值，引起了研究者的重视。

曹墓字砖自1970年代出土以来，相继已有十余篇研究文章发表，对于墓主人的身份、家世与曹操的关系；其他人员的身份、地位和曹氏家族的关系；砖文中反映的社会问题等都有详尽的论述。而对其书法艺术的专题研究只有二三篇，分别对东汉书体流变提出了各自的见解。

东汉元和二年砖

沈茹崧、潘德熙的《从亳县曹墓字砖窥测东汉书法之一斑》在书体分类上认为曹墓砖文以隶书为主，草书(包括章草、今草)次之，篆书、行书极少。李灿的《曹操宗族墓砖文书体考》则认为以真行书为主，约占总数一半以上，隶书次之，章草、今草再次之，篆书只有几个字；在章草和今草的关系上，否定了“复章为草”“行变为草”的传统说法，认为章草、行书和今草之间不是顺序的递承关系，曹墓字砖的“墨迹”作出了有力的说明。两篇文章都认为，由于出土字砖证明了行书在东汉时期即已成熟及楷书的萌生，所以东晋王羲之写出《兰亭序》这样的书体已是完全有可能，为《兰亭序》论辩又加上了一条可靠的佐证。两汉四百多年是我国书法史上各种书体演变、孕育和产生的第一个高峰时期，曹墓砖文提供了这一时期各种书体同时并存的实证，因而从书体流变的角度证明了其作为书法实物在书法史上的宝贵价值，对研究汉代考古和汉代书法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

当然，以上研究都仅仅针对墓字砖本身，未将书体演变与艺术风格的独特性分离开来作出研究，王远《曹操宗族墓书法研究》一文对此有所补阙。文章认为曹墓砖以草隶、草书为主，民间使用的标准篆书已经消失，标准隶书亦被分解。在艺术形式特征上从材料与书写形式、用笔、线条、结体、章法等方面作出了独特的归纳与分析。汉代作为书法艺术时代书法风格的具体体现为：自由、率意的书法艺术风格特征；自由、率意的民间书法艺术风格和独特的地域性风格。在书法艺术审美风格上作出了初步探索性尝试，在汉砖书法研究上又踏出了一步。

（三）西汉纪年砖、吉语砖的研究

西汉出土的砖铭比较少，大部分为范铸造砖。砖文类型以纪年砖和吉语砖为多。其中纪年砖是考古断代的重要依据，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使用价值；吉语砖是了解前汉民俗及汉代文化史的重要资料，而且大部分吉语砖都制作精美，有精美的装饰字体或花纹，有些与汉代的玺印一脉相承。

陈道义《汉代的文字瓦当与砖文的装饰意味及其文化阐释》对砖文的装饰效果做了很好的阐释和装饰方法上的归纳分类。从笔画姿势、结构形态、整体意识三方面论述了汉代文字瓦当与砖文的装饰意味，举出了部分有代表性的吉语砖和纪年砖图例。由砖文的装饰猜度出汉代统治者饰荣饰威的思想和心态，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汉代文字瓦当与砖文的装饰之风。

民国四川《新繁县志·金石》卷三十一对著名的《二十四字汉砖》有所记载：“吾繁出土之吉语砖，文曰，‘富贵昌，宜宫堂；意气扬，宜弟兄；长相思，勿相忘；爵禄尊，寿万年。’共二十四字，全皆阳文，篆法方整。”此砖为字砖中最精美和最大者。1940年，郭沫若收集了“汉代延光四年纪年铭文富贵砖”，他在拓片上题写诗文赠送友人，促进了文字砖的研究与收藏。

西汉太平未央大吉砖

高文《四川出土汉砖文书法选序》将“五凤年砖”至“永汉二年”39块分散在各地的年号砖集中起来，按时代顺序排列起来，对地名砖中的地名进行了考证和说明。目前全国收集四川汉代铭文砖有一百多种，可以对纪年砖的研究提供一个可靠的年代归属，是研究中国汉代隶书发展演变过程，找出隶书发展规律的重要资料。

安康博物馆《安康地区汉魏南北朝时期墓砖》简要介绍了陕西安康地区发现的汉魏六朝砖室墓葬特点，指出铭文砖不仅是考古研究判定遗址和墓葬年代的重要物证，而且具有很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安康地区出土的砖铭，有吉语铭、纪年铭和工匠地址姓名等，出土地点较集中，延续时间较长，可探索出它们之间发展变化的大致情况。剔选出其中的八块主要的吉语砖铭文部分作了介绍，在介绍中各个砖文的字形、章法特点略有涉及，属于地方砖铭出土情况的著述。

另外，华人德在《中国书法史·两汉卷》中对“富贵昌”“海内皆臣”“单于和亲”“长乐未央”等西汉著名模印宫室墙壁方砖的行文特点作出了简单阐释。

（四）总述及其他

1980年代以来，各个门类独自成编的专项著录已经发展到极致,有关砖文的著作中侧重书法艺术方面的著述渐多。

王镛、李淼《中国古代砖文概说》一文从书法艺术角度阐述了汉砖体现的书体、笔法的演变，基本涵盖了“刑徒砖”“曹墓砖”在字体演化中的意义。从砖文与书法史关系的角度，系统地讨论了砖文的产生发展、内容形式、出土情况、著录研究等。其中在砖文书法的艺术特色中阐述了砖文的四种艺术表现手法：写意、变形、装饰、规范。四种手法在汉砖中都有体现，所以大多数是以汉砖为例来加以说明的。全书基本围绕民间书法的大框架来结构文章，对字砖作为一种民间书法的属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是历来砖文研究中较全面的。

王镛的另一篇短文《汉晋砖文的书法艺术》则是第一次从书法审美的角度对汉砖书法的艺术性给予展开论述的文章。延续民间书法的路线，砖文书法的线条、结体态势，乃至布局谋篇上的一大特色是“稚拙天真”，走着一条与文人书法迥然相异的书法审美路线。

最后，在史学研究领域内，现有的书法史研究文章和著作中，对汉代出土砖文字遗迹仅止于介绍和鉴赏，还谈不上真正的史学研究。丛文俊的《关于汉代出土金石砖瓦文字遗迹之书体与书法美的问题》是迄今为止唯一论述前汉吉语砖和纪年砖的书体考证问题的文章。此篇文章中作者以金石书体考察为主线，把汉代出土金石砖瓦各类作品连线品藻，全面讨论它们在书法史上的地位与艺术价值，开启了汉砖在史学上的研究。丛书中论述了吉语砖、纪年砖作为数量最大，变化最多的汉砖，其字体中尚方大篆、旧体铭石书最富于书法韵味，具有豪放浑朴的气度。文中对这两种砖文的主要书体形成与延续的过程以西汉模印砖文为例进行具体剖析，总结出两者的共同特征。这对我们的书法史研究、书法鉴赏与批判带来重要启迪。是目前对汉代纪年砖和吉语砖的字体考证最客观的。

西汉五凤二年砖

近来，纯粹的工具书及书法学习的辅助参考书也越发精谨、参考使用价值颇高。殷逊《中国砖铭》收刻字砖多达500种，是历来披露刻字砖最多的著述。胡海帆、汤燕《中国古代砖刻铭文集》是目前收录刻砖最全面的著述，收西汉刻砖17件，东汉686件。将原砖材料的出处、尺寸、出土地点、时代等一一附及。将有关砖铭的研究与分类进一步深化，符合当代资料汇集中为学者重视的基本要求。

有了先期学者对汉砖的一系列研究及著述，在砖文书法方面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砖文为汉代隶变中书体与笔法的演变过程给出了真实的材料证据，在反映新旧书体并存这一现象方面，同时期的其他书法遗迹，如石刻、玺印、竹木简牍和墨迹，都远远比不上砖文。为真、行、草的形成年代的这一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的悬疑问题找到了可靠的依据。另外，砖文书法的民间书法属性，出现了书法美学中强烈的个性取代了书法美的一般准则这样一种现象，透露出另一种无所约束的自由端倪，增加了书法美学上的又一审美意向。

尽管有上述的研究，在砖文与书法研究的深度上还是有待于后学的开拓与深度挖掘，个人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拓展研究方向：首先是砖文与其他铭刻材料的比较研究。在取材范围上，铭刻材料中石刻、玺印、竹木简牍和墨迹，都可以作为比较对象。也可以将其与同墓出土的铭石、碑刻、汉印等书法实物作出全面的比较分析。比较的内容可以从刻画方式、工具材料、书体面貌等方面选取。其次是砖文作为“民间书法”在当代书法篆刻中的借鉴与吸收。尽管“民间书法”在概念上不够明晰，论者还没有一种比较明确的界定，而且书法界还存在着许多争议，但是它在书法研究中的积极意义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