郴州苏仙桥西晋简牍墨迹
西晋墨迹资料
魏晋是我国日常书写材料由简牍向纸张过渡的阶段。换句话说,此时人们所使用的日常书写材料,仍处于简牍和纸张混用阶段。在这个阶段,纸张的制作成本仍然较高,所以当时人们在纸张上书写时,往往倾向于将字写得比较小,并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相对来说,当时的简牍制作和保存技术已经比较成熟,具有复利效应的特点,因此在刀笔吏在书写简牍时,不用刻意将字写得非常小以及非常拥挤。
对于曹魏时代的墨迹资料,无疑以湖南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为代表,毕竟它们与曹魏是同一时代的墨迹。走马楼三国吴简的出土,为我们了解曹魏时期的日常书写情况,提供了最为直观的墨迹资料。
郴州苏仙桥西晋简牍墨迹
而接下来的西晋时期,过去多年以来,我们能够接触到的墨迹资料却非常有限,通常为楼兰出土的少量西晋简牍和纸质文书。在敦煌写经资料中,有小一部分写经残卷,曾被认为是西晋写本,但这种意见并不受到广泛认可。因此西晋的写经墨迹资料基本上也是空白。
令人惊喜的是,2003年于湖南省郴州市苏仙桥出土的西晋简牍墨迹资料,却为我们学习和了解西晋的书法实践,西晋的小楷墨迹字形,甚至整个楷书字体的演进情况,提供了全新的墨迹资料。
郴州苏仙桥西晋简牍墨迹
郴州苏仙桥西晋简
2003年底,湖南省郴州市苏仙桥出土了九百余枚西晋简牍,材质多为木简,单简高度为23、24厘米左右,宽度则在1.7到3.3厘米之间。这批简牍的书写年代,多在西晋惠帝时期(约公元300年前后),其内容多为官方档案文书的性质,涉及机构设置、赋税、人口、里程、地理、政务以及诏书等等。
郴州苏仙桥西晋简牍的书写者,都是当时专门负责文字书写的下层官吏,他们都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阶层,只不过社会地位不高,但绝不是民间人士。这些工作在书写一线的底层知识分子,才是真正推动字体演进的主力人群。
郴州苏仙桥西晋简牍墨迹
由于郴州苏仙桥西晋简牍书写内容属于官方档案文献资料,所以书写得都非常工整,因此也体现了西晋时期官方书写的标准字样。更为重要的是,从书法史研究的角度看,郴州苏仙桥西晋简牍的楷书墨迹,可以视为居于钟繇小楷和二王小楷之间堪称完美的原生态楷书墨迹资料,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我们知道,钟繇(151-230年 )主要生活在曹魏时代。与钟繇小楷最为接近的原生态简牍墨迹,无疑就是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走马楼三国吴简以孙吴嘉禾年间(嘉禾元年为232年)数量最多,基本上与钟繇生活年代算是同期。而郴州苏仙桥西晋简牍的书写年代,我们以晋惠帝太安元年(302年)为节点,那么距离三国吴简的书写年代,也就仅仅70年左右。
郴州苏仙桥西晋简牍墨迹
而王羲之(321-379年或303-361年)的生活年代,较之于郴州苏仙桥西晋简牍的书写年代,大概也就是晚了四、五十年左右。由此可见,郴州苏仙桥西晋简牍的书写年代,大致正好处于钟繇和王羲之两人生活年代的中间,从而为我们进一步学习钟繇和二王(王羲之、王献之)小楷,提供了堪称完美的第一手楷书墨迹资料。
换句话说,从钟繇小楷的刻本资料,到长沙走马楼吴简墨迹,再到郴州苏仙桥西晋简牍墨迹,最后再到二王小楷刻本资料,我们能够整理出一条从三国到东晋时期更为清晰的楷书演进线索。
郴州苏仙桥西晋简牍墨迹
规整楷书
在郴州苏仙桥西晋简牍墨迹出土之前,我们所能够看到的两晋(西晋和东晋)楷书资料,可谓寥寥无几,尤其是西晋时期非常工整楷书墨迹,几乎没有。楼兰西晋简牍的楷书实际上书写得很潦草。而敦煌写经资料有关东晋晚期的墨迹资料,由于刻意在纸张上写进太多的内容,也没能充分体现于当时人们日常书写楷书的具体情况。
而郴州苏仙桥西晋简牍墨迹,由于属于官方档案文书的性质,要求书写工整,因此我们今天有幸从这些墨迹中,了解到西晋时人们书写工整楷书的实际情况。这些简牍墨迹中,绝大部分是非常工整的楷书,少数带有行书意味。从已经出版发行的郴州苏仙桥西晋简牍墨迹资料看,目前还没有看到相应的草书墨迹。
郴州苏仙桥西晋简牍墨迹
值得注意的是,郴州苏仙桥西晋简牍墨迹的规整楷书,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唐楷、唐代写经体以及明、清的馆阁体,差别还是很大的。唐楷以后的规整楷书,已经是高度程式化的字样。而郴州苏仙桥西晋简牍墨迹楷书,则体现了楷书发展早期的原生态书写状态。
郴州苏仙桥西晋简牍墨迹
后世影响
我们经常说“唐诗晋字汉文章”,这个“晋字”,通常我们是指二王书法。但二王是魏晋书法繁荣发展的必然结果,没有时代的整体发展,二王也不能凭空成为魏晋书法的最杰出代表。从这个角度讲,郴州苏仙桥西晋简牍墨迹的规整楷书,恰恰正是“晋字”风采的完美诠释。
郴州苏仙桥西晋简牍墨迹的楷书字形,仍带有非常明显的隶书意味。这种结构和用笔,与《万岁通天帖》(唐人摹本)所收录王羲之《姨母帖》的字形,几乎如出一辙(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姨母帖》的字形,与郴州苏仙桥西晋简牍楷书字形如出一辙,毕竟《姨母帖》的书写年代要晚于郴州苏仙桥西晋简牍)。
郴州苏仙桥西晋简牍墨迹
魏晋是我国楷书字体的早期形成和发展阶段,其具体书写情况,我们需要墨迹资料提供最为直观的佐证。对于这方面的资料,我们目前有幸看到两个最为重要的材料,一是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二是郴州苏仙桥西晋简牍。值得指出的是,走马楼吴简与郴州苏仙桥西晋简牍不但年代相隔不远,而且地域也很近(长沙市到郴州市高速公路距离为316公里),这两种墨迹之间也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有关这一点,我们有机会再另外撰文加以讨论。
正因为如此,如果我们从墨迹资料角度来整理楷书的历史演进轨迹,那么东晋以后的南北朝,以及隋唐楷书的发展史,其笔法和结构的演进源头,我们都要追溯到长沙走马楼吴简和郴州苏仙桥西晋简牍当中去。
郴州苏仙桥西晋简牍墨迹
另一方面,钟王小楷的传世书迹都是刻本,加上翻刻等原因,失真程度较为严重。我们以前临写钟王小楷,很多时候都是在参考明清名家所临写钟王小楷的用笔。正如本文前面所述,郴州苏仙桥西晋简牍墨迹的书写年代,正好处于钟繇和二王所生活年代的中间,从而为我们深入了解钟王小楷的本来面目(结构和用笔等元素),提供了最为直观的第一手原生态墨迹资料。
从这个角度上讲,无论我们是出于研究魏晋书法史,还是深入学习钟王小楷目的,郴州苏仙桥西晋简牍都值得我们去反复临写,并从中得出对于魏晋书法的全新理解。
2024.0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