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敬吾心室彝器款识》中的一组装具拓本

《敬吾心室彝器款识》御尊盖页

趋方彝盖，旧称御尊盖，商器，为张廷济旧藏，现藏上海博物馆。盖似庑殿鼎，五脊四坡，顶部有钮，钮帽也是五脊四坡屋顶的形状。坡下半有圆涡纹带，每坡各有两个圆涡纹。

铭文四行十七字，位置在前坡面内壁。拓本有早晚之别。早者如《敬吾》或《周金文存》，都有一些笔画不是特别清楚。而如《殷周金文集成》或《金文通鉴》数据库（以下简称《通鉴》）中所采较晚的拓本则字字清晰。

此器未见于张廷济《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著录。

《敬吾》中那一组四纸方形拓片，我们认为应当是张廷济存藏此方彝盖的装具四个侧面的拓本。让我们依次来看看四面都有哪些内容。

第一面是摹刻铭文。

装具表面摹刻的铭文与原器铭文的字形和布局极为相似，几可乱真。如果不是和其它几面同时出现，很容易被误认为是原器的铭文。

那么如何区分趨鼎铭文拓片是装具表面摹刻的铭文还是原器的铭文呢？有两点可以作为判断的依据。

一是拓片中墨迹的形状和大小。此方彝盖为四坡屋顶形，铭文位于方彝盖内前坡梯形一侧，所以铭文拓片可能呈现为紧贴文字的方形，或下部稍宽的梯形。如果拓片中铭文外还有很宽厚的空白，且拓为方形，则应是装具表面的摹铭拓本。

二是铭文正中上部有圆形支钉痕迹，在较晚的拓本中尤为明显。这个痕迹在装具拓片上是不存在的。

此外，原器铭文末行“宝”字中“王”部的右上有一三角形泐点，右下有一短竖，也可作为判断依据。

第二面刻器型和基本信息。

在小小的画面上部，用线刻的方式描绘了方彝盖的样式。无论是器钮、子口还是圆涡纹，刻画得都是较为细致精巧的。

画面下部有一条关于器物基本信息的介绍：

汉尺一寸合现代度量单位约为2.3-2.4厘米。如依一尺合2.4厘米计算，则此盖高6.48厘米，方7.68厘米，与《通鉴》所载“高6.4、口纵7.6、口横7.7厘米”的尺寸大致相符。

第三面刻释文。

由后面的徐同柏题记我们知道，这个释文多半也是徐同柏的成果。

徐同柏（1775—1854），字寿藏，号籀庄，浙江嘉兴人。徐同柏精研六书篆籀，以文字考释为长，撰有《从古堂款识学》一书。他是张廷济的外甥，但二人实际年龄只相差七岁，经常一同就新得古器铭文进行讨论。

徐氏将趋方彝盖的铭文考定为：

这个考释的结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诸多学者所采纳，如吴式芬《攈古录金文》、方浚益《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等均直接沿用。吴大澂在《愙斋集古录》中将“雚”改为“观”，将“”改为“赏”，也并没有违背徐同柏原意。

直到现代，才将“雚亭”改正为“观京”，将“御”改读为“趋（）”，并改器名为“趋方彝盖”。

第四面刻题记。

这是一段徐同柏书于道光十五年（1835）夏的题记，内容为文字考释：

圃，圃田，豫州薮。雚，观省。观亭，游观之亭。，本商贾字，读为赏。御从彳从卸，作器者名。道光乙未夏日，嘉兴徐同柏。

此段考释，文较徐氏《从古堂款识学》卷六中“商御尊”条为简。兹移录《从古堂款识学》跋尾如下：

圃，圃田，《周礼·职方氏》豫州薮，《尔雅》十薮，属郑（《尔雅》“郑有圃田”句在“九州”而非“十薮”——作者按）。亦称原圃，见《左僖三十三年》传。字或作甫。雚，观省，观亭，游观之亭。古器铭屡有旁亭字，旁即《尔雅》岐旁、剧旁之旁。旁亭谓道路所舍，犹汉制云“行在所”。观亭亦此义。，本商贾字。《说文》，从商省，此从商不省，读为赏。癸亥父己鼎作，丙□父丁彝作，番君招簠作，师田父作，读并同。御，《说文》从卸，卸从卩止午，此即午字，象交午形。御，名。

上述题记和跋尾对此方彝盖铭文的诸多疑难字进行了考释，是最早的考证之一，颇有创见。

由此考释来看，此器旧名为“御尊”，是王赏赐御贝后，御所作之器。那么，这组拓片右侧的题名，以读为“赏”的的上半为题，显然就是一个不懂行的人所为了。至于这个不懂行的人是谁，就不好判断了。

单独那纸铭文拓片中左下的“夙明”印是何澍用印。何澍，字夙明、仲起，生卒不详，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是何元锡（1766—1829）之子，善书法，精传拓，有“夙明手拓”“何夙明手拓本”“钱唐何夙明手拓吉金”等印。此拓当是何澍旧藏。

右下角的印读为“问羹”，是孙汝梅用印。孙汝梅，字春山，号问羹，顺天府大兴县人，能鉴金石。

以上我们有关此组拓片是张廷济为趋方彝盖制作的装具的猜测，未经验证。此盖现藏上海博物馆，但是否有类似的装具，并没有见于著录。

在《敬吾心室彝器款识》及同时期的集拓中还有很多类似的装具拓片、器座拓片，展示了与青铜器本体密切相关的附属器物，表面多刻有考释、题记等刻铭，可谓是器外之器，铭外之铭。这些附属器物的拓片也成为了一时可供交流鉴赏的收藏品，可谓一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