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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橅古：胡小石临池系列之三——汉简篇
▲胡小石
二十世纪的考古发现，对书法史产生重大影响的分别是甲骨文、汉简和写经。这三类资源，胡小石皆有涉猎，主要以汉简为主。胡小石最突出的亮点是对汉简广泛的取法、吸收和化用，思维敏锐，对个人风格塑造影响巨大，也最为值得借鉴。沈曾植、郑孝胥等人已经关注到这些最新的资料，若就实践而言，胡小石所涉猎最广、最深，深刻地影响了个人书风，也使他最终与曾李拉开了距离。
▲三十年代临《敦煌汉简》
胡小石的取法有敦煌、居延、甲渠乃至西域等地，当然，甲渠原本就属于居延，大系列中的小系列。临摹最多的是敦煌汉简。胡小石针对当时所有能见到的资料一网打尽，即便放在当下来看，他在汉简书中遗貌取神的手段，仍令人佩服。
▲左图，58岁临《甲渠汉简》；右图，甲渠汉简
第一件临作在1945年，时58岁。找到了原作加以对比。此简较有名，开头残一字，汉王朝年号中含“×元”有很多，如建元、后元、始元、初元等，按照残存字形立刀旁推测，应该是“初元”。就笔画的相似度来说，不守故常，但就率意而言，妙笔生花，神韵自显。临摹时有时注重“实临”，就是有意体会一下法帖中用笔的感受，有时“意临”，就是不拘于原貌，保持笔意的流畅、自然和统一。所以，最终结果是写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全篇略见草意，有些地方显得“毛糙”，显然和毛笔有关，加以留心，但不必太在意。
▲六十年代临《甲渠汉简》
临“入糜小石”简中有难得的重笔，如“年、币”等字垂笔凝重而奔放，且相互呼应。汉简一旦放大，便有开张之趣，率意之美。胡小石有深厚的楷、隶功底，故而可以避免太快而容易漂浮的不足，可以看出多体兼涉的好处。简隶本出一源，一个严谨，一个奔放，一个功夫，一个天然，汉简更是墨迹，可以充分领略汉人书法之美。具体就技法而言，重笔不重，轻笔不轻。
▲临《居延汉简》
“见署用谷”简有章草笔意，同样也是因为毛笔之故，有些笔画略显生硬。从这里可以看出汉简的流畅和率意，与碑、隶的提按、艰涩存在矛盾。如何兼顾自身习惯和碑帖范本的特点，需要思考和调整。
▲临《居延汉简》
“陷坚蛮夫铜鍭”简中最显眼的就是几处夸张之笔，以及有意加入更多的草书成分，在临摹时有时顺着笔意加以发挥，只要保持有机统一、协调即可。此即由临而创的方法之一。
▲六十年代临《西域汉简》
“大子夫人”简笔意飞动，形神兼得。用笔严谨而又变化丰富，墨色层次分明，尤其是最末四行，字形放大，进入高潮。
▲临《敦煌汉简》
综合以上数简，不禁想到胡小石在字形分析时所侧重的纵横之势：“言结体者，首辨纵横。纵势上耸，增字之长，横势旁鹜，增字之阔。此每与时代、地域或作家有关。”“大概言之，殷周迄秦纵势多，汉魏晋南北朝横势多。殷书甲骨刻文，殆纯取纵势。西周夷厉诸朝，如大克鼎、散氏盘，则用横势。齐楚诸器，则率取纵势。汉碑多横，《张迁》、《礼器》、《乙瑛》、《孔宙》、《夏承》、《华山》等皆然。《裴岑》、《景君》、《杨瑾》、《太室阴铭》之一节，则为纵势。吴《天发神谶》亦然。唐欧虞取纵势，褚薛取横势。柳取纵势，颜取横势。宋黄米取纵势，苏蔡襄取横势。此皆明白易见者。”虽说规律如此，但一定要因时而化，切忌固步自封。汉简极为独特，打破了绝对的纵横之分，忽纵忽横，变化不可端倪，最见奇趣，在章法经营上有诸多独到之处，但很容易被忽视。
▲59岁临《敦煌汉简》
有一件汉简，内容含有“子和少公”字样，随意截取而长短有别，共临写五件，每一遍都有不同的感觉，可谓神来之笔。可以说，汉简和胡小石最终实现相互促成。第一件款字有“此简书势亦出西汉”，有草、有篆，有些甚至近楚简的“排叠”之法，奇纵之变，不可端倪。任何时代重偏于“早期”的书风，一般会有意料之外的变化。第二件用笔更加粗犷迅猛，结字跳宕，彼此间相互冲突而又整饬协调，对比胡氏创作，可知其作实源于此一路。第三件作于61岁，功力纯熟之际，擒纵提按无不如意，速度慢一些近隶，速度快一些近草。汉简实则包罗万象，也是促进多体融合的最佳选择。第四件临写的时间早两年，用的是细笔画，《石门》、《大开通》一路，既有“刷”的痛快，又以篆意来统摄，给人以某种启示；米芾以“刷”写行书，胡小石以“刷”写篆书、写隶、写简，别有一番韵味，关键看如何借鉴，如何贯通。第五件临作款字发人深思：“笔直而无波磔，是西京隶法。”早期隶书，运笔皆为篆法。不仅想到，胡小石同样内容的汉简，能够写出五种不同的风格，固然是个人的发挥，但也有范本的功劳。同样内容的汉简，可能存在不同的作者。这不正是一种创造的契机吗？
▲左图，四十年代临《敦煌汉简》；右图，四十年代临《敦煌汉简》
“从恣蒙水诚”简与第五件笔意相似，但风格不同，字形夸张，如第二行“扬”字极为醒目，款字有“此汉人打油诗也”，可以看出胡小石在临摹时对于文本也是非常关注的，有多种角度，从而避免“抄帖”之举。此简曾反复临写。试想今日临帖者，很多对于碑帖内容几乎一无所知，大多是照葫芦画瓢而已。任凭临十遍二十遍，尚不知范本所述为何内容，故进展极慢，甚至停滞不前。
▲左图，61岁临《敦煌汉简》；右图，62岁临《敦煌汉简》
“为君子”和“辟柱模到忘相加”二简笔意比较温和，隶法流露较多。“为君子”简整体上略显迟滞，以隶法居多，最能体会的是款字，也是简书，比较少见，实际上是顺着临作笔意加以发挥。这就是典型的由临而创之尝试。“辟柱模到忘相加”简内容又是一首打油诗，款字记“大寒墨冻不黑”，大冷天也不废临池，足见勤奋。这类简书中的字，可与临汉碑中同字对比，比如第二行“兴”字，在《张迁碑》中也有，可以看出在严谨和轻松状态下的区别。类似的经验积累多了，必然有利于创作。
▲左图，73岁临《敦煌汉简》；右图，58岁临《敦煌汉简》
▲三十年代临《敦煌汉简》
“天汉三年”简临作风格俏皮活泼。此简中的走之底处理成为胡小石的习惯写法，常常是一个半包围甚至大包围的态势，天趣飞动。款字言：“简出汉武之世，诸简年代，盖无早于此者”，可谓鉴赏读临一体化，故能不拘成法，随心所欲。所谓“随心所欲”，本质就是“暗合古人”。
▲59岁临《敦煌汉简》
“文德酒”简临作气势开张。开篇“文”字处理，点画的写法在胡小石作品中多，提按、连带分明。重复字形的处理，相同笔画的变化，以及两行字形之间犬牙交错的关系，可堪回味。此作对胡小石的章法处理有非常大的影响。
▲57岁临《敦煌汉简》
在临汉简书中，有一类是少见的重笔。重笔易形成习气，粗重肥滞，满纸皆然，则恶俗不堪。胡小石的临摹可见“得意之笔”，虽重而不滞。写汉简的夸张之笔，求迅疾者多见，往往容易一掠而过，笔不入纸，易于漂浮。胡小石以碑派笔法融入其中，力送毫端。虽然重笔较多，然笔笔有变，无一重复。“降归义乌孙”、“王都尉章”、“久不相见”等诸简皆然，尤其是“王都尉章”最为夸张，既沉着又痛快，笔笔到位。往深层次来说，涉及到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提按”，简单地说，就是“提得起、放得下”，如同人走路一样，脚要抬起来也要踩下去，否则无法前进。刘熙载强调：“凡书，要笔笔按，笔笔提”，笔笔提、笔笔按体现了书法动态和节奏感，没有了按和提，就如同撰文的平铺直叙，索然无味。刘熙载又说：“提者，按之谓也。按者，提之谓也。”提就是按，按就是提，按和提是同时进行的，并且要注意，“用笔重处，正须飞提，用笔轻处，正须实按，始能免坠、飘二病。”善按者笔画厚拙少灵动，善提者笔画轻灵或近于浮滑。提按相较而言，按难提更难。董其昌说：“作字须提得笔起，稍知书法者，皆知之。然往往手欲提，而转折顿挫辄自偃者，无擒纵故也。擒纵二字，是书家要诀。有擒纵，方有节制，有生杀，用笔乃醒；醒则骨节通灵，自无僵卧纸上之病。所谓落笔先提得起者，总不外凌空起步，意在笔先，一到着纸，便如兔起鹘落，令人不可思议。笔机到则笔势动、笔锋出，随倒随起，自无僵卧之病矣。用笔之法，太轻则浮，太重则踬。恰到好处直当得意。”提按看似简单，要想熟练掌握，运用自如，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必须通过多种书体的大量临习来反复体验。
▲59岁临《敦煌汉简》
含“久不相见”字样的汉简临作有三件。第一件竖幅笔画轻重对比强烈，浓墨重彩，左右笔画穿插，这是临摹之初没法完全确定好的，“随机”之变正是汉简之妙，把握了这一点，可得神髓。胡小石深谙此道，如第一行右下的“下”字便非常明显。临作已然改变了原作样式，做到以不变以应万变，而万变不离其宗。后两件临作内容相同，一横一竖，竖幅多出若干字。两件临作若置于汉简中，几乎无法区分，可见胡小石临汉简之形神逼肖，充分入古，在古意和己意的关系上，拿捏到位。横幅从款字可知书于1946年，近花甲之年。末行“斗”字处理，既符合汉简笔意，又恰好补空，同时呈现“刷”字之美，不亦快哉！此作唯波磔出锋，略显生硬，“道、以、故”三字尤甚，理当避之。竖幅更精彩一些，笔意生猛老辣，粗犷豪放，不拘小节。汉简的捺画和横画的收笔常多见夸张，容易雷同，形成习气，胡小石变化高妙，如第一行末，亦是“道、以、故”三字收笔处理，各有不同，款字亦用简书，顺着临书笔意写下来，关键是后半句：“不知使道州、墨卿见之，更何如也？”再一次提到何绍基，外加上伊秉绶。感叹两位前辈没有眼福，见到如此丰富的汉简资料。胡小石曾在跋何绍基临《史晨碑》提及：“今日地不爱宝，五十年中，居延、敦煌木简出土相望，汉人真迹，宛如对面，使蝯叟生今世，其神化更何似也。”能够占有的新资料越多，创新的可能性就越大。
▲胡小石书屈原《离骚》、扬雄《甘泉赋》
有一件作品，某些书籍上作为汉简临作，核对内容会发现其实是创作，而且文字存在出入，前后颠倒，开篇乃书屈原《离骚》，中间夹杂了扬雄《甘泉赋》，而后又是《离骚》内容。目前所见最末四字，拥挤唐突。推测可能不是作品原貌，是否有重新拼接之可能？作为一代楚辞大家，胡小石书写此类内容颇为多见，绝不会出现词句颠倒这类低级错误。然此作就拟古笔意而言，确实可以做到以假乱真，令人惊叹其学汉简功夫之深邃，理解之全面。
▲59岁书屈原《天问》
近当代学简而能与隶书冶为一炉，隶法简意兼取而终能融会贯通，当推胡小石、来楚生二人。胡小石的北碑功夫深，所以笔意苍雄凝重，来是花鸟画大家，刻印极为率意，隶书随性自然。由此可见，同样的取法，最终各有所持。胡小石在隶书方面的创造性，从所创作的屈原《天问》内容竖幅可以充分领略，将篆意、隶法、简意、楷则冶为一炉，首行“衢”字间架取自汉简，但用笔为篆意，“安”字取汉简，有草意，第二行“何”字则是行草书的巧妙化用。但说实话，一直关注不够。将胡小石的临作和创作结合起来看，可以获取更多的灵感。
▲左图，四十年代临《敦煌汉简》；右图，四十年代书自作诗《不寐一首》
就胡小石而言，汉简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笔法，收笔的变化呈现多样性，简书本身有就很多，隶书的变化自然更多了，同时塑造了“刷”的特征，如自作诗《不寐一首》的末“声”字最为典型。二是在结字上，愈加多变，动静结合，动静相生、相宜。如第一行“成”字处理，就是直接搬过来，大胆而新颖。这样的临作，称得上入古出新。三是在整体趣味上，更加率意而多情趣，这也是避免李、曾的平正有余而灵动不足的根本原因所在。个人才情和偏好不谈，新资料的出现可以造福一个时代书家，然而对书家而言，一定要有敏锐的艺术直觉，加以深入。临池纯熟，方能化古为我，面目一新。徐悲鸿评曰：“小石才气洋溢，书旨微妙，自得流沙坠简，益清丽浑朴，便欲镕铸两汉晋魏，突过隋唐名家，时人或末之信也。书贵有真意，而宋人太乏工力，否则若朱晦翁、苏东坡，俱是不可一世才德，而未跻极诣，则此二者胥不可偏废也。”
▲临《敦煌汉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