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天寿的落款为何这么写？

元代，诗、书、画、印四者结合的艺术形式时常在文人、士大夫的绘画作品中出现。在这些由文人创作的画中，题款的位置和内容尤为独特。画中的题款既能增加画面的美感，又能丰富绘画的文学性内涵，还可以表达画家的情感。题款位置、大小、字体的选择与画面有着密切的联系，恰当的布局可以起到为画面助势、平衡章法的作用，甚至可以画龙点睛，使作品更加精妙绝伦。可见，题款凝聚着画家自身的修养和智慧。

《雁荡山花图》是潘天寿在雁荡山写生时期的一幅精彩作品，作者用极少的笔墨将画面分割成若干个空白空间。位于画面右侧的芦苇秆，两侧有两个形状相似的布白空间，为了打破空间的均匀分布，潘天寿将落款隐于花草之间，用隶书搭配行书进行书写，错落有致，进一步强化了画面中各元素的疏密关系。在画中可以直观地看到很多向上的笔势，左下角显得略空，为此潘天寿将款识“雷婆头峰寿者草草”的行气向右偏移，在斜势上与右侧的枝干相统一，又用一枚压角章来支撑题款的斜势，取得整体布局上的平衡。

“文似看山不喜平”，这是对文章结构的要求，其实，对作画来讲也是如此。倘若画面元素均匀排列，在空间大小、墨色变化、疏密对比上就会拉不开距离，那么这幅作品就很可能失去了韵律美和意境美。在潘天寿的《翠鸟图》中，枝干从画面右侧横着插入，上方立着一只墨色浓重的翠鸟，右下方的一组植物墨色较淡，显得十分轻快灵动。这种搭配在整体构图上显得上重下轻，具有不稳定感，为了平衡画面，潘天寿在左下角用重墨题上“雷婆头峰寿”的自号，他将这五个字的字形结构处理得十分开张，以横向的纵势支撑住了翠鸟的压迫感，使画面气韵更为贯通。

点、线、面是经营画面时常用的三大元素，在潘天寿的《鹫石图》中可以找到相应的印记。画面整体以直线造型为主，鹰的腹部与石块左侧的线条将画面分割成三个大面，形成黑白灰三个色阶的对比。石块上用饱含水分的重墨点苔，制造出大小、形状不一的点状元素。鹰的上方用行书落款，个别单字的线条被拉长，形成鲜明的线元素。款字底部的对齐方式并不是水平的，而是被处理成斜线，与鹰的背部相嵌合，增加了画面的团面感。书法落款在这里起到了丰富画面元素的作用。

《石榴图》是潘天寿存世作品中罕见的有挖补痕迹的作品。我们可以设想，倘若在挖补前的位置落款，那么画面右侧将被分割成两份面积近乎等大的空白空间，这样的处理方式会使构图显得呆板拘谨。因此，潘天寿将原先的落款裁掉，二次拼接后将款字上移，由此形成画面中三块形状各异的空白空间，款字在这里起到了分割画面的重要作用。画面上钤盖的三枚印章形制不同，有两枚阴刻印、一枚阳刻印，不同形态的朱色印章与石榴籽的颜色相呼应。再仔细观察可以发现，枝干末端比较细，但通过右下角印章的补充，画面的整体势气显得既连绵深长又稳重和谐。

落款作为画面置陈布势的重要因素，在调节画面开合、轻重、疏密上起到了重要作用，款字风格的选择更是与绘画的风格息息相关。从表现技法来看，写意画、工笔画、兼工带写等不同画风，需用不同的书体来与之搭配，从而使画面更加协调。

以《露气图》为例，落款处用篆籀笔意书写的“露气”二字，与荷秆处的用笔一致，中锋行笔，略带裹锋，行笔凝重坚实。落款小字部分，用行草书的笔调书写，与水草的用笔相似，轻快流畅，笔笔呼应。可见，款字的选择需要考虑画面中线条、颜色、笔意、物象、格调、意境等因素。一般来说，写意性作品搭配行、草等动态感较强的书体，或辅之以金文、大篆、汉隶等拙朴一路的书体，工笔类作品较秀雅，可搭配小楷、小篆等静态感较强的书体。书法与绘画的笔墨结构相近，画面气息统一，才能真正融为一体，塑造出一幅好作品。

自古书画本来同。潘天寿把书法当成画面的组成元素来经营位置，将诗、书、画、印有机地融汇在一起。书法元素极大地丰富了潘天寿作品中的艺术语言，强化了他对作品的意境表达。从潘天寿的作品中，我们对绘画中的题款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书与画结合后强大的艺术感染力有了更系统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