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关田先生在《中国书法史·隋唐五代卷》中,将褚遂良记为“一代教化主”,这是相当高的评价,本文,让我们来全面关注一下褚遂良。

老样子,我们还是分两部分来介绍:1、褚遂良的生平事迹;2、褚遂良的书法。因为薛曜和薛稷也相对重要,我们把他们两位的介绍附在文末。

先说褚遂良的生平事迹

褚遂良(596-658),字登善,隋文帝开皇十六年生于长安。但他并不是长安人,他的祖先世居阳翟(今河南禹县),即所谓的“河南褚氏”或“阳翟褚氏”,唐高宗时,又被封为“河南郡公”,后世我们称褚遂良为“褚河南”即来源于此。

(苏文作褚遂良画像)

褚家自十二世祖晋安东将军扬州都督褚砦随晋元帝渡江,始迁居丹阳(今安徽当涂),其后一支移居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遂为东南著姓,所以史称褚遂良为杭州钱塘人。

祖籍河南禹县,移居丹阳,定居钱塘,出生在长安。这跟欧阳询一样,这些书法名人的人生轨迹,不拘一处,这让后世各地为了荣誉,争抢不息。

要说明白褚遂良,就要从他父亲褚亮说起……

褚亮(560-647),从生卒年月看,褚亮与欧阳询是同时代人(欧阳询是557-641)。褚亮在南朝陈时,任东宫学士,为晋王杨广府属。这样一看,褚遂良与虞世南、欧阳询一样,也是出身贵胄之家(这是他成为书法家的必要条件,那个时代,知识资源为上层社会垄断,普通人是不可能成为书法家的)。

(《十八学士图》中的褚亮)

陈亡入隋,褚亮与虞世南并以文学受知于晋王杨广,隋大业七年(641)见任太常博士,与欧阳询共掌隋王朝礼仪制度,并奉诏参修《魏书》。

此后受杨玄感谋逆事牵连,远徙陇右;再后薛举建立西秦,褚亮被委以机务大任。期间褚遂良皆跟随父亲左右。

其后,西秦为秦王李世民所灭,因褚亮素有名声,为李世民求访而获,并“深加礼接”,马上授以六品王府文学,褚遂良当然也一并被收纳,留京为秦王府近臣。

此后,秦王设文学馆,褚亮遂成为“十八学士”之一,成为李世民智囊集团中人。褚亮至贞观九年封爵阳翟县男,拜通直散骑常侍,成为唐王朝备顾问应对的开国资深元老。至贞观二十一年十月,褚亮老死于长安,享年八十八岁。赠太常卿,谥曰唐,以贞观功臣陪葬昭陵(二者相比,欧阳询死后的待遇差远了)。

褚遂良是褚亮第二子,因为父亲的原因,他当然也获得了李世民及其元老重臣的器重,期间曾担任弘文馆“馆主”,检校馆务,安排并陪同弘文馆学士轮番进内殿与唐太宗讲论经史,商略政事,又参编《群书理(治)要》,其后由六品秘书郎始,历起居郎、谏议大夫、太子宾客、黄门侍郎、检校大理卿,数年之间位至佐天子而执大政的中书令和辅佐太子即位的顾命大臣。

褚遂良因积极地主张嫡尊庶卑的传统礼仪和自周以来嫡长子继承制度,客观上促成了唐高宗李治继位,并因此成为李世民为李治留下的托孤重臣。因此在唐高宗嗣位后深受倚重,曾封爵河南县开国公,旋晋郡公。后拜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执掌宰相之职,并兼任太子宾客。至永徽四年(653)晋位右仆射,成为佐助天子、总管百官,治理万事的首席宰相。

(褚遂良画像)

后唐高宗李治移爱武则天,欲立武则天为后,褚遂良以死相谏,不惜以失礼逆旨相抗争,直至在大殿上头血迸溅,意犹未止。

改立皇后为武则天后不久,褚遂良即遭左迁,初任潭州都督,后改任桂州都督。没多久,又贬为爱州刺史。后卒于任上,年六十三(这当然是越贬越远啊,我们可以看看下面的唐代的行政区划图)。

(褚遂良贬官位置图)

永徽之治以及废立皇后事造就了褚遂良千古英名。史称:“魏徵、王珪之后,骨鲠风采,落落负王佐器者,殆难其人,名臣事业,河南有焉……古之志士仁人,一言相期,死不之悔,况于君臣之间,受托孤之寄,而以利害祸福,忘平生之言哉!”

再说褚遂良的书法

褚遂良的书法,《书断》称其“少则服膺虞监,长则祖述右军”。朱关田先生认为这是不准确的,因为看褚遂良贞观年间所书《伊阙佛龛碑》和《孟法师碑》来看,其古雅峻严处迥异于虞书,这两通碑或奇伟、或古质,颇多隶意,其似出自欧阳询而加北齐结法者。

(《伊阙佛龛碑》拓本局部)

(《孟法师碑》拓本局部)

这是有道理的,因为褚遂良志学之年(12-16岁),虞世南书名未成,就近学书,学的当然是欧阳询。且这些楷书多具隶笔,也与欧阳询同调,并出自章草法。李嗣真《书品后》曾记褚遂良与唐太宗、汉王李元昌“皆受之于史陵”(上一篇提过史陵),褚遂良书法疏瘦劲炼处,或即出自史氏。

褚遂良“服膺虞监”始于贞观初年,而其“祖述右军”,则在贞观十三年(639)以起居郎“监掌装背”即负责四库经籍装帧审查工作之后。

那个时候,李世民搜集天下王书,已经搜尽天下王羲之书法,褚遂良有机会见到了天下能搜集到的所有王羲之、王献之书法,遂悟“二王”行法,以虚运实,化实入虚,形成既饶骨力,又丰神韵,瘦润华逸之风韵,诚如《书断》所评“若瑶台青璅,窅映春林。美人婵娟,似不任乎罗绮,增华绰约,欧虞谢之”的一代书品。

褚遂良成熟风格的作品,以永徽年间的《房玄龄碑》和《雁塔圣教序》为代表。尤以《雁塔圣教序》最为著名。

(《雁塔圣教序》拓本局部)

此碑或为褚遂良最晚作品。此碑风格妍媚超逸,甚得历代论书家所推重,或以为王虚舟了“虚”字评得最是。他说此碑“笔力瘦劲,如百岁枯藤,空明飞动,渣滓尽而清虚来,想其格韵超绝,直欲离纸一寸,如晴云挂空,仙人啸树,故自飘然不可攀仰。”“……看似疏瘦,实则腴润,看似古淡,实则风华,盘郁顿挫,运笔都在空中,突然一落,偶然及纸,而字外之力,笔间之意,不可穷其端倪。”

(《房玄龄碑》拓本局部)

褚遂良的楷书风格形成是基于社会艺术风向的,李世民酷爱王羲之书法,所谓上之所好、下必行之,研习王字蔚为风尚,褚遂良是潜心研习王字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以魏晋行法融入楷体,演进为初唐格局。

褚遂良晚年楷书,多见二王行法,用笔也在欧、虞以及史陵的基础上加以轻细。这种宽绰疏逸、丰润劲练的格局,正是初唐书势开始脱离隋代书品影响而启立门户的代表,也是有唐一代楷书成熟的时代标志。

平常我们说的“初唐三家”,而欧阳询和虞世南在入唐时已是暮年,讨论隋代书法时也常以二人为主,因此,所谓的初唐三家,真正开启李唐楷书之门户者,实褚氏一人

王澍在《竹云题跋》里有非常高的评价:“褚河南书,陶铸有唐一代,稍险劲则为薛曜,稍痛快则为颜真卿,稍坚卓则柳公权,稍纤媚则锺绍京,稍腴润则吕向,稍纵逸则魏栖梧,步趋不失尺寸则为薛稷。”这个评价或许以偏概全,稍显夸饰,但确实道出了褚遂良对于唐代书法的影响。

附薛曜和薛稷

薛曜(642-703),字昇华,祖籍蒲州汾阴(今山西万荣)人。

(薛曜画像)

大诗人薛道衡(还记得《人日思归》吗)是他的曾祖父,父亲是薛振(一作震),字元超,曾任大唐宰相,“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文章四友”之一的崔融,都曾受过薛振的提携。欧洲人常说“三代养成一个贵族”,在中国,真正留名青史的人物,基本上都是有其家族渊源的。

褚遂良是薛曜的舅祖,对薛曜的书法当有影响。薛曜较有代表意义的书法作品是他在久视元年(700)侍从武则天游幸登封石淙山,应制《奉和圣制夏日游石淙山诗》,并奉敕正书武后与诸侍从大臣的唱和诗。其代表意义不在于他是唐楷的一种,而是它被认为是“瘦金体”的先声。如图:

(《奉和圣制夏日游石淙山诗》)

细细体味,是不是有点“瘦金味”?

薛稷(649-713),字嗣通,是薛曜的堂兄弟,名相魏徵的外孙。

(薛稷画像)

薛稷的仕途,始显达于睿宗朝,史记睿宗在藩时,留意小学,尤重书法,特别赏识薛稷工书善画和博学鉴识的才华,将他的第五女下嫁给花薛稷之子薛伯阳,结为儿女亲家。薛稷历中书侍郎、参知政事、工部、礼部尚书,官至太子少保,史称“薛少保”。又以翊赞之功,封爵晋国公。

薛稷多才艺,善画,尤以画鹤著名,号称一绝,杜甫曾作诗盛赞。薛稷出身太学,日习书一幅,受虞世南、褚遂良影响甚著,后之论书家,常将欧、虞、褚、薛四家并列,称为“初唐四家”。

薛稷的行、楷书,始见称于开元中叶的《书断》,并入能品,且立传称:“书学褚公,尤尚绮丽媚好,肤肉得师之半,可谓河南公之高足,甚为时尚所珍。”他的楷书代表作是《信行禅师碑》,神龙二年立于长安。如图:

(《信行禅师碑》拓本局部)

朱关田先生认为:稷之书法出自褚氏,虽时有新奇能别成风神,然终因“超石鼠之效能,愧隋珠之掩类”(窦臮《述书赋》语),未能尽脱褚氏规模而独张一军。名列“初唐四家”实见逊色,其所附骥欧、虞、褚者,斯盖论书者为求得偶数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