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鼎铭盛世》青铜鼎：相信我，你一点也不了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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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鼎铭盛世》已经展期过半，大展难得错过可惜。各种讲解，分享，带展合作请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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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之所以现在才写铜鼎的文章，是因为鼎有着较强的特殊性——陶鼎在所有青铜器的祖形中出现最早但铜鼎的出现却较为模糊。

我们对于铜鼎和陶鼎的关系可能想当然的认为他们之间有着强关联，实则是我们其实对它的了解太过有限，有些固有认知导致太过想当然。

但铜鼎的重要性其实是一步步提升的，而陶鼎则更是在数千年的时间中一直属于被广泛使用的炊煮器——即便到了铜鼎出现的商代早期，这种情况依然没有改变。

铜鼎的出现，看上去多少有些突兀。

陶鼎的流变

关于陶鼎的起源目前还比较清楚，裴李岗文化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陶鼎，如盆形鼎，罐形鼎，釜形鼎，钵形鼎等几大类，盆形鼎年代最早，但罐形鼎生命力最强。起初贾湖和其他地区一样专门制作三个陶支脚架高容器，但这种做法很明显缺乏性价比，也不够方便。所以到了贾湖遗址第四段——相当于裴李岗文化早期晚段的时候。最早的陶鼎出现了，距今大概8200年左右。

乳钉纹红陶鼎 新石器时代裴李岗文化（距今9000-7000年）

1977年新郑县裴李岗出土 河南博物院

裴李岗的陶鼎无疑具有很强的先进性。但陶鼎的流变却很难有定论——因为容器+支架的需求实在是一个太原始且普遍的需求，在考古学文化满天星斗的中华大地上，先民们可能并不需要过多借鉴别人就能找到类似的设计方法。

裴李岗的罐形鼎和盆形鼎也成为生命力最为旺盛的两个器型，一直影响到铜鼎的出现。

裴李岗文化晚期，陶鼎向东影响了正值壮年的安徽蚌埠的双墩文化（7300-6600年）。开始了它的传播之路。（当然那它也影响本地周边如河南，陕西，陕西等地）。

双墩文化陶鼎

双墩文化则肩负起了向东传播的重任，北辛文化（7500-6100），青莲岗文化直接受到双墩文化的影响。

陶鼎 北辛文化 1979年官桥镇北辛村出土 滕州博物馆

红陶鼎 北辛文化（距今7500年一6100年左右）1978年泰安大汶口遗址出土 山东博物馆

接替裴李岗的仰韶文化十分强势，鼎盛时期仰韶文化几乎占领了整个黄河流域，但黄河上游关中地区鼎只在早期流行过一段时期就消失了，黄河中游地区的大河村，后冈，下王岗等类型则继续流行陶鼎。而这些地方又与东边和南边交流频繁，为日后夏商的陶鼎提供了可继承的主体。

陶鼎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距今约6400-6000年）

1985年郑州大河村遗址出土 大河村遗址博物馆

陶鼎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距今约6000-5800年）

1985年郑州大河村遗址出土 大河村遗址博物馆

黄河下游的北辛文化演变成大汶口文化，大汶口的强势以山东地区为基础向四周扩散，可能在在马家浜文化（7000-6000）晚期时影响到了长江下游流域，并进一步影响了河姆渡（7000-5000），崧泽文化（6000-5300），北阴阳营文化（6000-5000）等。

之后北阴阳营文化在部分地区转变为薛家岗文化（6000-5000）肩负起链接长江中下游的重任。

黑陶鬶 薛家岗遗址 安徽博物院

这类器型继承了马家浜文化的单把陶鼎

带甑陶鼎 崧泽文化 嘉兴博物馆

崧泽文化变为良渚文化（5300-4300），深刻影响了环太湖流域，甚至反过来影响到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这些强势的文化继续向四周扩张，一直影响到华南地区。

陶鼎 浙江余杭庙前遗址2号墓出土 良渚博物院

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6400-5300）以及继任的屈家岭文化（5600-5000）通过薛家岗受到长江下游的影响。尤其屈家岭文化的扩张也极具侵略性。向各个方向发展影响了许多地方。其中以郑州大河村尤为明显。

陶鼎 屈家岭文化 常德博物馆

龙山时代（4800-4000），潍河（潍坊）流域以东的山东半岛率先进入龙山时代，随后扩张至山东全境以及江苏北部。鸟首形腿成为龙山文化陶鼎最标志性的特点。其特点是中央有手按出来的指窝，类似鼻梁，两边再按两个眼睛，看上去象鸟头的形状。可能是大汶口的凿形腿和马家浜-松泽-良渚一系的鱼鳍形腿相融合的结果。

灰陶鸟喙足鼎  龙山文化（距今约4600-4000年）

城子崖H1318出土 山东博物馆

陶鼎 龙山文化 山东博物馆

同时还有另外一种凿形鼎足的变种也融合了这种按压指窝的设计的鼎足一般被称为“侧装三角形鼎”。流行于安徽亳州尉迟寺文化（5200-4400），尉迟寺文化转变为王油坊类型，后定名为造律台文化。（4500-4000）

陶鼎 蚌埠禹会遗址出土 安徽博物院

造律台文化继续向西深刻影响了新砦文化（3850-3750）（魏继印），新砦文化的陶器有80%都来自于造律台文化，而新砦文化三期则出现了大量的二里头文化的元素。可见造律台-新砦-二里头为一脉相承。而侧装三角形鼎，则是这一脉最具代表性的器型。

此处还是陶鼎：

我们花了如此大的篇幅介绍陶鼎的流变并将注脚落在侧装三角形扁足鼎,它是否对后来的铜鼎影响巨大?

并没有。二里头的陶鼎和铜鼎可能并没有那么亲密的关系。

陶鼎在二里头一二三期都算常见的器物，且来自新砦文化的侧装三角形扁足鼎是其中的主流。四期陶鼎却突然变得少见，五期更是没有数据（郑光《二里头陶器文化论略》）。

二里头文化陶鼎

在此之前众多考古学文化中，陶鼎都属于最常见的陶器或之一，但这些陶鼎大多是作为实用的炊煮器。这一现象到夏商时期也没有改变。

根据朱凤瀚教授的统计，二里头三期可供统计的墓葬中随葬陶鼎的墓葬只有5座，四期一座都没有（仅指墓葬）。

二里头三期晚段以后可能已经进入商纪年（朱凤瀚）。陶鼎的衰落可能与之有关，因为鼎也不是商人的核心器型。

我统计了《郑州商城》中出现的陶鼎。其中龙山文化，洛达庙1-4期以及南关外期（这些均早于商文化）加起来有图的方鼎，圆鼎，鼎腿等有13件。全部出土于灰坑。

洛达庙二期（二里头三期）罐形鼎

16件似乎并不少，但这些都是早于商代的地层。

出土于墓葬和灰坑中的器物可能有着性质上的区别。墓葬中随葬的器物多少有些礼器的属性。而灰坑除非明确是祭祀坑，否则一般都作为古人的垃圾场。也就是说，墓葬中的东西多少还比较重要，而灰坑中的东西大概率是实用器，用坏了就扔。

南关外期唯一可复原的鼎

二里岗下层一期可供统计的墓葬太少，没有陶鼎出土，但是灰坑出土了一些。1998年郑州市木材公司灰坑出土了4件陶鼎的残件，也只占灰坑出土陶器的2.9%。2003年南关街两座灰坑出土了5件陶鼎。

二里岗下层一期陶鼎 这些出自探方或灰坑

南关街H1灰坑出土陶鼎

即便是郑州商城建立以后的二里岗下层二期及上层一期，陶鼎的数量也极少，而这段时间是郑州商城最核心的时段。

二里岗下层二期的33座墓葬只有C11M116一座墓中随葬了一件陶鼎（还没有图）。甚至这一区域所在的铭功路西制陶遗址中都没有发现陶鼎的踪影。陶鼎在整个二里岗两期四段中都不是主要器型。

《郑州商城》考古报告有线图可复原的二下二的陶鼎一共有7件，全部出土于地层或者灰坑。相比之下可复原的陶鬲有多少呢？101件。

二里岗上层一期一共87座墓葬中甚至一个陶鼎都没有。但出土于地层或者灰坑中可复原或可辨认的陶鼎数量增加了，一共有15件，相比之下陶鬲有108件。

作为对比，我还统计了偃师商城的陶鼎数据（附表如下），四座墓葬一共出了4陶鼎，1陶方鼎，倒是在灰坑中发现了16件陶鼎（近半数未能复原），时代则主要集中在偃师商城的五六段，相当于二里岗上层。

偃师商城出土陶鼎列表（墓葬）

偃师商城出土陶鼎列表（灰坑）

以上种种皆说明陶鼎并不属于商文化所中意的炊煮器，更不要谈礼器了，相反，陶鬲则是商人的主要器型。墓中是否随葬陶鬲甚至成了判断墓葬是否为商族墓葬的重要依据。

让人迷惑的铜鼎：

至于铜鼎，目前出土最早的铜鼎应为1987年出土于郑州市陇海北二街的C5M1，简报推测为二里岗下层一期。

C5M1铜鼎

目前被认为最早的铜鼎是二里头87VM1的铜鼎，也被称为“华夏第一鼎”。时代为夏商之际（许宏）。但一般统计二里头青铜器的文章中都不会收入这一件鼎。因为它非科学出土，而是被私自贩卖后追缴，已经丢失了第一手的出土信息。

铜鼎

从铸造特点来此鼎看也多少蹊跷。一方面，它使用了早期铜鼎的“四点配列式”设计，用一耳对应一足，这样导致两耳与两足不平行。这是早商鼎的普遍做法。

另一方面，其鼎耳与口沿处的二层台齐平，张昌平先生认为这是铸造时加固鼎耳的设计。

上海博物馆有两件定为夏代晚期的云纹鼎，均为传世品。虽然口沿也有二层台，但并不与鼎耳一样宽，鼎耳与口沿的连接处做了一个三角形的钉状连接。这种做法应该早于前者。并且存在于上海博物馆的其他所谓夏代晚期铜斝上。

云纹鼎1 上海博物馆青铜馆常展

云纹鼎2，上海博物馆，现展出于深圳博物馆

上海博物馆铜斝柱位置

上海博物馆另一件铜斝柱位置

而铭功路西出土的C11M146所出云纹铜鼎年代为二里岗上层一期，观察口沿处能看出鼎耳连接处也呈三角形，但已经与口沿二层台一样宽。鉴于二里头四期应该已经进入商纪年，大概率同属于二里岗下层一期，上博的云纹鼎大概率也是这一时期。

C11M146:3(铭功路西)云纹鼎

至于C5M1这件铜鼎，虽然没有更清晰的图片资料，从照片看，其鼎耳并不像上博鼎那样用一个小三角形加固在口沿处，而是与口沿的二层台连为一体。我认为其年代可能稍晚于上博鼎，定在二里岗下层二期可能更合适。二里头的那件铜鼎可能年代应该与此鼎接近。

另外两件年代稍晚（二上一晚段）的铜鼎口沿二层台处的样子

二里岗下层二期共有11件铜器，未见铜鼎。二里岗上层一期铜器数量大大增加，较完整的有97件，铜鼎也相应增多，有14件。有铭功路MGM2，北二七路BQM1，黄委家属院C8M39，铭功路西制陶遗址C11M146，白家庄C8M2均随葬铜鼎。

另白家庄C8M3有一铜鬲在50年代的简报定为铜鼎，《郑州商城》应该是没有复核直接用了内容。如果确实如此，那14件铜鼎还要减少一件。

这14件铜鼎有大方鼎4件，大圆鼎1件和小圆鼎9件。其中大方鼎，大圆鼎以及1件扁足鼎出土于张砦南街和向阳回族食品厂窖藏，其余8件出土于墓葬。

之前我们说过，铜觚的崛起，铜斝的没落伴随的恰恰是铜鼎的逐渐增多。根据前文分析，目前所见铜鼎最早的也应该为二里岗下层一期，绝大多数应该都为二里岗下层二期。真正数量开始多起来应该要到二上一时期。但既然陶鼎不是商人热衷的器物，那铜鼎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南土重镇盘龙城

与郑州商城铜鼎数量稀少呈鲜明对比的则是武汉盘龙城，这座商王朝初郑州以外最重要的据点的属性一直众说纷纭，一方面其没有发现大方鼎，宫殿也不算很大，但另一方面盘龙城出土的青铜器比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加在一起都多。且拥有早商目前所见最早最高等级的墓葬，郑州一直到2022年书院街M2才发现了如李家嘴M2这样级别的大墓。

综合《盘龙城》考古报告与2006杨家嘴，2008年小嘴，2013年杨家湾，2018年王家嘴M4的数据，盘龙城出土青铜器一共351+6+2+28+16=403件（含残片），其中铜鼎21件（含残片以及两件采集品）

有陪葬品的墓葬38+9+1+6+1=55座，出土铜鼎的墓葬12座，其中最大的李家嘴M2出土6鼎（含残鼎2），王家嘴M1出土2鼎（含残鼎1），李家嘴M1出土2鼎。其余均为一墓一鼎。

王家嘴M1，李家嘴M2，杨家湾M16均出土扁足鼎（含残片）。所有墓葬未见随葬陶鼎，但值得注意的是盘龙城的陶鬲与陶鼎的界线比较模糊。这种模糊也影响到了盘龙城的铜鬲。

1-3为陶鼎，4为陶鬲。仅底部有细微差别（盘龙城一期）

王家嘴是盘龙城最早有人居住的地区，在盘龙城二期（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三期）已经出现了盆形扁足鼎（下图1）。其形态与造律台-新寨-二里头一吸的侧装三角形扁足鼎区别较为明显。应该直接来自长江流域，是铜扁足鼎的直接来源。

值得注意的是盘龙城从四期开始建城，几乎所有铜器均为四至七期出土。根据《盘龙城》的分期，盘龙城四，五期对应二里岗上层一期晚段，六七期对应二里岗上层二期早晚段。

郑州二里岗上层二期的遗迹并不多，《郑州商城》记录的墓葬仅有三座，没有陶鼎或铜鼎出土，2022年书院街M2大墓中有20件铜器，但并没有铜鼎。此时郑州商城可能已经没落，主要遗存已经转移去了郑州小双桥和武汉盘龙城。

仿铜的陶鼎

《小双桥》刊布陶鼎仅30件，以及数件陶鼎腿和鼎耳，全部出土于探方或灰坑，定性为炊煮器。铜鼎仅见三件残片，均出土于灰坑。

并且值得注意的是，无论郑州商城还是小双桥，自从二上一以后出土的陶鼎绝大部分都是对铜鼎的仿制。鼎耳，连珠纹，乳钉纹等等都为铜鼎上的特征。这说明从此时起人们因为重视铜鼎，所以陶鼎也逐渐被重视，这种仿铜的陶鼎明显脱离了实用器的范畴，具备了更多的礼制属性。

上面为郑州商城仿铜陶鼎，下方为小双桥仿铜陶鼎残片

14. 鼎耳 (00VT93④A:19) 15. 鼎 (00VT133④B: 169)

二里头铜鼎的源头找到了？

盘龙城的陶鼎主要出现在1-3期，属于盘龙城建城之前的遗存。我们在盘龙城杨家嘴3号探方中出土过一件陶鼎，分期为盘龙城三期，其造型和时代与二里头VM1的铜鼎十分相似,均为二里头四期偏晚或二里岗下层一期偏早。

陶鬲在郑州商城及周边地区是绝对主力，任何一个灰坑都能随随便便出土几十个。但盘龙城早期的鬲则多为微突甚至平底，与鼎的界限十分模糊，而二里头的这件铜鼎也刚好是平底。这与其他铜圆鼎底部为圜底或微突有明显区别。

罐形鼎 PYZT3⑦:1 很可惜图版中没有照片，只有线图

我们像吗？

我们再用二里头的一件单把鼎对比一下，虽然看上去差不多，但其仍为侧装三角形扁足鼎，且底部为圜底。

单耳陶鼎 二里头文化三期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盘龙城鼎鬲界限的模糊原因可能在于鬲为商文化的典型炊煮器，但盘龙城所在的长江流域以鼎为主要器型。

《盘龙城》在结语中认为“盘龙城一至三期,一些文化因素,似与湖北随县西花园石家河文化有某种联系，而西花园出土的罐形鼎、扁足鼎、口沿捏花边的罐、深腹罐、鬶、盉和杯等与盘龙城出土的同类器有相似之处。”

之所以和西花园的鼎像，那是因为人家不用鬲啊！

西花园出土陶鼎

在查阅一些资料后，我发现类似的器型在湖北郧县大寺龙山文化遗存以及十堰七里铺石家河文化一期晚段遗存中都能找到相似的器物。如果再往前追溯，我觉得其来源可能间接受到大汶口文化的影响。

大寺 鼎 T7②:11 圜底,侧扁锥形足，足饰圆窝纹

七里河 罐形鼎 T3I⑤aH8:16

足横剖面近三角形,足上端饰一个橫向椭圆形按窝纹,按窝下饰竖向划纹。

当然这种相似只能说是神似，且石家河一期距离盘龙城三期也有一定距离，这种对比并不严谨。但前文已用大量篇幅论证陶鼎并非商人的主要器型。所有早期铜鼎的年代都多少有些疑问，且铜鼎的造型与夏商以来中原地区流行的侧装三角形扁足鼎不符，内涵也不一致。为什么要用珍贵的材料去做一个几乎不怎么用的实用器？

商代铜鼎的出现更可能是一种地方类型的融入，其来源有可能正是盘龙城所在的长江流域，实际上，当我们仔细观察盘龙城的器物后，会发现盘龙城虽然与郑州商城风格一致，细看仍旧有些许区别。我倾向于认为虽然初期郑州对盘龙城影响强烈，但后期盘龙城反过来影响郑州商城的可能性更大。

盘龙城王家嘴M1的这件扁足鼎是目前课件最早双耳与双足平行的铜鼎实例，年代为盘龙城六期，对应二里岗上层二期早段。

如果盘龙城是守卫“金道锡行”的军事重镇，那么此地首领很可能是商王的至亲，中原和长江中下游锡铅矿产区长达几百年的交流不可能仅仅靠掠夺或者贸易，联姻产生的血缘纽带是当时的人们能利用的最好的方法。

但时间长了亲也会变疏，中商长达100年的九易商王，五次迁都都可能和这种亲疏变化有关。中商以及随后的西周早期，我们都能看出镇守南土的家族对于青铜器整体风格的变化影响极大，大概都是因为如此。

方鼎是鼎吗？

郑州商城在城墙的四周发现了三个青铜器窖藏，1974年张砦南街出土两件方鼎，1982年向阳回族食品厂又出土两件方鼎。这四件方鼎均为二里岗上层一期左右。1996年南顺城街窖藏出土了4件大方鼎，其中三件乳钉纹铜鼎应该属于二里岗下层一期，最大的一件H1:1大方鼎则应该属于二里岗上层二期。除此之外，山西平陆前庄遗址也出土了一件方鼎年代大概为二里岗下层二期，现藏山西博物院。也就是说，目前早商一共发现了9件大方鼎。

晚商我们出土了如司母戊鼎，司母辛鼎，牛方鼎，鹿方鼎，这类的大中型鼎，以及各种只见于高等级墓葬的小方鼎。我们自然把两个阶段的方鼎联系在一起，认为他们都是王权的象征。

厚趠方鼎 上海博物馆

方鼎是权力的象征不假。但方鼎真是鼎吗？早商和晚商的方鼎是一回事吗？

早商的方鼎均只出土于窖藏，且没有任何其他尺寸的同类器型被发现。从二里头到二里岗我们所发现的陶方鼎均为小陶鼎。这种方形小陶器是否真的是“鼎”这一器型其实是值得商榷的。我们在二里头发现了不止一件这些方形的陶器。

陶方鼎 夏代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2022年1期的《中原文物》中有一篇《郑州商城青铜大方鼎造型与纹饰研究》，作者为美国学者艾兰与中国学者韩鼎。文中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点，从大方鼎的造型以及时代变化来看，这种大方鼎的原型并不是陶鼎而是木箱，乳钉纹是木箱上的铆钉。

方鼎 二里头文化  二里头遗址出土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理论上方形器确实比圆形陶器要难做，但这不能成为认为所有方形带腿的器物都是方鼎的理由。

我们必须思考一个逻辑，我们对圆鼎的认知是因为有陶鼎。因为陶鼎有足够久远的历史和广泛的传播。但陶鼎长期以来的实用器身份对于礼器化的铜鼎来说为什么要模仿其实理由比较模糊，这也是本文的主要讨论点。

那我们对方鼎的认知是什么？因为圆鼎，而且还是铜圆鼎？凭什么？哪怕我们发现了上述的小方形陶器，也无法把这类器型与任何陶鼎相对应。这类小方形陶器大多尺寸不大，普遍只有几公分，且普遍制作比较粗糙。很难找到有什么使用价值或者礼器价值。

牛方鼎 中研院史語所藏

早商出土的大圆鼎数量其实远少于方鼎，大圆鼎起码还有小圆鼎作为圆形，大方鼎凭什么就认为和圆鼎是同一种器物呢？它们唯一的共性只能说都是容器。

从上方小方鼎的图像中可以看到，其形象实际像是一个放在桌子或者架子上的箱子。上方的两耳可能是为了穿过横杠后抬行或者吊起。这个小方鼎没有使用价值，应该是一种玩具，但同样是对实用器的仿制。上述《纹饰研究》一文认为方鼎其实是对木箱的一种模仿，方鼎上的乳钉纹其实是木箱上蒙皮的铆钉，铜方鼎铆接的铸造方式可能也是从木箱榫卯结构中得到的启发。

铜鼓（复制品） 郑州文物考古研究院博物馆

其边缘的乳钉就是加固蒙皮所用

在分析了陶鼎及铜鼎在商早期的地位后，我不得不认为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即便大方鼎所模仿的不是木箱，起码也不会是我们一直所认为的对“陶方鼎”的一种模仿。陶鼎作为普遍地位不高数量也极少的炊煮器，是否还有必要分方圆？圆鼎都未必很重要，所谓的方鼎重要性又从何谈起？

但不能否认的是，从9件大方鼎的器型及纹饰变化来看，它从对原件的模拟到加上神面纹被赋予神性这个过程与所有其它青铜器是一致的。所以早商的大方鼎虽然未必真的是“鼎”，但其如此巨大的体量和慎重的埋藏方式，说明其地之高毋庸置疑。

向阳回族食品厂窖藏出土时的情景

方鼎应为类似木箱一类但极具礼器形制的器物，它的作用可能是类似鼓类的乐器，或者盛放祭祀用礼器的器物或别的什么。因作为原型的木构件难以保存我们无从得见。至于晚商如司母戊鼎，司母辛鼎等器型的规模，出土数量，出土方式和纹饰来看，应当确实是铜鼎的一种，因为纹饰的设计逻辑和圆鼎并无二致。

结语：

陶鼎从8000多年前出现，迅速替代了深腹罐+陶支脚这一复杂的组合迅速在中华大地上蔓延。一直到3600年前夏商之交时，陶鼎变得更不重要，甚至难觅其踪。

但恰恰也在这个时期，铜鼎出现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早期铜鼎大部分为传世品，少部分出土品断代也有可商榷之处，这些都为铜鼎这一器物蒙上了一层面纱。

与铜鼎相似的陶鼎可能来自于长江中游地区的武汉盘龙城，铜鼎的出现很可能也源于盘龙城与中原的交流与融合。以往学者在猜测随葬铜鼎是否与性别有关时，可能忽略了随葬铜鼎也可能与族属有关。

方鼎未必是鼎，早商的方鼎和晚商的方鼎也未必是一回事，铜方鼎可能和陶方鼎有关系，但陶方鼎目前可见大多没有使用价值，制作也粗糙。而且也没有对应的器物能够证明这种四个腿的方盒子就一定是鼎。它可能是对某一种木质器具的模仿，但因为无法确定原型，所以具体我们还不清楚。

对于鼎这一我们十分熟悉但了解并不多的器物，细究其背后的发展其实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一方面它够多，但却没有什么礼器属性，尤其到铜鼎出现的时期，陶鼎甚至一点都不重要，无论是铜圆鼎还是铜方鼎，当我们想要探究它的来源的时候却一头雾水。只有把这些点串在一起，当我们看完本文的时候，才可能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原来我一点都不懂你。

本文大大超出我的能力范围，短时间内翻阅十几本本考古报告+数十篇论文不可能做到全面，文中观点肯定有禁不住推敲之处，请各位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