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拉韦：学校的意义何在？| 周年庆好文免费读
FT中文网
8月30日
由于每个人都身处深刻变革，同时又无法完全依赖他人得到解决方案，理解、连接与传承，便都具备了更富时代感的色彩：真实面对自己和他人的多面性，尝试感知同温层之外的世界，重新思考人和教育的本质，才能为发现新意义、建立新联系、塑造新的可能性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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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拉韦：自三年半前我成为老师以来，我时不时思考这个问题。但这一问题从未像现在这样迫切。
文丨英国《金融时报》特约编辑 露西•凯拉韦
下周，一切都将结束。
英格兰的900万孩子将穿上校服重返校园，其中大部分人自去年12月起就没有再穿过校服。这900万孩子的父母将会松一口气，因为他们的Zoom通话不会再因为他们必须督促孩子而中断，他们也不用再在家辅导孩子学习离子键或是从属连词。近50万教师将可以合上他们的笔记本电脑——之前他们一直在电脑上通过Zoom、Loom、Microsoft Teams和Satchel One与学生进行交流——准备与学生再次相见。
但从某种程度上讲，一切并未结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确确实实打乱了教育，导致课堂教学两次长时间停止。这种中断让我们所有人——教师、家长、政策制定者——有机会揣测：恢复常态是否真的应该是目标？还是说我们应该力求达到某种改进版常态？
对孩子们来说，这一切也没有结束。他们总共错过了20周的教育，超过了半个学年。新冠疫情留下了伤疤，尽管政府上月承诺会为辅导和暑期班提供更多资金，也不能轻易治愈这些伤疤。
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在宣布这笔少量的额外资金时夸口称，没有一个孩子会因为在疫情期间丧失学习机会而掉队。周一和我一起到学校去吧，首相，我们可以一起评估损害的严重性。
转念一想，我没有向他提出邀请，因为如果他下周来到我的学校，他可能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如果说去年9月的复课经验可以作为参照，那就是返校本身将会相当顺利。即使学校要进行一些额外的工作，比如监督孩子们将棉签伸入鼻孔或喉咙以检测病毒，但学校的日常安排将会一如既往地胜出。上次复课时，我担心我的学生会玩疯了，忘记怎么打领带，忘记在自己的练习本上方写下日期。但事实证明，这些习惯深深地埋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不是两个来月的封锁能够改变的。
然而，就学校的存在理由——传授技能和知识——而言，情况并非如此。
证据显示学生之间出现了巨大而不均匀的差异。被广泛引用的一项荷兰研究显示，在封锁期间缺课8周的孩子在随后的测验中仍落后整整8周，而弱势群体的孩子倒退了，落后大约12周的进度。这一切发生在荷兰的互联网服务跻身世界最佳之列的背景下——说明过去两个月我们辛苦实施的远程教学也许比什么都没有要好一些，但相比面对面授课只是拙劣的模仿。
“不再打分”(No More Marking)网站的黛西•克里斯托杜卢(Daisy Christodoulou)对去年9月开始上中学的11岁孩子进行的一项研究甚至更可怕。研究发现，这些孩子的写作水平比他们应该达到的水平落后了22个月。教师们在非正式场合透露的情况可以证实这一点，他们抱怨称，这一届七年级是他们遇到过的最不成熟、基础最弱的学生。
上月，英国财政研究所(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估计，新冠疫情将使孩子们一生的总收入平均减少4万英镑，这加剧了人们的悲观情绪。从整体经济看，这相当于3500亿英镑——几乎是政府一年教育预算的四倍。
这个数字听起来很吓人，但它基于大胆且粗略的估算，因此我并不特别担心。可怕的不是平均影响的大小，而是这种影响的分布不公平。
以我教的班级为例，排名前四分之一的学生即使失去了这么多上学时间，似乎也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在两次封锁期间，他们基本上努力在线学习，即使有一些空白也很容易填补。他们一生的总收入不会受到丝毫影响。即使是学业中等的学生，上次复课后他们赶上教学大纲进度的速度之快也令我惊讶。在冬季学期，我拼命提高教学效率，他们也同样拼命学习自己需要学习的东西。到了圣诞节的时候，这些准备参加英国普通中等教育证书(GCSE)考试的学生平均而言基本上赶上了教学大纲的进度，这令人鼓舞（尽管这让我纳闷自己平时的授课效果有多差，以至于学生们即使错过半学年的面对面授课，成绩也不会受到影响）。
相比之下，令我吃惊的是排名垫底的三分之一学生的糟糕处境——他们大部分家境贫穷。那些在家不讲英语的学生的情况是最糟糕的，一个学生去年9月问我：“老师，‘meeting’是什么意思？”
上周，在我连续唠叨8周后，班上一个比较散漫的15岁学生终于交了关于供需曲线变化的基本作业。我很高兴看到他提交首份作业，但这种喜悦在细看他的作业后消失殆尽。每一个回答都是错的，而尤其令人震惊的是，一年前他还能完全答对。
写到这里，我的手机响了。这是一封来自学校的邮件，告诉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要联系某位学生，因为封锁的压力对她产生了严重影响，她根本不在完成作业的状态。这些信息是疫情期间的常事——我们的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崩溃了。
我记得去年9月复课前夕，我曾与一位经验丰富的校长交谈。我说，我在为青少年的精神健康苦恼，但她耸了耸肩说：孩子们比你想得更有韧性——他们会没事的。返校后，我发现她是对的。至少从表面上看，绝大多数学生没什么问题——他们似乎对待在家里和重返学校都能轻松适应。但也有一小部分学生显然不是如此——他们失去了自信，他们抑郁、焦虑、睡眠不足，或者三者皆有。
然而，无论是否富有，无论是否有韧性，所有孩子都永远失去了某些东西。去年离校的学生都没能当面与朋友道别。11年级的毕业舞会和颁奖典礼也没有了——孩子们成长过程中如此重要的仪式就被这么取消了。
不仅如此，连续两年，16岁和18岁两个年级的学生都没有机会在考试中证明自己，而通过这些考试是他们从4岁起所接受的全部教育要把他们引向的目标。
对一些学生来说，这是一件幸事，因为老师给他们的评分可能带有“合理怀疑”的好处，可能比他们不得不在考场的无情沉默中苦战到底得到的分数高。
但对这些年级的学生，以及目睹大规模取消考试的其他人来说，这不可避免地引发一个问题：这么多年的学校教育到底是为了什么？
自三年半前我成为老师以来，我时不时思考这个问题。但这一问题从未像现在这样迫切。
这个问题分为两部分。一是学校的意义何在？二是孩子们在学校学的东西意义何在？
第一个问题很简单，而疫情已经一劳永逸地给出有力的回答。学校是为了避免孩子们把所有时间都花在《使命召唤》(Call of Duty)和TikTok上。学校给他们一个能全天待着的地方，让他们不用再烦扰他们的父母，为他们的生活提供一个架构，否则大多数人——包括我在内——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度日。更重要的是，学校为他们提供了与其他孩子相处的环境。学校操场上的活动与教室里的教学几乎一样重要。
我充分领悟到学校作为一个机构的恒久价值，是在泰特现代美术馆(Tate Modern)看到史蒂夫•麦奎因(Steve McQueen)的作品《三年级》(Year 3)的那一刻。墙上挂着7.6万个7岁伦敦儿童的照片，坐在各自学校礼堂的长椅上。但是，真正震撼我的与其说是伦敦的变化有多大（现在超过一半的伦敦儿童是非白人），不如说是学校的变化有多小。
现在，和过去一样，我们每天把孩子送去学校，让他们在学校待六、七个小时，按年龄把他们分班，把他们安排在有教师的教室里。现代儿童生活中的几乎所有其他方面——他们如何玩耍、吃饭、社交——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学校的形式和日常安排没有变。原因很简单：这样的安排管用——或者至少比任何人想出的其他任何安排更管用。
第二个问题难得多。学习本身的意义是什么？学校里的人似乎在这个问题上毫无共识，这令人遗憾，因为它似乎相当基本。在过去几年中，我从一个极端理想主义者变成一个顽固的务实者，但现在新冠疫情使我再度向之前的观点靠拢。
1月初的一天，我在学校里照看几个在封锁期间可以来学校的弱势群体的学生，以及关键工作者的孩子。每个孩子间隔两米坐着，戴着耳机，他们可以从耳机中听见他们老师的声音。
我在教室里走来走去，看看他们在做些什么。一些人在写“布拉格之春”(Prague Spring)运动的原因。一些人在为概率树图的问题犯难。我自己班里的一名学生在列举企业提升其供应的价格弹性的四种方法。这些都是经过精简的教学大纲内容，由我们这些老师精心设计，让这些学生为未来的考试做一些准备。
当我看着他们的脸时，我看见的是面无表情、百无聊赖的神态，空虚中带着一丝绝望。一个想法涌上我心头：如果这就是教育——把一些随机的事实填进学生的脑子里，以便他们可以通过考试——那么也许是时候停下来，做些不同的事情了。
当我开始做老师时，我以为我的工作是启发。我希望教我的学生们了解真实的经济和真实的企业。我希望向他们讲述世界，培养他们对世界的兴趣，让他们为踏入世界做好准备。
那时我是不切实际且不知天高地厚的特立独行者。当我本应该给15岁的孩子们讲授劳动力市场时，我会偏离主题，让他们做角色扮演练习，模仿傲慢的投资银行家要求小气的老板给他们加薪。我以为，这就是我能为他们做的最有用的事情。如果有人在我10年级时向我传授要求加薪的最有效方法，我就不必等到50岁才去尝试。
然而大约一年前，我停止了这一切。我终于明白了一件事：我的“教育观”与主流观念格格不入。在当前体制下，教育的意义是成为面向大学和雇主的某种信号装置：达到一定考试分数的学生被允许进入人生的下一阶段。孩子们需要学历不是为了了解世界，而是为了能在这个世界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天地。
我工作的意义是为学生们打开大门，而考试就是这些门。这意味着在当前体制下，我的特立独行其实是在给我的学生们帮倒忙。
在疫情危机爆发之前，我多多少少接受了如下观点：我的工作就是帮助学生们通过考试，如果时间允许，可以夹带一点额外的、有趣的内容。两次封锁意味着时间不允许了。再也没有多余时间了。除了按照该死的教学大纲授课，没有多一秒钟可以教其他内容。而从我所处的位置近距离观察，为了考试而教学，实在算不上什么真正的教育。
下周我重返校园后，我将别无选择，只能全力以赴，完全按照OCR考试局的要求教GCSE经济学。我会顺从地告诉学生，提高生产率对国家有利有弊，弊端之一就是如果一个国家提高了生产率，那么其他国家可能会效仿，最终超越它。
教这种废话真让我难受。我鄙视有限制的思维方式，这种方式规定你对每件事都得想出两个优点和两个缺点，而且每一个六分答案都得有相同的结构。它无聊、愚蠢，而且与经济毫无关系。
我会这么教的，因为这是我的工作。但在我看来本来不必如此。教育完全有可能同时服务于两方面的功能：一是学习关于这个世界的有用和有趣的东西；二是获得一些学历证书，发挥同样的信号功能。英语学得好的学生，往往在所有论文写作科目上表现都较好；数学学得好的学生，通常在理科科目上表现都较好，让学生参加所有科目的考试似乎是愚蠢的。似乎没有好的理由解释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不能只参加核心科目的考试，腾出其余时间让他们受到启发、接受教育，深入钻研一些本质上更有趣的东西，而不是死记硬背考试技巧？
这样，一半的教育将向雇主和大学发出信号，决定哪些学生得到入学机会或工作。另一半教育将帮助他们在入学或入职后生存下来。
坐在家里卧室写到这里，我对这件事看得很清楚。危险在于，到了下周，喧嚣的校园生活将会压倒一切，我将如此忙于教班上那群良莠不齐的学生如何回答六分考题，以至于我不再问这一切是否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