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闲读》中的序
序
常常有人对我说，中国人的大弊端是缺乏信仰——一是没有个具形的神；一是没有一部《圣经》。我想，这未免有些过于自谦了。从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世界各个民族，无论其文化发育早晚，都有着自己相对独特的文明特征。换言之，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信仰，都有属于本民族、由来于民族史的《圣经》。当然，有些民族的文明是外化的，其信仰由来于其他民族，嫁接了人类文明史中的某个部分，譬如欧洲人对基督教的信奉，阿拉伯人对古兰经的信仰。但我们从这种信仰中，仍可看到这些民族本身的文化特征。在精神领域，我们说中华民族是有些幸运而又有些悲哀的。幸运的是，我们由来于远古的文化从未断过，以至于精神产品过于丰富，让人几乎难以选择；悲哀的是，这些精神产品良莠混杂，无知的人以莠当良，过于聪慧的人则又以良掩莠。更可悲哀的还不止于此，当我们遭遇到了失败的时刻，往往将这失败归罪于古人，牵扯于传统文化。于是乎在否定之否定中丧失了自我，也失却了信仰。我始终觉得这无关乎古人，是我们后人妄自菲薄的咎由自取。
可以称为经的古书有很多，譬如诗经、尚书、国语一类，这些由来于远古的文化沉淀包含着非常丰富的精神美食。然而诗经过于简约而缺乏故事；尚书、国语又残篇断章，不够连缀；儒家的四书五经自然形成了规模，然而历朝历代的政治性诠释和制度化致用又导致了功利化与僵化；春秋微言大义，只遗憾我们已读不到孔子的春秋；左传和公羊流传至广，不无劝诫之意，更多求用之巧。相比而言，史记可谓为集其大成，既有体系化的构筑，更隐是非其中，语言又生动又活泼，真不愧是中国人的既成熟又全面的经书——我其实不愿以“经”来称谓古人的这些精神产品。因为中国人精神特征的一大优点是不用《圣经》这种“权威”去压制人的思想，永远给人一种精神自由——这是后人缺失的一种境界了。
所谓《经》或《圣经》通常有着这样的特点：它是人类伴随长期的生存活动而形成的精神产品；沉淀着人类自童年时代以来的生存经验；是人类在长期生存实践中提炼出的结晶——正因如此，它才具有不可动摇的权威性。在现实中，它的主要功用无外乎两种，一种是给人以纯精神的依冀；一种是给人在现实生存中的行为准则。简单说，就是告诉人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怎么做好，怎么做不好。而为了佐证这些是非准则，便举出了历史上的种种例子——包括神示，后者是不得以的借用，因为不借用一个超人的神，人就不会信从它，而这个神，实际上是人塑造的。这便是信仰的真谛。我们也因此感受到信仰本身的缺陷：当它为人类提供了一系列准则、规范和祈望的同时，也约束了人的思想，造成了精神的异化。但不管怎么说，人不能像野兽一样活着，因此宗教或信仰、神和圣经就成了不可或缺的“必需品”。我做史记的意图，当然不是将史记标榜为圣经，而是为当代国人的精神迷妄提供些本民族的精神食品，以便使迷惘于精神世界的羔羊有可啃食的青草，寻找到一些生存的依据。这根源于我自己也曾是迷途的羔羊。至于那些以西方的《圣经》为信奉的国人，我只希望他们不要成为替罪羔羊——更不要把自己的祖先诅咒成罪恶之源。
对于古代流传的文化财富，自古就得到了人们的重视。对于史记，也有历代学人的考证诠释。有趣的是，历代学人出于个人的兴趣，对流传下来的“古语”又往往生出毛病来，其一是泥古，拘泥于古人的一字一语，旁征博引，一定要找出个“典”才罢休；其二是篡古，大概出于心术不端的人喜为此事，借古人之权威和名义而捞取些利益；其三是疑古，这是晚清学者最大的弊端了。这三种毛病各有源由，也不可一概否定。泥古出发于遵古，结果是弄得逐字究句，适得其反；篡古者不能无故成风，还是寻找些根据，实际上也挖掘了些淹没的古文；疑古出于求真，只不知已逝之古不可求“真”，就落得了一片狐疑，而失却了最宝贵的“信”。但还是考证、考订出些真知灼见，还原了些古人古事的真实面目。知道这些，对于我们认知古史古事是必要的。如果对比西方19世纪以来的历史认知，我们会发现西方人在历史探究和诠释方面的优缺点来。说到优点，我们首先要提及西方文化学者对古代历史的“时代性诠释”——这促进了后人对古人古事的理解、传播了历史故事。譬如“荷马史诗”或“希腊神话”，以前只是断章片语，又是一般人读不通的古文，西方学者大胆地进行了链接，并用当代文字进行了“再诠释”。这可能被遵古者视为不齿，却将死尸般的古人古事激活成可供时代汲取的营养；其次是历史研究的方法论，十九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研究在方法论领域更为突出，除了已形成独立学科的考古学之外，还“发明”了一系列所谓新方法、新手段。这些方法和手段虽不代表历史本身的内涵创造，确是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些许新的途径和思路。这是需要我们借鉴的。然而，我们同样正视这样一个可悲的结局：历史研究或狭义而言学术研究正陷入方法论的误区，在形式和内容上有些本末倒置，这是西方历史研究日益突显的弊端。
就史记而言，历代学人所做的考究已是非常丰富了，例如中华书局的史记选本，里面所附的“正义”、“集解”等诸家诠释远超过史记本身的信息量。通过这些历代学人的努力为我们通读史记给了莫大的帮助，我们首先应该感谢他们。白话文发明以来，也有不少学者对史记等古籍进行了白话文的诠释，然而却总不如乡里的老人们在传述自古以来的故事那般生动鲜活。对史籍的现代性诠释涉及“遵古”和“今用”的两难，这便是信、达、雅的问题。对此，我采取了“朴求”的原则——以心比心、以事比事、以今法古，至于语言上的字斟句酌，却不是我这种情性的人能做得到的。最近又看到本台湾出版号称“台静农主编”白话史记，读时总觉得缺点什么，——诠释史记简单地将它转换为当代人可读的“白话文”并不是主要的目的，更重要的是让读者能从史记中汲取太史公要表达的“通天人之际，明善恶是非”之大义，这才是我做史记的根本，仅仅了解太史公描述的历史、事件、人物只是环节。当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正如一些“中西贯通”的史者对太史公的评价一样。面对这些难题，我便用了这几种方法：
1、保留原文，在原文的基础上对译。太史公的原文，自有他的笔风和韵味，这是白话文无法贯彻的，读者虽读不懂原文，但仍可从原文中读取到“原汁原味”的感觉；无论谁翻译，都会有错误，保留原文，也为这种错误提供了更正的机会；对译也有助于读者借助原文把握历史情境和相关关系，以白话文的理解反刍原文的营养。
2、增加了“释”。古文古语与白话文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一些历史事件在史记中用笔又过于简洁；有些事物或典故古人一看即明，今人却丝毫无知；再加上传抄中的错误和遗失、增补，会增加读者在理解上的难度，这不是通过白话文的简单翻译可解决的，为此增加的“释”便期望可以解决这些难题。更重要的是，为渗透出太史公的“大义”，我也企图结合当今时代的现实，对史记做一些延伸，以求达、雅的目的。
3、固定名词保留下划线。古时人名、地名等有些颇为偏怪，为避免影响读者阅读情趣，不致使读者陷于无谓的迷茫，在人名、地名等固定名词下做了标记。读者对这一类名词可不必费心揣度。
4、从古文到白话文，文字的字形和字义变化均较大，有些古字无存。但文字也有它的妙处和魅力，在白话文阐译时，有时会丢掉原字具有的韵味。这是读者需要注意的。对于文字，既不可拘泥，又不可轻易。
我完全是用“笨功夫”来译史记的，原文先读过几遍，然后再重抄到纸上，这一字一字的抄便是真正的“吃”的过程，虽还做不到嚼烂，也算是尽心了。我做这些事情，完全同学术、功利没有任何关系。对于当下中国，“物质创造”已不是最主要的事情。更重要的恐怕是“重树人心，重树信念”。当我经由了“西方世界”的游历，感受到西方“物质文明”的伟大后，在我破除了对西方的迷崇的同时，产生了一个十分简单浅显的愿望：这片土地生养了我，我要做一点有益的事回报她，以无愧于她的养育之恩。
常常有人对我说，中国人的大弊端是缺乏信仰——一是没有个具形的神；一是没有一部《圣经》。我想，这未免有些过于自谦了。从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世界各个民族，无论其文化发育早晚，都有着自己相对独特的文明特征。换言之，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信仰，都有属于本民族、由来于民族史的《圣经》。当然，有些民族的文明是外化的，其信仰由来于其他民族，嫁接了人类文明史中的某个部分，譬如欧洲人对基督教的信奉，阿拉伯人对古兰经的信仰。但我们从这种信仰中，仍可看到这些民族本身的文化特征。在精神领域，我们说中华民族是有些幸运而又有些悲哀的。幸运的是，我们由来于远古的文化从未断过，以至于精神产品过于丰富，让人几乎难以选择；悲哀的是，这些精神产品良莠混杂，无知的人以莠当良，过于聪慧的人则又以良掩莠。更可悲哀的还不止于此，当我们遭遇到了失败的时刻，往往将这失败归罪于古人，牵扯于传统文化。于是乎在否定之否定中丧失了自我，也失却了信仰。我始终觉得这无关乎古人，是我们后人妄自菲薄的咎由自取。
可以称为经的古书有很多，譬如诗经、尚书、国语一类，这些由来于远古的文化沉淀包含着非常丰富的精神美食。然而诗经过于简约而缺乏故事；尚书、国语又残篇断章，不够连缀；儒家的四书五经自然形成了规模，然而历朝历代的政治性诠释和制度化致用又导致了功利化与僵化；春秋微言大义，只遗憾我们已读不到孔子的春秋；左传和公羊流传至广，不无劝诫之意，更多求用之巧。相比而言，史记可谓为集其大成，既有体系化的构筑，更隐是非其中，语言又生动又活泼，真不愧是中国人的既成熟又全面的经书——我其实不愿以“经”来称谓古人的这些精神产品。因为中国人精神特征的一大优点是不用《圣经》这种“权威”去压制人的思想，永远给人一种精神自由——这是后人缺失的一种境界了。
所谓《经》或《圣经》通常有着这样的特点：它是人类伴随长期的生存活动而形成的精神产品；沉淀着人类自童年时代以来的生存经验；是人类在长期生存实践中提炼出的结晶——正因如此，它才具有不可动摇的权威性。在现实中，它的主要功用无外乎两种，一种是给人以纯精神的依冀；一种是给人在现实生存中的行为准则。简单说，就是告诉人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怎么做好，怎么做不好。而为了佐证这些是非准则，便举出了历史上的种种例子——包括神示，后者是不得以的借用，因为不借用一个超人的神，人就不会信从它，而这个神，实际上是人塑造的。这便是信仰的真谛。我们也因此感受到信仰本身的缺陷：当它为人类提供了一系列准则、规范和祈望的同时，也约束了人的思想，造成了精神的异化。但不管怎么说，人不能像野兽一样活着，因此宗教或信仰、神和圣经就成了不可或缺的“必需品”。我做史记的意图，当然不是将史记标榜为圣经，而是为当代国人的精神迷妄提供些本民族的精神食品，以便使迷惘于精神世界的羔羊有可啃食的青草，寻找到一些生存的依据。这根源于我自己也曾是迷途的羔羊。至于那些以西方的《圣经》为信奉的国人，我只希望他们不要成为替罪羔羊——更不要把自己的祖先诅咒成罪恶之源。
对于古代流传的文化财富，自古就得到了人们的重视。对于史记，也有历代学人的考证诠释。有趣的是，历代学人出于个人的兴趣，对流传下来的“古语”又往往生出毛病来，其一是泥古，拘泥于古人的一字一语，旁征博引，一定要找出个“典”才罢休；其二是篡古，大概出于心术不端的人喜为此事，借古人之权威和名义而捞取些利益；其三是疑古，这是晚清学者最大的弊端了。这三种毛病各有源由，也不可一概否定。泥古出发于遵古，结果是弄得逐字究句，适得其反；篡古者不能无故成风，还是寻找些根据，实际上也挖掘了些淹没的古文；疑古出于求真，只不知已逝之古不可求“真”，就落得了一片狐疑，而失却了最宝贵的“信”。但还是考证、考订出些真知灼见，还原了些古人古事的真实面目。知道这些，对于我们认知古史古事是必要的。如果对比西方19世纪以来的历史认知，我们会发现西方人在历史探究和诠释方面的优缺点来。说到优点，我们首先要提及西方文化学者对古代历史的“时代性诠释”——这促进了后人对古人古事的理解、传播了历史故事。譬如“荷马史诗”或“希腊神话”，以前只是断章片语，又是一般人读不通的古文，西方学者大胆地进行了链接，并用当代文字进行了“再诠释”。这可能被遵古者视为不齿，却将死尸般的古人古事激活成可供时代汲取的营养；其次是历史研究的方法论，十九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研究在方法论领域更为突出，除了已形成独立学科的考古学之外，还“发明”了一系列所谓新方法、新手段。这些方法和手段虽不代表历史本身的内涵创造，确是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些许新的途径和思路。这是需要我们借鉴的。然而，我们同样正视这样一个可悲的结局：历史研究或狭义而言学术研究正陷入方法论的误区，在形式和内容上有些本末倒置，这是西方历史研究日益突显的弊端。
就史记而言，历代学人所做的考究已是非常丰富了，例如中华书局的史记选本，里面所附的“正义”、“集解”等诸家诠释远超过史记本身的信息量。通过这些历代学人的努力为我们通读史记给了莫大的帮助，我们首先应该感谢他们。白话文发明以来，也有不少学者对史记等古籍进行了白话文的诠释，然而却总不如乡里的老人们在传述自古以来的故事那般生动鲜活。对史籍的现代性诠释涉及“遵古”和“今用”的两难，这便是信、达、雅的问题。对此，我采取了“朴求”的原则——以心比心、以事比事、以今法古，至于语言上的字斟句酌，却不是我这种情性的人能做得到的。最近又看到本台湾出版号称“台静农主编”白话史记，读时总觉得缺点什么，——诠释史记简单地将它转换为当代人可读的“白话文”并不是主要的目的，更重要的是让读者能从史记中汲取太史公要表达的“通天人之际，明善恶是非”之大义，这才是我做史记的根本，仅仅了解太史公描述的历史、事件、人物只是环节。当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正如一些“中西贯通”的史者对太史公的评价一样。面对这些难题，我便用了这几种方法：
1、保留原文，在原文的基础上对译。太史公的原文，自有他的笔风和韵味，这是白话文无法贯彻的，读者虽读不懂原文，但仍可从原文中读取到“原汁原味”的感觉；无论谁翻译，都会有错误，保留原文，也为这种错误提供了更正的机会；对译也有助于读者借助原文把握历史情境和相关关系，以白话文的理解反刍原文的营养。
2、增加了“释”。古文古语与白话文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一些历史事件在史记中用笔又过于简洁；有些事物或典故古人一看即明，今人却丝毫无知；再加上传抄中的错误和遗失、增补，会增加读者在理解上的难度，这不是通过白话文的简单翻译可解决的，为此增加的“释”便期望可以解决这些难题。更重要的是，为渗透出太史公的“大义”，我也企图结合当今时代的现实，对史记做一些延伸，以求达、雅的目的。
3、固定名词保留下划线。古时人名、地名等有些颇为偏怪，为避免影响读者阅读情趣，不致使读者陷于无谓的迷茫，在人名、地名等固定名词下做了标记。读者对这一类名词可不必费心揣度。
4、从古文到白话文，文字的字形和字义变化均较大，有些古字无存。但文字也有它的妙处和魅力，在白话文阐译时，有时会丢掉原字具有的韵味。这是读者需要注意的。对于文字，既不可拘泥，又不可轻易。
我完全是用“笨功夫”来译史记的，原文先读过几遍，然后再重抄到纸上，这一字一字的抄便是真正的“吃”的过程，虽还做不到嚼烂，也算是尽心了。我做这些事情，完全同学术、功利没有任何关系。对于当下中国，“物质创造”已不是最主要的事情。更重要的恐怕是“重树人心，重树信念”。当我经由了“西方世界”的游历，感受到西方“物质文明”的伟大后，在我破除了对西方的迷崇的同时，产生了一个十分简单浅显的愿望：这片土地生养了我，我要做一点有益的事回报她，以无愧于她的养育之恩。